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铁时代--王小波-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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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马桶上放松括约肌，思维根本来不及。事实上思维就是分辨对头和不对头，而数盲就是学会了如何作报告而忘记了如何思维。我的这些认识都是说给会思维的人听的。我认为我们该做的事是把一切已知的事都想明白，然后再去解偏微分方程不迟。现在我就能想出件不对头的事，是有关蓝毛衣的：又要抽人家，又不让人家露肉，这对不对。假如这样想，就会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两难命题，只有从根上就不对的事而已。我被绑在架子上等着挨鞭子时，就觉得从根上都不对。假如这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不会这样想。

4
小的时候，我哥哥告诉我，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做“荒唐”，它就像关节疼，有时厉害，有时轻微，但是始终不可断绝。但是我八九岁时哪儿都不疼，所以就耸耸肩，表示不能想象。现在我身上疼的地方可多了，所以认为它是个很好的比方。我小的时候，听到“形势一片大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之类的话，只觉得它是一些话而已，绝不会像我哥哥那样笑得打跌。人是不会在八岁时就体会到什么是荒唐的，但像我这样一直到了四十八岁，挨了一顿鞭子才明白，就实在是太晚了。
我在X形架上感到的荒唐是这样的：眼前这个世界不真实，它没有上点土方像是真的，倒像是谁编出来的故事——一个乌托邦。刚这样想了，背上就挨了一鞭子，疼得发疯——假如你想知道什么是疼得发疯，就找个电钻在牙上钻一下子——这时候我不禁口出怨言：妈妈的，你让我怎样理解才对！在冥冥中得到了回音：你怎么理解都不对，这就叫荒唐！像这样的鬼话，数盲们看了以后一定气得要死。假如真是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们抽了我一顿，还让我谈认识。谈了很多次，却说不懂我的意思。
我对荒唐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条件下疼得不厉害，不足于以发人深省。就以我哥哥来说，去插队（挨饿），得了关节炎，他都不觉得有什么。直到关节炎发展到了心脏病，做手术，可巧那一回上级要求做个针刺麻醉的手术给外宾看，就把他挑上了。领导上要求始终面带微笑，他做到了。但是事的告诉我：针刺一点作用没有，完全是干拉。拉到要翻白眼时，大夫说：病人挺不住了，上麻药吧。领导上却说：念段毛主席语录给他听——这是“文化革命”里的事。我哥哥始终微笑着，是怕领导说：这小子做怪相，甭给他做手术了——就这样开着胸晾在手术台上，肯定比疼还糟。做完手术后，他告诉我，有荒唐这种事，但我不懂。砸过碱、关过小号、被保安开过瓢后，还是不懂。等到吊上了架子，挨了一鞭子才懂了。那是一种直接威胁生命的剧痛，根本挺不住的，可是我被吊在那里还有十一鞭子等着你哪，你说往哪里跑吧。由此就得到了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
我住医院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我的日记本，拿去研究了一番，又还给我了，还问我以前的日记哪里去了。以前我是不记日记的，原因就是怕数盲们看见。现在我变了主意，不但记日记，还把它放在数盲们能看见的地方。如果有话不说，就是帮助他们掩饰荒唐。在这本日记上，数盲在幽默感有两个传统来源（见“三、蓝毛衣&我前妻”）“数盲和生殖器”处打了个大问号。据我所知，保安员同志们的幽默感也有两个来源，“眼镜”和生殖器。眼镜就是我们，这提示了幽默感从何而来。当你发现有什么人和东西比你聪明，你莫奈他（它）何时，就会开怀大笑。我们比保安员聪明，这是不争的事实，而生殖器经我们聪明也是不争的事实。它最知道自己要什么，一次都不会搞错。当然，最聪明的是数盲，，他们不但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都能得到。数盲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能够理解，并且利用荒唐。因为他们如此聪明，就觉得那东西蠢得很，一点都不逗了。
有位数盲警告我说，我的认识很危险。这就是说，我已经和易燃易爆品列入一类了。危险的东西应该由上级来掌握，这就是说，我再也别想从医院里出去了。
有关“危险”这件事，我现在是这么看的：假如有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用处的话，数盲就说：这有危险！说了以后，它果真就有了危险——谁敢来拿就会挨顿揍——当然，这种危险是对我们而言。我不明白，我对他们有什么用处。我一个糟老头子，一条腿也被打坏了，走路都得拄拐。就算他们是同性恋，这个玩笑也开得过分了。
除此之外，我什么都能够解释通了。当然，危险的定义还要拓宽一些。队了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对他们危险的东西也在内。比方说，有魅力的女人，比方说，我前妻，其实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和她们在一起时什么却敢干，所以对他们有危险，要赶紧从我们这里调走。鬼聪明的男人，比方说小徐，也有危险，假如不吸收他入伙，就会把什么都揭穿。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什么对我们是有危险的，甚至连鞭刑都不危险。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还要说，数盲把一切有危险的东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最大的危险性——这是对他们而言。这就是说，干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物极必反。

