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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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承包责任制”，不就是单干嘛。他巴不得上级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遭到革命的大批判，一批批重新上台的老干部再一次下台。这一切，与他当初把刘继先拉下台，欢呼过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拥护改革开放很矛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乡里领导批评他落实上级精神不力，他也不在乎，照样我行我素，坚持不把土地分给群众。
就这样，刘庆典带领我们马寨村，软磨硬抗了一个麦季。其他行政村的群众大囤满、小囤流的，放开肚子吃上了白面馍，我们寨子仅仅勉强完成了公粮任务，群众分到手的粮食比往年还少。出了门的闺女们回娘家，不再提白面馍篮子了，而是送来了一袋袋麦子。比比外村，看看自己，群众们开始不听话起来。况且刘庆典压着的上级文件，报纸上全部登了出来，瞒不过众人眼，三组、七组就不听刘庆典那一套，率先把地分了。其他组也蠢蠢欲动，准备分地。刘庆典终于撑不住劲了，召开了村组干部会议，草草地安排了一下，各村民组呼呼啦啦地就把土地分了个精光。
分地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秋收以后，种麦以前，那时候，场光地净，容易操作。可我们马寨分地是在三夏大忙时办的，就有些乱套。各村民组每天都有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他们把“捞石”砸烂、井绳剁成段儿，全部分了。四组有两户群众，为了一副牛套，大打出手，相互打伤，两家人把伤号送到医院，头上、身上缝了许多针。
分地以后，群众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根本用不了生产队长们再操心，一个比一个晚睡早起。连六十多岁的老学究孙乃社，都克服了一生好逸恶劳的习惯，天天下地干活儿，喜得他儿媳妇说： “俺老公公像换了一个人。”只有栾二哥和刘继先，还改不了习惯，懒得种地，他们分的地撂荒了，毛毛穗草盖过了庄稼，也没有人理他们。尤其是刘继先，老婆和他离了婚，孩子也带走了，精神和骨头都散了架，赌友们忙着干活儿，没人陪他赌博。自己百无聊赖，出门怕晒，下雨怕淋，整天躲在屋子里睡大头觉。大弟刘臭蛋和二弟刘继宗，曾经日亲道娘地骂过他，他火了，说：“真是扯 蛋，你们干啥管老子？我就是饿死，也不到你们门口讨饭吃！”
元叔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和那个四川婆娘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女儿，最小的是个男孩。在分地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元叔夜观天象，看到天狼星比以往出现得早，比较明亮，就判断今年成豆子。分地后，别人家仍然大量种植红薯，他却把几亩地全部种上了黄豆，套了玉米。那个四川婆娘最听元叔的话，元叔安排什么，她都说： “要得，要得。”个子虽然不高，干活却最肯卖力气，背上背着小儿子，一天到晚不闲着，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家五口整天泡在地里，伺候庄稼胜过了伺候孩子。大女儿孙松玉也非常勤快，往玉米棵上抓化肥，抓上一把，就把玉米根旁的野草拔下来，地里找不到一根杂草。
孙二孬也学元叔，把自己的地种的模式同元叔一样。妹妹孙丫丫放暑假，要到地里帮助哥嫂干活，他们两口子说啥不让，要她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马玉花说：“妹妹，多你一个少你一个，也累不着我们。我没有能够上学，后悔一辈子，再不能让你也走长大就嫁人这条路了。”孙二孬对马玉花的这种表现，打心眼里满意，嘴里却说：“咋，嫁给咱后悔了？”马玉花笑着说：“后悔后悔，就是后悔，你和刘臭蛋都是响赖东西！”说完，可能忽然想起了刘臭蛋让她猜谜的往事，顺手拍了孙二孬一巴掌。
这一年，老天爷和党的政策、民心很合拍，不管是元叔家，还是其他农户，全都获得了大丰收。元叔和孙二孬家的黄豆多，他俩合伙把那个“水打磨”修好，开起了豆腐坊。一入冬，四川女人和马玉花在家里磨豆腐，元叔和孙二孬腰里束着草绳，分别到四外村去卖豆腐。给钱可以，拿豆子、小麦换也可以，不仅有了细粮吃，手头也开始活泛起来。发旺哥就曾经赞赏地说：“有脑筋的能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不论啥事儿都是光屁股骑扁担——有板有眼儿，比我们弄得强多了。”
