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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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以后马衡不在的日子里，负责故宫日常工作的是总务处处长张庭济。日本方面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由于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
在此期间，故宫遭到了几次破坏。1938年6月15日，日军占领北平还不到一年，就从太庙劫走了几百册书籍，据说，这些书籍大部分被烧掉了。六年以后，日军为了保证他们的武器供给拼命搜集金属，他们从故宫抢走了54口铜缸，4尊铜炮，91个铜灯亭。1945年7月，日军又一次试图抢夺铜缸，这一次抢夺的地点是太庙，但被故宫职员制止了。8月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归还了所有抢走的铜灯亭和铜炮。多亏了王世襄等人的奔走，最后，中国方面收回的金属共有4460公斤，尽管有些铜缸已经被打碎了。
1942年6月，日伪政权任命祝书元为故宫博物院的临时代理院长。祝书元的任命使那些还妄图对故宫财物主张权利的满清遗民十分气馁——原来，满清爱新觉罗氏家族的部分成员大概还想追讨宫廷财产。任命祝书元的那年，紫禁城北边的景山和紫禁城内的太庙都向游人开放了。门票收入和故宫职员的工资（虽然很低）都恢复正常。
1943年，故宫的工作人员接到命令要把古物展览厅和历史博物馆合并成一个行政单位，共同隶属于故宫博物院。这次合并早在多年前易培基任院长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主要是着眼于效率的提高。1947年马衡返回北平之后，这一方案就被正式确定下来了。
◎ 追踪散佚的珍宝
中日战争期间，王世襄曾为保管重庆的珍宝做出过贡献，后来他又在追回散佚文物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他被任命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寻回1924年因日军抢掠或其他原因而散失的宫廷珍宝。
流失的宫廷珍宝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逊清皇帝溥仪（即后来日伪政权的傀儡皇帝）带到满洲去的几百件珍贵典籍、珠宝和书画作品。它们曾经被存放在溥仪满洲宫殿后面的小白楼里。溥仪1945年被苏军俘获以后，他在满洲的宫殿和仓库都被接管皇宫警卫的“国军”抢掠一空了。
日本战败以后，溥仪从前的收藏中有很多重要藏品出现在北平和天津的古董铺中，王世襄许诺，国家将重赏能提供有用线索的古董商。另外，在1947年年初，国民政府专门拨出亿元用于收买这些国宝。他们运气不错，一位在溥仪的天津旧居居住的美国陆军上尉向故宫博物院报告，说在屋里发现了一个没有打开过的密室。王世襄闻讯赶到天津，打开密室后，发现里面藏有1000多件小块古玉和四件卷轴画。这些玉后来被认出原是放在宫中绣有锦线的特制的箱子里的，它们最终还是回到了故宫。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王世襄开始追踪“东北货”，并取得了一些成效。这项工作自王世襄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战争年代的艺术珍品（5）
王世襄还帮忙找回了不少其他重要的宫廷珍宝。德国商人杨宁史曾得到一批日本占领期间在北方（在河南）出土的珍贵青铜器。1945年11月，得到消息的王世襄悄悄来到杨宁史在天津的办公室。在杨宁史的办公室里，王世襄注意到秘书正在打印一份中国青铜器的清单。由于有清单直接对质，杨宁史不得不承认他手上有这样一批青铜器，但他狡诈地称藏在天津的住宅中，那里已被军阀占用。王世襄带着官方的介绍信，三次去天津跟军阀交涉，但都被挡在门外。无计可施的王世襄只好向国民政府行政院主席宋子文和他的内兄蒋介石求助。1946年1月，河北省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接管了杨宁史的收藏，故宫博物院在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点查了这批藏品。为了庆贺杨宁史的“捐献”，博物院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这批藏品从1945年10月30日到1946年11月11日一直留在博物院的两间屋子里供人参观。
1945年到1947年间，在漫长的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大家都在努力将珍宝重新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南京和北平两地博物院的各项工作逐渐恢复正常。1948年五六月间，两个城市都举办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展出。
