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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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后，组织上派长期在中南海服务的一位干部去邓家工作。
邓小平仍旧像在江西蒙难时那样散步、思索。据当时身边的一位干部回忆：当那步子陡然一缓，小平同志的头便慢慢、慢慢地仰起来。他开始深呼吸，两眼恢复了沉静，目光又是那种我熟悉的样子——庄严里透出奔放，温和中藏着犀利……于是，我也松了一口气，我明白，他的一些想法已经悄悄酝酿成熟，有朝一日会冒出头来，并且一飞冲天……
邓小平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叶剑英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随后，叶剑英派自己孩子去把邓小平接来，向他转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两位老人见面之时，都十分激动。邓小平叫了一声“老兄”，就紧紧地握住了叶剑英的手，此情此景，令在场的子女们都十分感动。对“四人帮”的垮台，邓小平感到十分高兴，一向不喜形于色的他，情不自禁地提笔给党中央写信，为党和人民的胜利高呼万岁。并欣慰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随后，邓小平提出要看粉碎“四人帮”的材料。很快地，工作人员将“材料之一”送到邓小平手上。邓小平接过材料时，手里仍夹着烟。他不慌不忙地把材料举在眼前望了一眼，然后朝工作人员一点头，表示谢意。
邓小平开始看文件、材料。他看得很认真，可以说是聚精会神，有时嘴唇还轻轻地蠕动着，那是无声地阅读。他的目光锐利，缓缓扫过字里行间，自上而下地渐渐扫到下边，有时又回跳到上边，将看过的重要部分再重新看一遍，然后再翻页。翻页时，他神情凝重，一丝不苟，仿佛不是在翻文件、看材料，而是在翻动历史长卷，容不得那“历史的一页”留下任何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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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2）
邓小平终于读完了材料，他把材料放到一边，点燃一支香烟，招呼工作人员坐到自己身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略有屏息将烟大口喷出，长长的烟柱一直冲撞到脸下的茶几上又翻卷着向四周弥漫开来：“我看呀，不需要之二、之三了。”他微微笑道：“材料之一就说明问题了。”
在重大问题上，他总是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步履维艰。本来，1976年的10月，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全国各族人民欢庆胜利之际，不由地渴望着党中央能够及时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二是为###平反。这种心愿反映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叶剑英提出的两条意见中：一是###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评价，应该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书面发言。提出：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此外，聂荣臻、王震等老同志也提出了强烈要求。
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清楚地记得，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更是多次提议，赶快恢复邓小平原来的职务，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甚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建议让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然而，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十年###结束，但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道历史课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实践表明，要想正确地解答这道历史难题，首先必须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但是，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却认为，要维护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毛泽东生前作出的一切决定和意见。这种错误思想集中地体现在1977年2月7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中的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我们后来常说的“两个凡是”方针。按照这个方针，中国就不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困境，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
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却依据“两个凡是”方针提出：中央对解放邓小平问题和###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同时，他还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还提这个口号有利于稳定全国局势。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关于“四五”运动，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一方面肯定群众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同时又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并告诉大家不要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显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这种思想认识和态度，会使邓小平的及时复出难以实现。所以，“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
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率先起来反对“两个凡是”。4月7日，他对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是革命行动。4月10日，他又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4个星期后被中共中央转发，其中的意见被充分肯定。但是，邓小平并未就此中止，随后，他又对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等讲这个问题。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毛主席画了圈的，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问题，毛主席也画了圈，但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和肯定###的问题。”5月24日，他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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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3）
邓小平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令人们振奋，在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力主下，在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大门终于被叩开了。
1977年7月21日，对我们党和对邓小平本人，都是一个应该庆贺的日子：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得以重返政坛，大显身手，绘制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历经两次大的磨难后，愈挫愈奋，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又第三次崛起了。
北京，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里，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代表们兴高采烈，他们将手一齐高举，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使邓小平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全部恢复。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称赞着邓小平！同时人们都在思考着三个字：为什么？！他第三次复出后，有次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医护人员贸然问了一句：“首长您再出来怎么领着我们干哪？”小平同志回答得斩钉截铁：“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为小平同志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所感动。一个星期以后，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这次亮相比较4年前在国宴上的那次露面显得轻松，数万名群众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预示着中国历史将出现一个振奋人心的伟大转折，这位永远打不倒的巨人第三次复出，将展示出古老中国崛起于东方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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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的谈话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亟待解决。他一开始工作就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坚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了。
除了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前后坚决抵制“两个凡是”的方针外，邓小平认为：“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在决定自己复出工作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郑重地向与会同志解释：“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可见，这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复出前就向党中央提出要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复出后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马上领导了科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之举是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诬蔑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工作为“黑线专政”扩展而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对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作了全盘否定。它像枷锁一样，紧箍在全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很显然，要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势在必行。
不过，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而在1977年的###月份，两个“凡是”盛行，公开否定“两个估计”要冒很大的风险。
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带领全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同时考虑如何推翻“两个估计”的问题。1977年8月1日，他听取###关于招生工作汇报，有人问对建国后十七年如何估计，他讲：基本上要用毛泽东“绝大多数是好的”的话，要讲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说过的“老九不能走”。他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校六十条的。所以，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就要把毛泽东对教育方面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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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2）
据此，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讲话中公开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工作的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估计，应当说，“绝大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