到了这年头，没有人织布、染布了，刘庆典的小金库，我们寨子里很有名的染坊倒闭了。有一些家庭向元叔学习，合伙开起了粉坊，做粉条、粉皮的买卖，也有很多收益。
栾二哥还想把村里的小剧团组织起来，动员了许多人，没有人肯参加。有的人说话很刻薄，戏弄栾二哥说，二哥，唱的戏，到外边唱戏弄钱花，跟要饭吃差不了多少，是下九流的事儿，咱丢不起那份人。栾二哥很无奈，眼看六十多岁了，一生一事无成。想想自己干不动庄稼活儿，还是干老本行，唱起了大调曲子，趁着年下，到各村去做说书艺人。他重新捡起了过去的唱本子，唱了一出《李豁子离婚》，唱词朴实，唱腔优美，很受欢迎。后来，市里、县里的文化部门，专门为他这个大调曲子录了磁带，在我们那里流传很广。有一句唱词是：“长得好了吃好哩，长得不好就吃那黑窝窝。”竟然一语中的，说出了现在搞美女经济最基本的理论根据。栾二哥虽然做农活不行，到底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
快到春节的时候，老学究孙乃社饮了几杯小酒，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也不知是自己杜撰的，还是抄袭别人的，写了一首诗，贴在屋子里：
日出东海落西山，
乐也一天，喜也一天。
种了几亩责任田，
东屋一圈，西屋一圈。（圈即囤，我们那里用茓子盛粮食，群众说是“圈”）
交足公粮归自己，
肚里舒坦，心里舒坦。
一壶小酒桌上摆，
你也端端，我也端端。
有吃有穿有活干，
行也坦然，睡也坦然……
见到这首诗的人，都说好。后来，县里来了个小报记者把它抄走，登在了本县的消息报上，另配了编者按，说现在的农民富了起来，幸福的心情溢于言表，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说明党的政策是英明的。谁知到了后来，县里领导总嫌经济发展的速度太慢，主要是思想落后造成的。为了组织各级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领导们带领县乡干部分几批到经济发达地区观摩学习。回来后，县委书记作“大步流星奔小康”的工作报告，再一次引用了这首诗，批评说写诗的这个农民，反映的是全县干部群众的心态，“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意识”，与经济发展的大潮很不合拍。当然，领导作报告，轮不到孙乃社去听，他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遭遇，要不然，又会说：“啥领导，一点水平也没有！”
第44节 换种
元叔这个人在我们寨子里，算得上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书，积累了一肚子学问。但他却没有老学究孙乃社爱好掉书袋子的那种酸腐，也没有孙乃社喜欢写诗的那种浪漫。
元叔是一个很讲究实际的人，每隔一个时期，他的脑子里就会产生一个怪念头，促使他从实用主义出发，努力钻研这一个课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用自己创造的独特学习方式，钻研过初等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不亚于一个合格初中毕业生的水平；钻研过玄学，快把孙乃社那一包书读烂了。除了知道自己眉心里那一颗红痣不“主贵”外，对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等知识弄得滚瓜烂熟，在相面、占卜和看风水方面颇有心得，只不过碍于出身地主家庭，避免祸从口出而深藏不露。在这一方面，比起后来在祖师顶住持的长老“静宇”道人来，是一个世外高人。
最终，元叔走上了钻研医学的道路。物理、化学和玄学，这几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学问，竟然能够杂交，对于元叔钻研祖国医学宝库很有帮助，使他比我们那里其他医生的中西医基础功底和理论水平，要深厚得多。他在治病时，常常熟练地运用理化、玄学和医学理论，对各种疑难杂症，通过望闻问切，得出比别人更加深刻的结论。他对疾病成因判断得正确，再加上中西医兼顾，敢于并善于用药，处方独特，标本兼治，医好了许多其他医生束手无策的病人，从而使他在我们那一带名声大振，经常有人上门找他看病。