然而，这些珍宝并不是从此就安然无忧了。中国很快又进入了内战时期，事实证明，这次内战是20世纪以来对皇家藏品完整性的最为沉痛的一次打击。内战导致了宫廷收藏的彻底断裂，两个独立的博物院建立了，一个在中国北京，一个在中国台湾。
台湾故宫的建立（1）
1948年左右，中国卷入了一场惨痛的内战，交战一方是国民党，另一方是共产党。找回并收齐南京和北平的皇家藏品是故宫人从1945年到1947年的中心工作，此时因为内战也不得不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交战双方对这些珍宝的争夺，每一边都认为自己才是珍宝的合法所有人。
194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府的行政机构）向马衡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要求后者为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精品编制一份名单并配以详细说明，同时准备安排这些文物用飞机分批运往南京。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制定预备方案，打算从中国东海岸撤退到台湾岛。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希望国宝都能聚集在南京，这样一旦需要，他们就可以把这些珍宝安全地带到台湾去。
但马衡看上去却并不急着装运文物。行政院致电催促马衡快些发货时，马衡就以各种借口搪塞，说还没有准备好，或者天气不好不能装运，通过机场存放和运出这些珍宝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等等。
这些明显的拖延策略，再加上马衡对一位同事不经允许就去了台湾的不赞成，都表明马衡很可能是在有意违逆南京政府运送珍宝的命令。马衡的一个职员后来问他：“马先生，您的目的就是不把那些珍宝用飞机运走吧？”马衡点燃一根烟，笑着回答道：“那不也是你的想法吗？”甚至在老朋友和同事庄严的催促下，马衡都没有改变自己要留在北平的决心。庄严后来和国民党一起去了台湾，在那里他继续为国民党带到台湾去的那部分国宝工作着。
◎ 文物运台
没能取得马衡的合作，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抛下紫禁城大量的皇家珍宝逃往台湾。他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只带走了南京所有藏品中的大约五分之一，包括1935年到1936年间在伦敦展出的那80箱精品。
当时，所有的运输都由国民党军方控制。蒋介石很赞同文物运台的决定，专门拨出一笔800万元的款子用于这项计划。那志良细致地记录了这场大规模迁移的细节。本来计划共运送五次，不过实际只运了三次。总共有约4000箱珍贵文物运到了台湾。庄严被指派护送第一次文物运输，这次运送包括了所有参加伦敦艺展的箱件。
把珍宝箱件从存储地送到码头时相当混乱，庄严曾描述过这一情形：当时他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船上给他们空出的地方有多大；码头工人可能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他们有意拖延怠工，两个人能抬的箱子他们要三个人一起搬，后来甚至四个人一起搬，直到搬运工作几乎无法继续。1948年12月22日，庄严随同第一批文物乘坐“中鼎”轮从上海前往台湾北部的基隆港。他后来回忆了那次可怕的五日之旅，海面上波涛汹涌，装满奇珍的箱子在船舱内左右摇晃。
那志良参加了第二批文物运输。这次运送的文物包括来自中央博物馆和中央图书馆的珍贵图书。中日战争以后，杭立武向日本索回了很多珍贵的图书和艺术品，运往台湾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这部分图书和艺术品。那志良先生在1949年1月9日离开上海，搭乘的是商业性的招商局“海沪”轮。
运送第三批文物的“昆仑”号于1949年1月29日离开港口，直到2月22日才到达基隆港，漫长的旅程让盼望货轮到达的工作人员等得心焦。庄严说这次运输包括了大部分1933年从北平运到南部的书籍，但“昆仑”号起航时还是在码头上留下了60个箱子。在最后的混乱中，这些剩余的珍贵书籍优先分给了那些无法随船离开的国民党军官的家属，他们满怀恐惧，担心会遭到共产党的惩罚。
第四次运输还没有着手的时候，蒋介石就辞去了总统的职位，继任的李宗仁下令停止所有的文物运送。文物运台的行动中并没有美国船只加入，美国曾一度错认为应该动用美国船只协助文物运台的活动。
