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鳎制ǖ咂ǖ呃吹奖本Ｋ闹廊绽硗蚧牡弁踔穑岚阉姹闼档囊痪浠暗闭妫拷壬缓迷诠饭莸北嗉魇槌妫浒宓省？伤且晕谐蝗湛梢缘鄙瞎Φ拿危贾招巡还矗驼庋恢钡角∥迨辏员谎┎刈牛坏挥蟹⒋铮炊虮狈狡虻牟皇视Γ剂死喾缡。沼诓恢紊硗觥�
而赵翼这个大文人，他的《陔余通考》、《廿二史札记》，几为治中国史者案头必备之书，这都是他乾隆三十七年因受到降职处分，辞官解职期间所撰著。虽然，他数次下狠心，此后“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可他从乾隆二十一年起，入军机处供职，一直到嘉庆十五年，死前四年，奉旨赐三品顶戴，将近六十年的为官生涯，无论擢升，无论黜降，那甘心为帝王奴才效死终生的宗旨，从未超脱出来。可是，做官真的使他得到快乐了吗？一则《军机直舍》随笔，记其军机处的生活片断，略可了解为奴才之不易。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官员同直，则余亦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营之军机房明窗净几，华褥绣毯，当笔者倚隐囊椅而坐，颇顾盼自雄，余不觉爽然失也。（赵翼《檐曝杂记》）
写此文时，已是晚年，能以一个文人的认知，来看待自己的经历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却依然读出为帝王奴才久了以后，那卑下的品位和格调。看起来，磕头磕多了的奴才气息，长在骨头缝里的，也难轻易褪掉。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专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也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论。
在那个黑暗王国里，在精神的扼杀胜于一切压迫的时代里，纵使有天大的才华，也只能付诸流水，任其消逝，化为乌有，抱憾苍天。因此，无论为叛逆，无论为奴才，也无论既非绝对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丝缝隙中求生存，如袁枚这样侥幸者，在这样一个高压窒息的乾隆年间的政治气氛下，作为诗人的袁枚，除了倡“性灵说”，还有别的道路可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么？
他之这样做，固然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也是为免受文字狱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毫无疑义，袁、蒋、赵，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得大发展，当有大成果，如果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写，不知该给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华章？然而在统治者的精神阉割下，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润到心灵的腐蚀下，他们不得不风花雪月，不得不游戏人生，不得不关在随园那小天地里，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脱节，不得不改弦易辙、奉旨填词，不得不官样文章、马屁哲学。因此，袁枚所发起、所推动的倡写性灵，摆脱陈腐的新诗歌运动，对于清代文学的发展，多少起到一些促进作用，也就是难能可贵的贡献了。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双子星座似的诗人，也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而且，远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产生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假如，倘非满清“盛世”，对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严酷统治，袁枚、蒋士铨、赵翼，对于世界文学史的意义，绝非今天这样简直不足为外人道的寒伧了。话说回来，即使对中国人而言，知道他们三位者，又有多少呢？
呜呼，天才的悲哀，莫过于生不逢时了。
人间惟有杜司勋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杜司勋，即杜牧，晚唐诗人之翘楚。李商隐有一首七绝，这样写他：
高楼风雨感斯文，
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
人间惟有杜司勋。
（《杜司勋》）
唐代诗歌，经过了初唐的勃兴，盛唐的辉煌，中唐的赓续，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势。若无杜牧、李商隐那令人眼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难画上圆满句号的。晚唐的这两位诗人，都很短命，可怜得很。
杜牧，公元８０３年生，８５２年死，活了４９岁；李商隐更惨一点，公元８１２年生，８５８年死，活了４６岁。他们都处于郁闷困顿中，愁病而逝。中国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时，这可算一对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里，他们却能给诗歌，给文学史，留下来长久不衰的精彩，实在是了不起的。在中国，凡读过点古文，念过点旧诗的知识分子，几乎不假思索，即能脱口而出这两人的诗句。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能够拥有千秋万代、持续相继的读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从他们心底流出来的诗，永远洋溢着鲜活的新意。惟其新，诗人也就伴随着读者长存下来。
作诗也许不难，创新为文学的生命，却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鲁迅曾经感叹，他的旧体诗所以未能多作的原因，就在于前人已经把诗写尽了。一个“尽”字，道出创新者难以为继的苦衷。创新，遂成了文人的致命伤，困惑着一代又一代想写出点好东西，想写出点新东西的作家和诗人。
自唐以降，一千多年，诗人何啻千万，所写的诗、词、歌、赋，数以亿计，还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什么没写到的？还有什么未开垦的处女地，留给文学的后来者耕耘呢？鲁迅尽量不写，这就是智者的抉择了，与其露丑，不若藏拙。而不幸的是，时下很有一些自命风雅的同行，附庸风雅的官员，弄上两首顺口溜，打油诗，快板书，混充五言七律，绝句汉俳，这纯粹是有了把子年纪以后，还要穿开裆裤上街，露出不雅的臀部，存心不怕丢人的洋相百出了。
这就是中国人多，中国文人跟着也多的后遗症了。林子大，便什么鸟儿都会有了。一般来说，树林虽大，鸟儿颇多，大致也就以下这四类。自古以来，凡耍笔杆的，都逃不脱这样的区分：
一，把文学当成生命的；
二，把文学看成饭碗的；
三，拿文学当玩艺儿的；
四，专门以折磨文人为己任的。
第一类人，通常活得很苦，尤其想创新者，更苦；第二类人，大半活得很爽，只要拿起敲门砖，几乎都有成为阿里巴巴的可能，自然，脸皮要有一定的厚度，手臂要有一定的长度；第三类人，不管别人如何，总是能够自得其乐；而第四类人，别人开心他不开心，别人不开心他倒开心了，一副“天丧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远些为佳。
