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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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1）
先秦孔子的儒家之学，也可以称之为辨明君子与小人之学。在孔子的《论语》之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君子行为的句子，如：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不己知也。”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
　　孔夫子要求人们都做君子，尤其是贵族子弟，而且他为君子设定的行为方式也不可谓不详备，有的现在还很有价值。这些关于做君子的教导，虽及不上他的经典话语，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但都可以归为一类，即孔夫子为君子们所规定的行为方式都属于“应然性”的行为方式，而根本不涉及人在自然中、在社会中所遇到的一切“必然性”和“可能性”的事情和行为方式。
　　说到底，应然性的行为大致属于美好的行为，也即孔夫子经常涉及到的关于人们（君子）行为的判断，几乎均属于美丑问题的判断。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指出，美的必须是善的，也必须是真的，否则，不是真美，而是假（伪）美。因此，问题就出来了。
　　比如，我们读了孔夫子的书，我们下决心要按照他老先生的教导，去做一个君子，也即做一个行为和心灵都非常美好的人，君子或“仁”人。紧接着在实践中，问题就出来了。我做这样的“君子”，能否同时，也对我在生活中带来相应的利益呢？至少至少，也该不至于给我带来祸害吧？或者说，做这样的“君子”，能否让我有尊严地、富裕地和自由自在地生活于人世间呢？再就是，如果他人都做“小人”，只有我做“君子”，最终对我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这明显是个关于善恶判断的问题，是个涉及到生活中种种可能性的问题，而孔夫子似乎对这种问题不感兴趣，他只要求君子讲义，而少言利，甚至不言利。孔夫子根本不关心善恶判断的问题。可悲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老老实实按照孔夫子的方式做君子的人，很可能都会像孔圣人的爱徒颜渊那样不幸过早夭折，过早地穷死、病死。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大量历史事实严酷地证明，反倒是孔夫子认定的“小人”，永远占据着胜利者的一方，成了历史的主人。这样一来，孔夫子的教导就出问题了。明显的是：“美”而不善，因此，孔夫子所言的“君子”之美，根本不是真美。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天天只想做“君子”的人们，不懂得关于自然的真理（不知稼穑，不知园艺……），同样不懂得社会存在的真理和人性的真理（不知人性本恶，不知人性常态的竞争……）这样一些事情均属于必然性判断的范畴，也即关于真假判断的范畴。可见，孔夫子的行为美没有顾及到真在的问题，因此，孔夫子所言的“君子”之美，就更不可能是真美。
　　用现代语言来说，即孔夫子越过必然性（真）的判断问题和可能性（善）的判断问题，直接只讲应然性（美）的判断问题。缺乏真、善判断的前提和保障，能够获得真正的美的判断吗？孔夫子的教导已经为后来儒家的继承者的作伪留下了先天不足的伏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2）
我认为，秦汉之后的儒学是最大的伪学，之所以是伪学，是因为，它不仅不能开发中国人的智慧，反而更蒙蔽和阻碍中国人智慧的开发。前文是按照儒学是缺乏真正的“学”应有的三大要素来进行论证的。这三大要素即：记忆性的公理要素；理解性的方法、工具要素；创造性的开放或自由要素。
　　现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记忆性的公理要素直接关联于必然性的真（假）判断的基础；理解性的方法和工具要素直接关联于可能性的善（恶）判断的基础；创造性的开放或自由要素则直接关联于应然性的美（丑）判断的基础。
　　既然孔夫子的论述绝大多数都只涉及应然性美（丑）判断，但他却并没有同时提供相应于创造性的开放或自由的要素，相反，他提出的是封闭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样反自由的论断，这真是个巨大的自我悖反。
　　命运注定儒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对人类智慧开发有价值的“学”说。为了使之成为“学”，后来的儒家文人做了什么呢？汉儒加上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谶纬迷信；宋、明儒加上了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奉为“天理”的邪说。这一“迷”一“邪”终于使孔夫子的儒学彻底变成了惟一为极权专制服务，一味用来愚民的中国最大的伪学。两千多年来，凡由这种伪学训导出来的人们，都只能有成为伪人和伪君子的命运，这构成了历史上的文人几乎没有不是伪人和伪君子的可悲结局。文人们和伪君子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只有色彩的浓淡之分。到了最后，中国传统文人和伪人、伪君子也几乎打上了等号。历史上关于文人的判断，其实和伪人、伪君子的界定基本上是一致的。文人即伪人，即伪君子，所以有“文人无行”，“文人相轻”，“文人无用”，“文人卑鄙”，“文人好面子”，“文人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文人穷酸”，“文人吃里扒外”，“文人好当面奉承，背后捣鬼”，“文人讲礼而不讲理”，“文人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秀才（文人）造反，卅年不成”，等等，更有“八娼九儒十丐”，儒家文人的人格只在娼妓和乞丐之间，即亦娼亦丐。总之，凡是接受了儒学训导的文人，其结果大致如此。再有，过去的一些伪君子文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今天的一些伪君子文人，是科学盲，技术盲，逻辑盲，理论盲。除了风花雪月，无聊扯淡，造谣生事，说谎行骗，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特长。过去有一副对子，是专门用来讽刺这种伪君子文人的，即上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横批：“无聊文人”。当前，在网上、在报纸上大骂科学、大骂*，以及盲目地推崇传统、鼓噪“国学”、“儒教”的人们，多数是这种人。这与我在《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一书中所界定的官场化人格，也基本上如出一辙。
　　正是因此，秦汉之后的儒学彻头彻尾成了制造伪人和伪君子的伪学，在两千多年伪学的笼罩下，中国就只能出现大量伪人、伪君子型的无用文人，而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中国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