5
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就是女人为什么不得数盲症。
他们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回到技术部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有种直觉叫我到海滨广场去看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七、　结　局

老大哥王二在我受鞭刑时死掉了——我是他的前妻，这本日记现在在我手里。他住院时，领导上说他得了数盲症，但是我不信。他不会得数盲症，因为他是天生的老大哥，永远不会改变。我要说，他对危险的态度过于乐观了——他以为受过鞭刑之后，这世上再没有对他危险的事了——他就是因此死掉了。女人不得数盲症的原因很简单——得了没有好处，所以很少有人得，得了也只会受人耻笑。老左就有数盲症，她跑到我这里来，我们三个女人：我、蓝毛衣、老左，哭了一顿，纪念这个男人。对于爱上他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今后也不会爱上别的人了。当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时，后者受鞭刑，鞭子就会打到前者心上。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惟一的区别是，我的心脏比他的好。现在我人活着，心已死。这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平静地干我该干的事了。


——窝子录入完成于2004年8月15日。未校对稿。




































王小波：黑铁时代
王小波最后遗作，窝子敬录


大学四年级

一

在大学里的第四年，以前空空荡荡的信箱忽然满了起来，我开始收到推销各种东西的邮寄广告：时装、皮衣、首饰、化妆品、成套的唱片、CD、LD、丛书、文库，等等。有些东西过去买不起，有些东西人家不卖给我们；现在这些东西我都有了，堆在双层床的顶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付过钱，全是赊购。它们不仅是商品，还是我已经长大的证明。有一样东西人家在努力推销，我还没有买，那就是公寓的入住权。我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再有一年，就要毕业，搬出学生宿舍，住进黑铁公寓。以前的事情未必值得记述，对我来说，大学的四年级是第一个值得记录的年度。
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必须住在有营业执照的公寓里。据说公寓里特别好，别人想住都住不进去。假如你生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些想必已经耳熟能详，但你也可能生在后世，所以我要说给你知道——假如有样东西人人都说好，那它一定不好，这是一定之理。我有一个表哥，开着一所黑铁公寓。我和他说，想到公寓里看看。他说，我正要搬家，你就不用过来了。他正要搬进我们学校对面的旧仓库，正在那里装修房子。闲着没事时我常去看看，但装修公司的人不让我进去，说是这种地方不准学生来看。我说我是业主的表弟，表哥让我来看看工程质量，他们才让我进去了。
我表哥的公寓里地下铺着黑色的水磨石，四壁上涂着黑色的油漆。整个楼层黑得一塌糊涂，看起来倒是蛮别致的。地面和四壁都做好了之后，在装修公司的泛光灯照耀之下，这地方像个夜里开放的溜冰场。但这地方想要住人的话，就得隔成房间才对。后来他们开始打隔断——水磨石地面上早就留好了地脚，他们在地脚上竖起了若干铁柱子，在铁柱子之间架起了铁栅栏，又在铁栅栏上涂上了黑漆。一面做这些事，一面往里面搬粗笨家具。等到这些活做好了之后，这地方倒像个动物园，放着很多关动物的笼子。和兽笼不同的是，每一间里都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有床，有桌子，这就让你不得不相信，这些笼子是给人住的：狮子老虎既不会坐抽水马桶，也不会坐椅子。我在滑溜溜的地面上走着，冷风刺着我的耳朵。时值冬日，北风在拆去了窗框的方洞中呼啸着。工人正把这些洞砌起来，此后这里会是一所没有窗户的房子，不点灯会伸手不见五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留着窗户。
