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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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2）
然而，他们又共同遇到了危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边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讲，这次遇险连同和罗亦农接头的遇险，“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3。共同的欢乐和困惑。1929年7月至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中央军委派遣，告别了妻子，告别了周恩来，赶赴广西做统战工作。后来，和李明瑞、张云逸一起，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身在上海的周恩来，对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等分外重视。1930年1月，邓小平回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即听取了关于广西地区红军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报告中，分四个时期，详细地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讨论会进行到最后，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结论性发言。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广西的斗争形势和邓小平的工作，并指出了广西省今后的工作。据有人考证，这位发言人即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后来，《军事通讯》上全文发表了这次汇报讨论会的记录，并发表编者按说：“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的记录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对邓小平在广西工作的情况，党中央和军委表示满意，评价很高，当时，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1931年初，邓小平又回到上海汇报工作，而这时，党的内部经受一次巨大的分歧和纠纷。1月，党中央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指导”下，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上台，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名，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导”了六届四中全会后，又在中国停留了半年左右时间，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个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结果，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周恩来处境艰难，他的想法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邓小平，王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的中央，表面上明显冷淡，不听汇报，不安排工作，实际上给红七军发去指示信，严厉地批评红七军工作，表示出对邓小平的不满。对这些情况，邓小平是心中有数的。于是，他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这可以说是他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这年8月，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4个月后，周恩来也来到瑞金，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4。同患难共甘苦。1933年1月，正当周恩来、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一场全面推行与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开始了。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点名说邓小平等4人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随后，对邓小平等4人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讨”。但是，邓小平等4人并未屈服，坚持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这更加激怒了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接连几个月，临时中央、中央局派人坐镇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给邓小平等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还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邓小平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有波折，在他遭受批判以后，1933年，他的第二个妻子离开了他。这是他政治上三次磨难的第一“难”。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3）
此时，周恩来虽然还在中央的决策层，但他的境遇也越来越困难。他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因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而取消，他提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反倒惹怒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结果，他负责前方的军事领导权也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上的组织工作。许多重要事情，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他都没有参与。这一时期，对于周恩来是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邓小平说是“跟着走”，周恩来虽然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仅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周恩来及邓小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的指挥。组织上改变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的职务，此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由于岁月的消逝，当年很多与会者已经忘记了会议的具体情况，有的已记不全哪些人参加了会议，如邓小平是否参加了会议。当然，邓小平自己记得是参加了会议，20多年后在遵义会议旧址不仅肯定了会址所在，而且指着房屋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问题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十分肯定地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说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后来这样讲：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与周恩来基本上没在一起工作，有时是一起开会或互致电报，商定工作情况。
5。同负国务重任，共反高饶搞分裂。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在北京操劳国事。邓小平则作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和刘伯承、贺龙等主政西南。其间，周恩来起草过通知邓小平等赴京开会的电文，邓小平作为西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来到北京出席周恩来也参加的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
1952年7月底至8月初，邓小平奉调进京，对此，周恩来随后在8月6日至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上这样解释说：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亟需加强，并逐渐把各大行政区的负责人员集中到中央工作。为了加强政务院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10日，周恩来以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面报告，拟以周恩来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同一天，周恩来和邓小平商谈政务院工作。随后，他又在政务院第一四八次政务会议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可以说，从这时起，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分担起政务院的部分重要工作。在1953年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确定：周恩来除主管全面工作外，还负责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邓小平负责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鉴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领导任务日益繁重，其领导力量必须加强才能适应建设工作的需要。政务院又确定各财经部门的工作，分属邓小平、陈云等5人领导。其间，邓小平与周恩来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夜晚，还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商谈宪法问题。6月下旬，周、邓两人共同主持了政务院第一八四次政务会议。由于工作繁重、紧张，来中央工作一年的邓小平累病了，身体虚肿、便血。毛泽东等十分关心邓小平的病情。7月5日，周恩来和朱德前往医院看望。回来后周恩来即函告毛泽东：小平便血已停，气色转好，虚肿亦消，尚须静养数日，已告他好好静养。字里行间，体现着老领导、老战友的关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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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奉调进京工作一年多，就遇到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出现和揭露，他和周恩来一起，经受了这次党内斗争的严重考验，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
1953年6月9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决定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为会议总的经常主持人。而高岗在饶漱石的配合下，错误地估计形势，利用党纠正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在会内外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7月下旬，针对会议期间出现的问题，为了开好后期的会议并作好结论报告，根据毛泽东“搬兵”的指示，周恩来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7月底至8月初，陈云、邓小平先后回到北京。而高岗还是积极活动，据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高岗还找到陈云对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毛泽东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已逐步觉察高饶活动的不正常。他一再强调全党要加强团结。但是高、饶仍四处活动，甚至找到各大区中央局负责人家里去游说。对此，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严重警告。
1954年1月25日、2月5日，在高岗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后，邓小平和刘少奇同高岗谈话，继续对其进行帮助。2月3日，邓小平又和周恩来等同饶漱石谈话，对其进行帮助。2月6日，他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批评了一些人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
邓小平等在揭发和处理高、饶问题时表现出的坚定原则和正确方法，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9月，在一届人大会议上，根据周恩来提名，邓小平和陈云等10人为国务院副总理。此时，邓小平已用极大的精力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所以，在10月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由于林彪还在养病，邓小平兼着中共中央秘书长，因此，他们不担任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和周恩来一起经常去毛泽东处开会，并协助周恩来做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包括率代表团出国访问，陪同周恩来同外宾会谈。12月30日，周恩来致毛泽东信中，就全国各省市人民委员会、政协、省市人委会中厅局长名单中###员和非党员比例讲：“已将此情况告邓小平，并取得他的同意。”同时，周恩来也给邓小平同志个人去过信。如1956年1月，周恩来同陈毅商谈组织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庆祝活动事宜，事后，他即致信邓小平，介绍商谈的情况。
这时，从党中央领导人的排名看，邓小平越来越走近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例如：
1954年7月，周恩来出访回国，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10月22日，周恩来将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名单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审阅。
1954年12月27日至28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关于陈云主持大城市公私合营代表座谈会的情况。
1955年2月6日，周恩来就美国干涉中国解放台湾问题的宣传通知问题，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5月7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在会上介绍参加亚非会议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6月24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文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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