敦厚朱德-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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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朱德微笑着问。康克清反问：“你是怎么想到要写这篇文章的呢？”朱德陷入了沉思，好半天才说：“我们已经打破了反动派两次大规模的‘围剿’，马上又要开始第三次，靠的就是铁的红军，所以要把红军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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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与李德控制红军指挥权前后（2）
7月中下旬，朱毛红军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盛夏时节，酷暑难当，朱德脚穿草鞋，流着热汗，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他的马像往常一样又让给伤病员了。朱德一边走，一边给大家讲“脚板底下出胜利”的道理，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行军也不是那么费劲了。
28日，朱毛红军主力回师兴国。这时敌军九个师向兴国疾进，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朱德、毛泽东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率领红军突然从敌两军中间40里的空隙穿出，东进到敌军主力侧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三仗，三战皆捷，歼敌1万多人。蒋介石立刻命令部队转兵东进追击红军，红军则以声东击西战术，派出一小部分兵力吸引敌军向东北开去，而主力部队掉头西进，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于敌重兵之间仅20里的夹缝中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回到兴国东北的枫边、白石一带隐蔽待机。
当敌军发觉红军主力在兴国时，红军已休整了半个月。这时敌军已饥疲沮丧，无力寻歼红军，蒋介石只得下令全线撤退。红军趁敌退却之机，于9月中旬在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又打了三仗，一次对峙，两次大胜。
战斗结束，将士们背着战利品喜气洋洋地去向总司令部报喜：“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失败了！”朱德正高兴，忽然接到红三军报告，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飞机袭击，不幸牺牲。
泪水从朱德那憨实的脸上滚下。毛泽东写挽联曰：“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朱德和毛泽东乘势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消灭了一些反动派，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两部分完全连成一片，中央苏区扩大到30余县。
9月28日，在于都通往瑞金的小路上，一列马队疾驰而来。骑着花青马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骑着白牡马的是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队伍里，还有其他红军领导人。
朱德、毛泽东等到达瑞金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为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并把领导机关搬迁到这里。这年8月从上海启程到达中央根据地的邓小平正在这里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和江西省的领导人一起迎接朱德、毛泽东等人的到来。这天夜里，邓小平等在叶坪村东大樟树底下的一幢两层楼里，向朱德、毛泽东汇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朱毛对邓小平在瑞金的高效率工作感到很满意。初次相见，他们便对小个头、极为精明能干的邓小平有了很好、很深刻的印象。
〖JP3〗按照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在瑞金叶坪先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11月1日至5日，朱德、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仍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会上错误地批评毛泽东、朱德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政治、红军、工会运动等决议案。 〖JP〗
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举行。这天黎明，雄壮的阅兵典礼开始。朱德、毛泽东等登上主席台。随后，他们在总参谋长叶剑英的陪同下，骑马检阅了部队。一队队整齐的红军队伍，引来从方圆几十里到会的群众阵阵的欢呼声。
这天下午，一苏大在瑞金隆重开幕。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巨幅画像，台上高挂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标，主席台两侧用青松翠柏扎成了彩门，上面用刚劲有力的大字写着一副对联：“镰刀劈碎旧世界，铁锤打出红江山。”会场周围，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博古与李德控制红军指挥权前后（3）
朱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站在主席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布：“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开始！我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
还在1919年，朱德就向往着“不劳动不得食”的苏维埃制度，今天经过多年的奋斗和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苏维埃制度终于在中国开始建立起来！他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呢？！台上台下，掌声雷动。
这次代表大会开了14天。出席的正式代表有610人，列席代表有500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琼崖苏区；还有些来自红军、全总、海员等处。
康克清虽然不是正式代表，但她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与曾志、彭儒、钱希均等人都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大会开始时，她坐在草坪上的人群中。大会的每一项议程，都让她激动不已。看到朱德穿着整齐干净的灰布军装、打着灰布绑腿站在主席台上。虽然还是平时的打扮，但在妻子眼里，他显得格外英武，格外精神。细一看，康克清还发现他的胡子新刮过。
11月15日，朱德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浓重的四川口音不时流露出来。朱德首先概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说，中国工农红军产生于中国的土地革命，这在世界上算是一个特点。中国工农红军是经过三、四年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从游击战争中日渐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掌声经久不息。朱德用双手向下按一按，那哗哗的掌声才慢慢停息下来。他和蔼又敏锐的目光扫视全场，使劲地咳嗽了一声，又开始了自己的讲话。他接着说：中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有阶级性的。它的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使它能够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必须努力扩大红军的数量，提高红军的质量，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政治、军事的教育，创造铁的红军。
11月19日，大会进行选举，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会上举行隆重的授旗授章典礼，以表彰红军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朱德获得大会授予的奖章。大会还通过关于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草案、经济政策的规定、红军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11月25日，由15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取消第一方面军番号，所有红军统一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11月27日，朱德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下设九部一局，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从此，毛泽东不再称毛委员、毛政委，而改称毛主席。
1932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填膺。可是，在3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
12月底，蒋介石以3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军事“围剿”。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已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博古一到苏区，就立即召开会议，取消原来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局”，由博古担任书记、总负责人。紧接着，便进一步推进“左”的政策，对前方作战指挥横加指责。这时，毛泽东已被“左”倾路线代表排斥出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岗位，朱德和周恩来担负起指挥这次反“围剿”斗争的使命。
博古与李德控制红军指挥权前后（4）
经黄陂和草台冈两役，红军全歼敌中路军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关枪300挺。 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哀叹：“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的失败，他已尝到红军的厉害。这一次，他更下了血本，动用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还邀请了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采取碉堡封锁、步步为营、节节进逼的新战略，气势汹汹，大有一口吃掉红军的势头。
就在这时，不懂军事、又要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博古，也请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当军事顾问。李德，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本名奥托·布劳恩。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的身份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了隆重的欢迎，破例为这位客人提供了牛奶、面包和当地烧酒。朱德举杯：“你叫李德，我叫朱德，这叫同名不同姓。我们为这个‘德’字干一杯！”
李德酒量好，一饮而尽：“你是中国的‘德’，我是德国的‘德’，但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德’。”几杯之后，李德便开始用俄语训斥在场的人：“你们中国的‘德’在俄国秘密基地受训过，可你们不会作战，游击战算什么？那不是真正打击敌人的战争。”
在此之前，朱德已听说李德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参加过苏维埃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街垒战。听完李德的话，朱德便知道他的话里有所指。
博古尽管一介书生，但他还能够应付这种尴尬场面：“欢迎李德同志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苏维埃军事斗争经验。随着李顾问的到来，中国革命定会打开新的局面。让我们在李同志的领导下，完成中国革命之神圣革命！”
朱德、周恩来端起了酒杯，但品的不是酒的滋味……
开始时，宽宏大度的朱德对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还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红军过去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来影响他，跟他讲不能打阵地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是，李德不以为然。
李德住在专门为他修建的“独立房子”里，像太上皇似的，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朱德对此很有看法，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于是，1934年1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时，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对四面包围的敌人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到了8月，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被打开，西线和南线也愈加艰难。在四面告急的局面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躲避，朱德毅然担负起支撑整个战局的责任。
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9月初，朱德指挥红一、九军团等部，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在东线取得温坊大捷，歼灭敌东路军李延年纵队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