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回首"文革"-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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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他们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
陈道、于光远、林涧青、袁水拍（文艺处长）等许多处长、副处长，也首批被揪出来了。我和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有阎王，阎王下面还得有判官，判官下面还得有牛头马面。于是，被揪出来的处长们被称为〃判官〃，我们这几个人则被称为〃牛头马面〃。后来为了减少层次，取消〃牛头马面〃这个等级，我们这几个人被升为〃判官〃。所以，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里升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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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1）
〃大字本〃古籍是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５年６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当时，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和本文作者参加了〃大字本〃的注释，参加注释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几位专家。这批大字本已于１９９3年５月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８６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这些文献都是毛泽东根据他当时关心和考虑的问题，通过专门途径布置校点注释的，不少篇目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前期无提要的篇目则写在第一条注释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研究、探讨毛泽东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在特殊政治背景下健康情况不佳和心境不宁，他在晚年还选读了大批古典辞赋诗词，以寄托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可从这些作品探寻他思想深处的感情世界。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２０几份，一般只有５至７份。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研究这些古典文献，可以在深层次上探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心态和相关的许多问题。近十多年来发表的有关毛泽东晚年与〃文革〃的背景材料，为进行这种探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字本〃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的第一手材料。虽然这些文献是人人都能查阅到的公开材料，但当它们和一位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动相联系时，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超出了它们的本来价值和原有意义，而具有重要文献的价值。
前后近4年共８６篇的大字本，按时期和内容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７3年７月为历史传记借鉴期。这期间共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按时间顺序排列）等史书的２3篇传记（１９７4年１１月还布置注释过《后汉书》中的《李固传》和《黄琼传》，不在此阶段）。另有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两篇古典哲学文献。（２）１９７3年８月５日至１９７4年７月为〃法家著作〃注释期。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共２６篇，包括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3）１９７4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９７５年６月１4日为辞赋诗词阅读期。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５篇。这三个阶段大体相衔接，又有所区别。结合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不含１９７５年６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时某些政治行动和方针政策的〃历史触发点〃，以及他在黄昏岁月的复杂的心态。
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2）
下面，对这三阶段的大字本逐一进行粗浅的分析。
大字本是在１９７１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后的产物本文的背景材料主要取自邢崇智、廖盖隆等主编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一书中的《毛泽东传略》、《事件》、《会议》、《人物》等部分。个别背景材料另行注明，一般不再注明。。被毛泽东指定并写进党章为接班人的林彪叛逃灭亡，对毛泽东是极为沉重的打击。据说，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后来又大病一场（１９７２年１月突然休克），虽然抢救了过来，身体却从此垮了。尽管在以后不久，传达了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毛泽东故乡湘潭韶山冲附近的〃滴水洞〃。里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说明毛泽东当初曾对林彪表示过担心，但这并没有能完全解释清楚他何以把如此危险的人物指定为接班人。这一事件，使毛泽东从〃文革〃以来紧张的国内事务中分心达一年之久。
然而毛泽东不愧是经历过大风浪、意志坚强的伟大人物。〃九·一三〃事件的沉重打击，使他终于能静下心来反省一下〃文化大革命〃和相关的许多问题。作为这种反省的结果，一是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二是在１１月１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得以在〃文革〃以来这一短暂的波谷时期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情况开始有所好转，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政治上强调对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
毛泽东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他的思维特点之一，是借助历史进行反省，在现实中反思，从历史中启示。熟读中国古籍，通晓中国历史，一直是他进行思考、形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九·一三〃事件后的反思也是如此。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日布置注释的《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就带有反思的特定意义。这四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８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资治通鉴》卷１０4《晋纪》２６。分不开的。当时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毛泽东显然是用《晋书》史传昭示当时领导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力图促成上层团结一致的一片苦心的表现。
１９７２年底，毛泽东对包括天与宗教在内的社会、自然、宇宙的大问题发生兴趣。先是在１２月８日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又在１２月3１日，布置了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傅奕是唐初反佛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天问》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王逸注语）时，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篇奇文。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天问》作了历史上唯一的回答，写出了《天对》这篇宏文。林彪爆炸后，毛泽东冷静下来，在１９７２年的岁末也在思考有关历史、自然、宇宙的永恒的哲学问题。这是毛泽东当时心境与心态在思维择向上的反映。它曲折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国家前途的忧虑，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干部和群众思想动向的担心。除这个大的政治思想氛围外，我还认为，它与〃文革〃当时有关的具体触发点有关。这就是《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５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８月１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3０６页；参阅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精装本），第525…526页。同这一背景有关，《人民日报》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4日发表的批极左思潮的文章，１１月3０日周恩来同意中联部、外交部１１月２８日关于召开外事会议、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请示报告，还有１０月６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基础理论和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文章，这些都涉及到林彪是极〃左〃还是极右的性质问题。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涉及以历史观、自然观和宇宙观的基本问题。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左本质，使他们必须认定林彪是极右；而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左〃的思想为指导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文化大革命〃是〃左〃的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他只许批极右，不允许批极左，这样就势必作出林彪集团是极右而非极左的结论。因此，毛泽东在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指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还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3０６页；参阅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精装本），第525…526页。毛泽东读《旧唐书·傅奕传》和《天问》、《天对》，是从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宏观视角，试图回答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让中央有关人员都看看这些文章，想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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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3）
几乎是同时，１９７２年１２月3１日，毛泽东出于某种考虑（〃防止修正主义〃），要求高级干部好好读点书，不要只武不文。注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即本此意。吕蒙本是武将，因善于读书而有成：〃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１９７3年７月布置的《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说〃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和《史记》中的陆贾、灌婴、黥布（传中提到随何）、周勃等人的传记，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标注的。以后毛泽东在接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曾引用了〃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话，而且说要把〃鄙〃字改成〃恨〃字。他希望能造就出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来。
鉴于〃文革〃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曾打倒一批老干部，毛泽东也从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并要求极〃左〃派正确对待〃解放〃出来的老干部。１９７２年１２月3１日布置的《史记·项羽本纪》，一个重要意图是：项羽之所以在楚汉战争中失败，原因之一，是他在战争中不断地杀降，失掉了人心。争取敌人营垒中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代表毛泽东这一意图的大字本是１９７3年２月７日布置的《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合传》和《旧唐书·李訫传》。张辽和张合都是曹操麾下有战功的大将，但他们原来分别是吕布、袁绍手下的人，曹操对他们不咎既往，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加以重用，为成就大业找到了得力助手。李訫的例子更说明问题。在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的战斗中，李訫克服了重重阻力，争取了吴元济的大将吴秀琳和李皊；破蔡州城后，〃訫不戮一人〃，复吴元济部下职务，〃使之不疑〃，取得了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毛泽东用这些史例昭示极左派：要争取和团结曾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样才能取得胜利。作为这种反思和告诫的实质性落实，是在布置这几篇大字本古籍注释（１９７3年２月７日）以后的一个月零三天，即１９７3年3月１０日，重新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要求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磨难的老同志，要正确对待〃文革〃中所受到的打击，反映在大字本古籍注释上，是１９７3年６月中旬布置的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这是毛泽东以前多次提到的一篇文章。他在新的情况下，重新用司马迁含冤忍辱的事实安慰曾受到严重迫害的老同志，希望他们振作精神，重新革命。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读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