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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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干部的培训工作。他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上海和无锡的地下工运。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1927年刚刚发生过“上海大屠杀”，蒋介石的部队和准军事秘密帮派制造的白色恐怖还笼罩在上空，他却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幸存下来并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1949年后，吴仲超回到上海和江苏，担任过一系列党的行政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华东局副秘书长和华东局党校副校长。吴仲超是一名忠诚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职业政工干部，但他显然也热爱文博工作，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在他担任院长期间，故宫的各种设施得到了妥善修复，馆藏明显增加（通过接受捐赠和收回曾经被卖掉或流失到社会上的艺术品等各种方式），管理结构多次进行重组，职工队伍不断壮大，而且博物院也相对地远离政治。
1980年，吴仲超生病住院，院长一职空缺。开始时博物院由副院长杨伯达和彭炎共同负责（不过彭炎好像在1983年被任命为院长）。从1982年到2002年，除了1987年至1991年张忠培担任正式院长外，在其他时间里，故宫由一些代院长和副院长领导，他们都是“领导委员会”成员。他们行使领导职责的时间分别为：彭炎从1980年到1982年，许里从1982年到1984年，于坚从1984年到1987年，吕济民从1991年到1993年，裴焕禄从1993年到1997年，谭斌从1997年到1998年，朱诚如从1998年到2002年。2002年10月，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正式院长，辅助他工作的是一个扩大的副院长小组，包括：谭斌、李文儒、张之铸、谢方开、肖燕、晋宏逵以及纪天斌。令人注目的是，在这7个人中，有三个拥有军方背景（张之铸、谢方开和纪天斌），有两人来自编辑出版部门（李文儒和肖燕）。因此，如果把郑欣淼院长算在内，在这七位现任副院长当中，只有一个人——晋宏逵——拥有艺术史或鉴赏方面的知识（晋宏逵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后来在文物局继续从事考古和建筑保护工作）。显而易见，负责故宫主要干部任命工作的国务院人事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甚至是部队经历，而不是艺术史或博物馆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训练。2003年10月，谭斌退休，一个博物馆工作方面的专家李季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执行副院长。
自1987年至1991年，张忠培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是一位学者。他曾经在吉林大学教授考古学。在他担任院长期间，还有四位副院长，分管博物院各方面工作：魏文藻分管建筑与设备；王树卿分管安全保卫和礼宾；马自树分管财务和旅游；杨新分管教育、研究、出版、展览及保管。
◎ 财务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故宫的管理方式和中国其他机构是相类似的——按照固定计划并根据政府提供的固定补贴进行运作。但是邓小平推行的财政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也波及故宫。1984年，中央决定博物院也应实行“责任制”，以明确责任，提高效率和业绩，按工作表现进行奖惩。这带来了权力下放，工作和财政的担子被下放到部门领导身上。工作表现突出或加班加点的能够拿到奖金，工作表现不良者则受到惩罚。工作人员仍然不得解雇（因此“铁饭碗”还是没能打破），不过估计更大的人事管理权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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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故宫的建立（12）
然而，这些意欲推行的改革从未真正得到落实，因为职工有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一直到张忠培接任院长后，工资制度才真正开始实行改革。张在1988年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在一片反对声中，张通过一系列措施推进改革步伐，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用一种新的浮动工资法取代长期实行的固定工资级差标准。按照固定工资级差标准，从警卫人员到研究员，他们的报酬大体相当（每月约为40元人民币）。而根据新的浮动工资计算法，专业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可多拿一些钱（每月在145—180元之间），额外或特殊工作还另有奖金，而警卫人员和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一律增加到70元。处长的月津贴是120元，副院长则根据其职责和工作表现可拿150—180元。也是在张忠培任职期间，故宫首次被允许保留一部分门票收入。
虽然故宫是一家国家级博物馆，属于中央机关，但令人惊讶的是，故宫并没有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大笔的补贴。据裴焕禄副院长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故宫每年的运行经费预算大约是8000万人民币（975万美元）。文物局允许故宫从门票收入中提成的数目正好就是这么多（门票总收入为亿元人民币，或2190万美元）。 由此，至少在1999年，故宫的收支大抵持平，不赔不赚。表面看来，故宫好像完全依靠门票收入，但事实上它也有出国办展览所得的收入。 当然，故宫必须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额外的财政补贴，不过故宫在财政方面似乎是自负盈亏。据裴焕禄副院长介绍，除了向职工支付工资和各种福利外，故宫的建筑修缮平均每年都要花费800万元人民币（975609美元），供水系统每年要花费2000万人民币（2439024美元）。
有时候一些特殊的工程项目需要专项拨款。例如，故宫一处可以保存65万件文物的地下库房就是由国家拨款修建的。这个地下库房面积为21000平方米，有相应的湿度和温度控制设施。它的修建耗时六年（1987—1990年年初建，1994—1997年扩建），花费了1170万元人民币（1342310美元）。环绕紫禁城的护城河的疏浚工程则耗资6亿元人民币（73170730美元），不过这笔费用由北京市政府负担。香港的中华遗产基金会为故宫西北角建福宫的修复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这项工程于2005年故宫成立80周年时竣工。故宫东北角另外一个庞大的工程是修复乾隆花园（宁寿宫花园）。该项目得到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资助。运用数字技术的新的信息中心于2002年完工，共耗资3000万元人民币（365万美元），由故宫和日本印刷公司托鹏“Toppan”共同承担这笔费用。