我表哥的房子装修好了，他搬了过来，带着他的家具、杂物，还有六个房客。家具装在大卡车上，由搬家公司的人搬上楼去，房客装在一辆黑玻璃的面包车上，一直没有露面。那辆面包车窗子像黑铁公寓的窗子一样，装着铁栅栏，有个武装警卫坐在车里，还有几个站在了周围。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才把面包车门打开，请房客们下车。原来这些房客都是女的。有两位有四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教授。有三位有三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讲师。还有一位只有二十多岁，像一个研究生，或者是高年级同学。大家都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里提着一个黑塑料垃圾袋，里面盛着换洗衣服，只有那个女孩没提塑料袋。她们从车上下来，顺着墙根站成了一排，等着我表哥清点人数。
我表哥搬家那天，北京城里刮着大风，天空被尘暴弄得灰蒙蒙的，照在地面上的阳光也变得惨白。有两位房客戴着花头巾，有三位房客戴着墨镜，其他人没有戴。我表哥说：老师们，搬家是好事情，大家高兴一点——这回的房子真不赖。但她们听了无动于衷，谁也不肯高兴。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披枷戴锁站在过往行人面前，谁也高兴不起来。我听说监狱里的犯人犯了错误时，就给他们戴上脚镣作为惩罚——这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监狱里，没别的地方可送了。我们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书而已，又没招谁惹谁，干吗要戴这种东西。当然，给犯人戴的脚镣是生铁铸的，房客们戴的脚镣是不锈钢做的，样子非常的小巧别致。但它仍然是脚镣，不是别的东西。我表哥见我在发愣，就解释说：这不是搬家吗，万一跑丢一个就不好了——咱们平时不戴这种东西。我表哥像别的老北京一样，喜欢说“咱们”来套近乎，但我觉得他这个“咱们”十足虚伪，因为他没戴这种东西。这些房客里有五个戴着手铐或者拇指铐——这后一种东西也非常的小巧，像两个连在一起的顶针，把两手的大拇指铐在了一起。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假如没有钥匙，不把大拇指砍掉是取不下来的，而把拇指砍掉了就会立刻成为残废。她们双手并在前面提着袋子，像动物园里的狗熊在作揖。我表哥又说：手铐出门时才戴，不是总戴着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倒是没戴手铐，双手被一条麂皮绳子反绑在了身后。她挺起胸膛，好像就要从容就义的样子。我表哥解释说：这位老师讨厌手铐，所以用根绳子。他还对我说，要是你将来讨厌手铐，或者对铁器过敏的话，也可以用根绳子——他是在和我说笑话。我听说癌病房里的病人总拿死和别人开玩笑，已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人间总拿性来开玩笑。但我觉得这个笑话十足虚伪，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用根绳子嘛。所有公寓的人肘弯都扣着一根铁环，被一根铁链串在一起，只有我表哥例外，这件事让人看着实在有气。

有句话我们经常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而我正要变成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精英。以前我听到这里就满意了，现在不满意。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怎么对待这些精英。这些房客们都穿着郑重的秋季服装——呢子的上衣和裙子，这些衣服都是很贵的；脸上涂了很重的粉，嘴唇涂得鲜艳欲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个年，以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