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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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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估计,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这两个结论不同凡响,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对立。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实际上有违于毛泽东的原意。根据后来查到的笔记本上记载,毛泽东当时指示精神是:十七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不难看出,“四人帮”在修订《纪要》时,不仅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同时还塞进不少自己的东西。因此,这一错误的《纪要》,特别是“两个估计”,当时就遭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和反对。对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的问题,在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尽管有的同志害怕再犯“错误”,对“四人帮”残酷迫害心有余悸;但是,彻底清算“两个估计”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9月19日,他在接见当时###主要负责人时,提出要对《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他直截了当地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惟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里培养出来的?”针对一些同志的疑虑,他批评道: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他严肃地说:###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不久,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红旗》杂志社整理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包括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两次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该文,确定是否发表。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和全国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封锁毛泽东关于对教育工作估计的罪行,指出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以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修改后署名为###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
  当然,邓小平在充分肯定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成绩的同时,并不掩饰其缺点。他曾讲:那时最大的缺点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正因为如此,教育需要改革。
  我们看得更清楚,当时推翻“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关键所在。这一重大举措,解放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为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开创教育战线的新局面提供了条件。
  进一步说,推翻“两个估计”意义决不限于教育战线,它是邓小平同志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主张,使全党从极“左”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采取的一个较早而又重要的步骤。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了考试,他们中的合格者尽管是而立之年才步入大学校门,但他们心中还是由衷地感谢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的邓小平。
  伴随着1978年春天的到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广大的科技战线、教育战线的工作者们,欣喜地迎向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3)
邓小平坚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反对“两个凡是”的果敢之举,自然地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部分人的非议;他自己也说:“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于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可避免地展开在人们面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随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这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和支持下,经过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反复推敲、修改的。历时7个月,十易其稿。该文约7000字,共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此文一发表,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发表当天晚上,就有电话打到人民日报社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指示宣传部门对由文章而引发的大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有的同志甚至指责该文是指向毛泽东思想。一时间,真理标准问题的讲座受到了压制。
  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5月30日,他对几位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就是后来邓小平讲这番话的由来:“《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7月,他又向有关同志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后来,他又在谭震林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上写了批语:“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重申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也是为沸沸扬扬的争论作的正确总结。
  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平反各类冤假错案,这是拨乱反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邓小平等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定案”中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第一,不管是谁批过的,错误的就要纠正。对毛泽东生前做过批示的错案,邓小平态度明朗,要纠正过来。假如自己以往批示中有不实之案,也要纠正,总之,不管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应推翻。
  第二,无论是旧案新案,只要是错案就必须全面纠正。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关于为薄一波等61人和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批判康生等6个问题,邓小平也很快就表明自己完全赞同的态度。他首先就1959年定的那起错案说起。11月27日,他会见美国专栏作家时说: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他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当日晚,他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插话说,彭德怀也应该四六开。两天后,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重申了这个说法。对康生错误,邓小平话虽不多,却很明确。认为他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纲领的“组织者之一”,紧接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为党和人民做的巨大贡献,同时决定对康生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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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4)
第三,无论案件多么复杂,“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潘汉年被定为“内奸分子”是我党建国后处理较早的一起错案。陈云在调阅了有关材料后,认为潘并无投敌确证,便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提议党中央正式立案复查,复查工作可由中纪委办理。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李先念也表示同意。于是,中央书记处转告中纪委:按陈云的建议和邓、李意见办理。中纪委经过细致复查,认定原结论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文件,决定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并追认其历史功绩。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受辱含冤自沉于北京的太平湖。1978年8月,他的夫人写信给党中央,请求给老舍平反。几天后,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指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迅速作出结论,不可拖延。”举行老舍追悼会之日,他又专门送了花圈。
  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平反,邓小平也有过明确指示。“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陶铸夫人、女儿为此事曾奔波了两年,当她们找到邓小平时,他并没表示什么态度,陶铸的女儿甚至觉得冷淡,感到失望。实际上,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很快地作了批示: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间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后来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虽然邓小平当时不讲一句话,但要解决问题时,就很干脆。
  为共和国历史最大的冤案平反,也是邓小平所力主的。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讲:“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他在会上对刘少奇夫人说:是好事,是胜利……
  是啊,刘少奇生命垂危时留给世人的一句名言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邓小平对刘少奇夫人的话则简明地道出了人民必将胜利的历史逻辑。在此前后的两年中,邓小平参加了13次这样的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在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在1979年到1982年期间得到了平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仍旧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具体说来,他坚决支持陈云于1980年前后力主进行的经济调整。
  粉碎“四人帮”以来,由于经济领域的“左”倾错误没有肃清,经济工作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问题。陈云提出要进行经济调整。比如钢产量到2000年达到8000万吨就比较合适。邓小平觉得,陈云的这些意见“有道理”,“很值得重视”。他在1979年3月23日会议发言中强调,钢铁生产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把钢产指标由二亿吨减下来,搞得好,八千万吨钢不一定比二亿吨作用小。相反,即使搞二亿吨,质量差也解决不了问题。钢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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