这就是既相生相克，也相辅相成的文学生物链。
但最奇怪，无论以上第二类文人搞的功利文学，第三类文人搞的挠痒文学，第四类文人搞的整人文学，统统都要标榜自己为百分百的正宗文学。惟恐人家不认账，不买账，便借助于权力，借助于金钱，偏要挤进文学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仪。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讽刺过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径了。
近年来，我竭力龟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免得碰见这班人时，点头不是，不点头也不是的尴尬。
当然，各式各样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学，本是文坛的客观存在，大可不必讳言。拍马文学未必低，清高文学未必高，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得了鱼，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鱼。但文人是种很欲望的动物，鱼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于是，就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但别忘了，声名的诱惑，功利的追求，从政的驱使，经营的用力，一个劲地投身于这种非文学的活动之中，就难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干涸、情思衰竭、感觉迟钝的可能。提起笔来，也就只有蹈袭陈规、依样葫芦、驾轻就熟、因循守旧这条路可走。
于是，出现了当下文坛上的近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
一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
二是写小说的人，也快要比读小说的人多；
三是写评论的人，估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比写作品的人多。
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看到我的同行们，如此不在意文学的创新之道，如此不介意文学的生产过剩，如此津津有味地，乐此不疲地，像旧时磨坊里那些蒙着眼罩的牲口，一圈一圈绕着磨道，以一年千部左右长篇小说，数千篇中篇小说，数万篇短篇小说，以及恒河沙数的诗歌生产速度，为读者制造着“标准粉”式的精神食粮，不免有些杞人忧天起来。
我想，一个真正把文学当成生命的人，应该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文学生产方法。
从古至今的文人，稍有点出息的，不愿落入窠臼，不愿重蹈前辙，不愿嚼别人嚼过的馍，不愿尾随他人走同一条路，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对唐代诗人这种创新的执着，“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的一根筋的精神赞叹不已。他们总是希望创造出“今古未尝经道”（杜牧语）、“远去笔墨畦径间”（杜牧语）的新格局；总是努力开拓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语）、“作不经人道语”之“一家言”（李贺语）的新境界。唐诗之所以为唐诗，就建立在这种不断更新的宏大气象上。
于是，我在想，唐诗由初唐的王杨卢骆，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韩愈、李贺，进入公元九世纪中叶，当时的文学界，肯定也会有鲁迅写作时，这种受到被前人写尽，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犹如到果园去采摘，你兴冲冲地来了，可发现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场价值的果实，席卷而去，只剩下残枝败叶，一片狼藉。际此地步，老兄，你将何以堪？这种无所适从，无从下手，无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个时期的杜牧、李商隐、许浑、张祜等晚唐诗人，所面临的现状。
唐诗有两个“李杜”，一为公元六世纪的李白与杜甫；一为公元九世纪的李商隐和杜牧。对后“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经达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势，实在是难以逾越的巅峰。要想与他们比肩，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要写出与他们的不同来，这才能拥有绝对属于自己的世界。你要当跟屁虫，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杜牧不会这么讲，但一定会这么想。
我是根据公元８３１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中，杜牧为《李贺集》做的序，作出这样的判断。他在文章结尾如此写道，口气之大，令人咋舌：“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他对李贺的褒扬，也是对自己的期许。虽然，他在《献诗启》里说明他的创作原则：“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但他的为人一生，也许很失败，为文一生，却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负，决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赵翼指出：“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诗序》说到杜牧，也认为他：“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致，沿寻风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宁为幽僻奇谲，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而绝不致有蹈袭剽窃之弊，是则唐人深造极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隐才有发自内心的“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极高评价。要知道，文人称赞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虚头巴脑，不是顺水人情，不是当面点头，背后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场讨好，而是由衷赞美，真心褒扬，是极少有的，因而也是极难得的。
这就印证南北朝时梁人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过的金玉良言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两句话，八个字，绝对是想在文学领域中，要干出些名堂来的人的座右铭。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如此。你要想头角峥嵘，领时代之风骚，你要想独树一帜，引文学之新潮，那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