　　

孔夫子，宣教愚昧的“先师”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秉承汉武帝、董仲舒等皇权主义者们的意旨，视孔夫子为“圣人”、为“大成至圣先师”、为“文（化）宣（传之）王”、为中国人伟大的教师。我今天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孔夫子根本就不是什么伟大的“教师”，相反，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上已经证明，他是在中国制造愚昧、宣教愚昧的“先师”，他是让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都不可能顺利成长的“伟大的”千古罪人。
　　孔夫子真正巨大的“功绩”，决不是在于促使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树”旺盛地成长，而是完全相反，他运用致人愚昧的毒药（五毒）（复古、唯上、独断、人治、专制），严重地阻止了中华民族“智慧之树”的成长。他的教育的目的，决不是要让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而是相反，要让他们越来越变得愚昧下去。中华民族，中国的老百姓，日益变得愚昧的最终的结果，即是让他们永远温驯地、毫无怨言地顺从封建人治专制的统治。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事实已证明，孔夫子，以及历代极力坚持孔夫子的“五毒”之“道”的封建人治专制的统治者们，他们的确是成功了，而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大的成功。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成功”，在中国制造了世世代代、心甘情愿地接受非人的封建人治专制统治的顺民。事实已证明，这些顺民们的命运比西方的奴隶还要更奴隶。西方古代的奴隶尽管身份上为奴隶，但他们的灵魂决非奴隶。例如罗马帝国时代的斯巴达克斯。这是因为，希腊哲人的思想、基督教先知的思想，终将给他们带来反抗奴隶命运的智慧的启迪。而中国的奴隶，不仅世世代代身份上是奴隶，更可悲的是，他们的灵魂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愚弄之下永远也摆脱不了奴隶的愚昧的命运。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就因为孔夫子是“五毒”之教——中国儒教的教主。他的“五毒”的观念，在历代帝王和儒生不断坚持的宣教之下，已经制造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之中教育的巨大的败局。正是因为这种教育的巨大的“败局”，致使中国的“文明”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和对抗的情景之下，严重地处于下风，处于耻辱的一败涂地之中。甚至在经历了近两百多年的屈辱之后，今日的中国，仍旧处于世界上人类智慧创造力的最尾端。
　　近两百多年的历史已经明明确确地给予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它就是落后、贫穷、挨打、让人鄙视。问题在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的答案坚定不移：全部的“根”，都在历代人治专制统治者不断护卫、不断加固的“尊孔”、“读经”、“独尊儒术”对中国人心、人口、人言的完全封闭的“禁锢”。可以一言以蔽之：“尊孔”、“读经”就是为了“防心”、“防言”，“防心”、“防言”就是为了“禁心”、“禁言”，“禁心”、“禁言”就是为了“人治”、“专制”，说白了，“尊孔”、“读经”就是旨在永永远远地“人治”。
　　孔夫子及其儒家之所以能够得到历代人治专制统治者的青睐，就是因为他们是最能宣教愚昧，并最能制造大量愚昧的“顺民”的“先师”。
　　

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五毒四柔”（1）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极权统治者，帝王将相们给孔夫子戴上了一圈一圈的光环，它们足以让孔夫子最终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中的灾难、中国人人性的扭曲、中国人几乎无可救药的愚昧，这一切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均在长期以来中国人盲目地尊孔。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之一，黑格尔左派的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应是人类创造了上帝。当《圣经》中说，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之时，其实更应该说，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基本上可以说，正是“上帝”与“人类”的长期以来互动的历史，再加上古希腊哲学以及后来西方近代哲学的愈来愈甚的中介和超越，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西方人类的智慧以及西方人类的文明的加速地发展和进化。可以这样说，西方人关于上帝的一切想象，其实就是他们西方人对自己形象的设想。上帝的“人格”实际上也就是他们西方人自己的“人格”。
　　按照类似的道理，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文明。两千多年来连续不断的盲目尊孔，使孔夫子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或代称之“圣人”。一方面是“孔夫子”按照他的（人格）形象塑造了中国人，而另一方面相应地也是历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同样在按照自己的（人格）形象塑造了“孔夫子”。同样，基本上也可以说，正是“孔夫子”与中国人的这种长期以来互动的历史，构造了中国人的人格以及中国文明的风格。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很清楚，如此构造的中国人的人格和中国文明的风格，实际上全都处于严重发展停滞的状态之中。同样，也基本上可以认为，孔夫子的人格其实也就是中国人的人格，更特别是中国文人的人格。
　　按照上述的理论前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别，基本上也就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与中国人心目中的“孔夫子”之间的形象，以及这种形象的外化之间的差别。西方人，尤其西方的知识分子差不多个个都是“上帝”；而中国人，尤其中国的文人差不多个个都是“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