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也会有利于故宫，它可得到额外的款项用于改善展览的场地设施和其他方面。据说政府部门已经拨款1亿元人民币（975万美元），用于2002年至2008年间改善和修复故宫的基础设施——包括通讯、电线、供热和温度控制系统、防火装置以及安全保卫。 故宫虽然已经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做了大量工作，但修复工作计划将持续到2020年。
◎ 安全保卫
故宫的安全保卫工作仍然由中央警卫局负责。多年来，这支部队以8341部队而闻名。这支部队接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其日常工作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负责，北京卫戍区和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显然也承担部分领导职责并且向故宫提供经费、设备、培训以及警卫人员使用的营地。中央警卫局不只是保护故宫，它还主要肩负着保护中国领导人和中南海安全的重担。
◎ 陈列展览及各种活动
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故宫一直活跃在各个领域。1979年，以介绍中国艺术史为主的学术性月刊《故宫博物院月刊》开始出版发行；1980年，名为《紫禁城》的双月刊开始出版发行；紫禁城出版社也于1983年成立。后者出版了大量的上乘之作。从80年代初开始，故宫图书馆进行了重组，所收藏的数目巨大的皇家书籍和手札对学者开放（实际上一直到2004年学者才获得这种机会）。80年代还开放了图片档案馆，其中不仅收藏着故宫文物的图片和幻灯片，而且也收藏着中国其他博物馆藏品的图片和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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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故宫的建立（13）
1985年和1990年庆祝故宫成立60周年和65周年时举办了特别展览，举行了各种由中国领导人出席的仪式，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明代吴门绘画国际学术讨论会”和“纪念紫禁城建成570周年古建筑学术讨论会”结束后发表了重要著作。2005年故宫成立80周年也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在过去许多年里，故宫举办了各种展览，也到国外举办展览。但是，故宫本身受到场地不足的极大限制（且不说场地质量）。有人说，现有展览场地只能在规定时间里展出其永久收藏的100余万件文物的1/10，但即使这个数字也显过高。
博物院长期以来一直缺少展览空间，但不得影响紫禁城修建。现有建筑格局的要求限制了现代化的地下展厅的修建。人们对此曾有很多争论。1998年，一个计划得以批准，即故宫可在东华门附近、原皇家马厩下面建造一个面积为2万平方米的两层地下展厅。但是这一计划在开工之前被勒令停止，成为安全问题和该项建设不可能不对现有建筑产生影响等说法的牺牲品。另外一个计划是在紫禁城内故宫博物院东南角上驷院下面建造一个新的展厅，占地面积10900平米，包括展品陈列室、放映厅、会议室、休息室、书店和礼品店。可是这一计划也未能实施。虽然已经做了十年的计划和准备工作，但是故宫的地下展厅到目前为止还未破土动工，看来这一计划怕是要被永远搁置了。至于地上展厅，人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总是由于美学上的、建筑上的或是安全方面的考虑而被否决掉。然而，2004年故宫从位于西华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那里获得了一些地下空间，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称，可能拿这块地来扩大故宫博物院的展厅。
尽管故宫可以在十个展厅里陈列其馆藏，但这些地上展厅（主要是绘画馆、珍宝馆和钟表馆）都设在木质结构的旧宫殿建筑里，安装现代化的照明、音像及安全保卫设施对木质结构的建筑来说非常危险，因为可能会因短路而发生火灾。地上展厅里虽然有空调设备，但是难以对湿度和温度变化进行控制——这对绘画及其他文物的保护至关重要。故宫每年10月都会展出许多弥足珍贵的绘画真迹，因为秋天的气候最适宜于卷轴作品。除此之外，按照国际标准，地面展厅的状况十分恶劣，令人担忧。正如《中国日报》上刊登的文章所指出的，“故宫博物院举世闻名，但迫切需要实现现代化。”
至于在国外举办展览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故宫出国办展览仅限于苏联东欧国家。1974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明清时期的艺术品首次被送往日本进行展览。在80年代，展品在许多西方国家展出——包括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法国、荷兰、奥地利和葡萄牙。在亚太地区，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也都举办过故宫展品的展览。
◎ 连接过去的纽带，现政权合法性的象征
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它是把中共和人民中国与其民族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因而也赋予现政权以合法地位。政府也通过故宫及其馆藏巩固其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与声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认识到这一象征性价值，不过他们也确实想保护故宫，丰富其作为国宝的收藏品。政府在困难时期付出极大代价回收流失的艺术珍品，修复和改善紫禁城里的条件和基础设施，在动荡时期对其予以保护。遗憾的是，故宫及其工作人员经受了毛泽东时代的各种大规模政治运动，许多运动都留下了令人尴尬的经历，对个人前途和生活产生影响，给本来只是一个公共文化机构的故宫博物院投下了阴影。
今天，随着中国迈进21世纪，故宫仍然是民族自豪感的巨大源泉。它依然是连接中国历史——萦绕着集体回忆并激励着民族复兴的时代——的象征性纽带。然而，和过去几百年一样，皇家艺术收藏品依然是政治的对象，是政府的象征。有些东西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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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回顾了三千多年来中国皇家艺术收藏所经历的非同寻常的传奇历程，从青铜器时期一直到21世纪初叶。中国皇家艺术收藏的历史折射出中国历史本身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总体上是越来越丰富，但由于自然灾害、外族入侵、战争、偷盗、朝代更替、政权更迭、政治运动及其他现象的影响，又反复地出现波动。
纵观这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发现，皇家收藏总是与彼时彼地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解不开绕不过的联系。事实上，本书一再议及的中心论点是：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皇家收藏视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