元叔的实践证明，一个有脑筋并肯动脑筋的人，只要朝一定的方向钻研，就会搞出名堂来。知识其实是一种网状结构，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可以启迪思维，开阔视野，丰富心灵，激发和提高人的参悟能力。元叔好像一粒饱满的种子，只要水肥条件合适，一定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存在决定意识，环境决定生存；生存需要产生知识追求，知识追求产生学习动力。元叔在其他方面，没有过多的建树，最终转向钻研医学，是他这么一个能人，在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走出的必由之路。
在本书的上卷里，我们已经知道，元叔还钻研过农业应用技术。有一段时间，元叔对搜集农业生产、气象节令方面的农谚入了迷，积累了满满的几大本子。他对所能搜集到的每条谚语，不仅加上了批注，记载出处和注释，还举出具体的例证。他搜集的这些资料在杜思宝看来，比许多正式出版物，内容要翔实得多。可惜，他在这条道路上，没有走得太远，让他与一个农业土专家失之交臂，要不然，他同样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有所造就的。
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年，贵亭叔日渐衰老，终于干不了生产队长了，他主动地向支书刘庆典撂了挑子。贵亭叔向支书举荐的继任人，是从部队转业的党员、当着我们第八生产队保管员的刘庆河。刘庆典觉得刘庆河这个人太聪明，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不同意贵亭叔的主张。他说：“这事儿，还是叫继安干吧。继安这孩子老实，办事认真，当一个生产队长是块好料儿。”顺便交代一下，刘继安与支书刘庆典的门分近一些，刘庆河与贵亭叔的门分近一些。
贵亭叔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仍然要争一下。他对刘庆典说，当队长这活儿太辛苦，继安这孩子还有点嫩，若不行让社员们选举一下？谁知刘庆典比他有眼光，胜算在握，竟然同意让刘继安和刘庆河两个人当候选人，在我们八队搞一次选举。
我们八队公开选举生产队长，可以说是在我们寨子里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让人民当家做主、行使民主权利的创举。在选举的那天，因为新鲜，全生产队男女劳力到会非常整齐。大队的几个干部全部来参加了会议，他们坐在主席台上。在他们的面前，摆了一张八仙桌子，桌子上放了两只碗，一只碗下面压的纸条写的是刘继安，另一只的是刘庆河。开始选举时，两个候选人回避了，群众按照要求，每人只准朝一只碗里丢一粒豌豆。
大家丢完豌豆以后，在我们大队治保主任张群柱的监督下，由两个社员分别数了碗里的豌豆。结果，刘继安比刘庆河多了七粒豌豆，刘继安当选了。
刘继安一上任，首先找元叔讨教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元叔对这个邻居侄子，没有过多的谦虚。他一语惊人地问刘继安，你知道毛主席为农业立的“八字宪法”不？刘继安说，知道，不就是“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嘛。元叔说，你说得很对，据我历年观察，毛主席的这个“八字宪法”尽管缺一不可，但种子应该放在第一位。在同等的条件下，只有种子，才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牛鼻子”。牵住了这只“牛鼻子”，一定能够丰产丰收。刘继安果然听话，比其他生产队长分外注意串换良种。在那几年里，我们八队确实比其他生产队高产得多。群众认为，选刘继安当生产队长算是选对了，并且对种子的增产作用深信不疑。有一次，发旺哥拍着队长的肩头说：“继安，你就是你爹的一颗好种子啊！”
说实话，自从分田到户后，政策好，天凑巧，人肯干，是家家户户丰产的基础条件。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良种的增产作用，更是功不可没。
现在我们都知道，湖南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发明的水稻杂交育种技术，震惊世界，解决了地球上第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国家重奖了他和另外一个发明激光照排系统的“当代毕昇”王选，每人发了五百万元人民币的特殊贡献奖金。而我们这里的小麦良种专家龚文生已经作古，没有获此殊荣。现有个小麦育种专家叫周中甫，享受着国家特殊津贴。由此可见，水稻到底比小麦占了上风。
我们这个中原大省，除了红薯外，是小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