确切的说，有3824箱文物被运到了台湾，包括了大部分精品文物。其中绝大多数是举世无双的大幅挂轴画作，它们都出自唐宋时期的名家之手。而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则保留了一部分最重要的书法作品及小型手卷绘画作品。北平和台湾两处收藏存在这些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溥仪和溥杰离开紫禁城时夹带了部分皇家藏品，他们挑选的自然是最容易携带的物件——尤其是那些手卷和册页，由此便将大幅的挂轴画卷留下了，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最终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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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故宫的建立（2）
国民党在即将逃往台湾的最后关头还奇迹般地获得了一些珍品。比如，1948年12月，杭立武和其他几个人正准备从成都乘坐最后一班飞机赶往台湾，艺术大师张大千提出了一个紧急请求。据杭立武的记载：
他（张大千）匆忙中检出七十余帧，请搭此机空运台湾，以保存国家文化。但那时飞机载重已达饱和，驾驶人员不答应再增加重量，在此情形下，我为保存重要文物，决定抛弃了我的行李三件，以换载张大千的国画。惟当时我提一条件，这批国画运到台湾后，请他赠予政府，张氏立表同意，当时就写了一张名片，作为赠送的证明。
实际上，这些画最后是给了台湾的历史博物馆。
三次运输的文物在台湾聚集成了一个新的收藏。最终它将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拥有举世罕见的、最丰富的青铜器、书法、手卷画作、珍贵典籍等藏品。国民党当局自认为是全中国的代表和中国皇家文化传统的继承人，他们正在不遗余力地试图维持这一身份。
◎ 台湾故宫博物院
在台湾盘踞多年后，国民党当局才开始考虑找一个能和紫禁城的宫殿相媲美的地方来长期安置运到台湾的藏品。起初，存放宫廷珍宝的地址选在靠近台中的台湾中部高地地区，就在台中糖厂的两间库房里。到1949年4月，又新建了三个仓库。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又立即对文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点查，并编制了一份“故宫运台文物清单”。打开箱子晾晒文物的做法很快也重新恢复了，这是文物当年存在中国西部的十年间养成的习惯，那时藏在山洞和庙里的文物每隔6个月就要打开晾晒一次。
1953年，工作人员在存储藏品的仓库附近挖出了一些山洞用来展出藏品。显而易见，这些文物急需一个条件好些的地方长期保存，因为山洞对这些文物来说太过潮湿了。1954年2月，亨利·卢斯来台湾访问并参观了这些皇家藏品。亨利·卢斯是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出版商，非常有钱，他同时也是蒋介石和国民党集团的热情支持者。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美国新一届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个亚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提供资金在台中郊区北沟建了一个小型博物馆。1957年，新建的小博物馆正式开放。
1955年11月，这个新建的小博物馆和“中央”博物馆、“中央”图书馆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在那以后不久，“###”决定刊印一份出版物，向公众介绍这部分皇家收藏中的精品绘画、瓷器、织锦和刺绣。一个主要由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他们亲自到北沟去为这份出版物挑选艺术品。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王世杰、罗家伦、蒋毂孙和叶公超。学识渊博的故宫工作者如庄严、那志良都担任了这次活动的顾问。
这个委员会编辑成的清单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正目”，根据这个正目1956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画册，即《故宫书画录》。这个出版物中对于书画的描述经常是直接取之于18世纪的乾隆编目。尽管乾隆编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艺术史学家们——部分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职员，还有些是外国专家——已经对乾隆编目中许多藏品的年代和作者进行过修正，而1956年的刊物并没有把这些新成果反映出来。
台湾故宫博物院甚至在使用展览标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