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自述-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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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自述
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①
① ９84年３月２５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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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1
（我）生于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学生，父业教育。
（我）生于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学生，父业教育，同时又是军政界中人，同时又是一个小地主。①
我的家庭经济地位是一个将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官僚，是进步党的党员，民国三年我的父亲曾任四川广安县警卫总办，所以家庭当时的生活可谓丰满已极，其后进步党的势力在四川大失败，于是我的父亲亦随之下台，逃难在外约七八年之久，因之，家庭的经济亦随之而逐渐破产，直到现在，仍然继续处在逐渐破产的命运，不过现时中国军
阀的势力还存在，小官僚还有依附军阀剥地皮的可能，所以，我的家庭在现在的生活可算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家庭除了我的父亲去捧军阀剥地皮得来的臭钞可以补助家庭的需用外，还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的收入。本来，这样的收入，如果过很俭约的生活，是很够了的，不过我的父亲每每总要闹官派，以致家庭的经济往往发生困难。不过我两个兄弟的学费是不发生问题的。至于我对于家庭的关系，以及家庭对于我的情感也可以说一说。我从母胎坠下来直到我十六岁出国时的生活都是过的很自由很丰富的生活——贵公子的生活，我的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改换祖宗。其后，我到了法国，我的环境使我发生了退婚的念头，尤其是我加入了共产主义的团体后，此念愈决。原来我在一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为得要想早日养得孙儿，为要实行“孔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格言，所以在我不知不觉中就给我定了一位地主唐家的女儿。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又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我的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的忿怒话来。我怎么办呢？当然，只有两条路：一是受家庭的软化；一是与家庭脱离关系。于是又写了一封回去，坚持退婚的主张，结果，他们以后的来信，也不说脱离关系的话了，也不提及退婚的事了。最近几月简直没有通信了。至于我以后呢，也不写信回家去正式脱离关系，不过以后我对于家庭，实际上可说是已经脱离了关系了。①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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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垦（邓小平胞弟）谈家世（1）
我们家是个小地主，破落地主，只有四十亩地。四十亩土地，在我们那里叫两百挑。父亲长期在重庆不回来，家里很困难，经常欠债。父亲过去在成都念书，也担任过县联防团长、乡联保主任等地方小官。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这个家
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我母亲生了五个孩子：老大是大姐，叫邓先烈，老二就是*，在男孩子中排行老大，我们都称他大哥。接下来就是我二姐，*走后不久她就死了。再下来就是我，一九一一年出生，行称老二。再下来是我三弟，叫邓蜀屏，解放后到重庆上革大，后到贵州地方工作，“*”中被逼死了。
我的母亲生了我们五个孩子，同时要承担全家里里外外的繁重事务，得了痨病，吐血，一九二四年左右就去世了。父亲找了继母，生了老四，叫邓先清，在成都工作。第二个继母夏伯根，原来丈夫姓陈，陈死后再嫁我父亲，她带来一个女孩，就是邓先芙，现在成都工作。夏到我家又生了两个女孩：一个死了，一个是邓先群。
夏伯根，劳动家庭出身，很能干，身体也很好，她跟我大姐的年龄差不多。她任劳任怨，大哥家的几个孩子她都带过，后来又到江西待了三年。她会做四川泡菜，大哥喜欢吃。大哥家十几口人吃饭，四世同堂，每天吃饭要开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大哥家的几个孩子都很喜欢她，她也离不开孩子们，她对邓家是有功的，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是单传，到我们这一代才发展起来。常到*家的是邓先芙、邓先群两姐妹，因为她们的母亲夏伯根还在，经常去看母亲。①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个人简历。
①《话说*》，中央文献出版社２004年８月出版，第3—５页。
2。
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主义。
（我）受过中等教育。至于思想的变迁亦甚简单，我十六岁以前在中国，小孩子当然无思想可言，及到法国后，受了经济的压迫，致不得不转到工厂作工，变成了工钱劳动者。
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再加上切身的痛苦，于是遂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入党——在法国“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一九二三年六月入团——在法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
在法国，曾人过团，在党中曾任过组书记（旅欧支部之下）即支部候补委员。在青年团中亦曾作过相当的工作。①
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附：邓垦（邓小平胞弟）谈家世（2）
我也是一个工人，一九二○年在法国当工人，那时才十六岁。当时是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主义。②
中国人对法国有特殊感情，这有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创始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法国受过教育，这包括社会知识的教育。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信仰马列主义。①
我一九二三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后，我曾在Ｂogon（现译为巴耶）支部任了两届宣传干事，同时受了团体的命令与传烈同志为华工会办理工人旬报。一九二三年底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人作事，我遂向工厂请假，一月到书记部工作。
一九二四年八月，旅欧区第五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书记局担任财政及行政的工作。
一九二五年初第六届代表大会后，我又到里昂作工，后任宣传部副主任，并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是年四月我又由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争取入党，并任党的里昂小组组书记。六月初，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多被驱逐，党的书记肖朴生同志曾来急份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同时又继续进行行动委员会的反帝国主义工作，我又被团体指定为行动委员会中方书记。
一九二五年八月第七届大会我又被选为区执行委员，同时又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国）民党一切工作，这也是团体指定的。
一九二五年底第八届大会后我便设法来此了。
以上便是我对团体服务的经过。①
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肖朴生、汪泽楷两人。
……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①
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②
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①
我们那时候（指在法国——编著）生活很苦，职业化以后生活来源是公家，但只能吃点面包、煮点面条。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位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他老子（陈独秀），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的牺牲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这是早期共产党员的特点。
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年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①
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多，一九二五年底离开。五十年后再去，感到法国变样了。我问了警察，我原来在巴黎住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是在意大利广场。我看到法国的农村也变了，我喜欢你们过去的农村，很漂亮。②
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呆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