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办-当次货危机改变世界-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供给过剩是生产过剩的初级形态，很容易转化成产能过剩。事实上，产能过剩的现象在我国已经非常普遍。但是，中国过剩的产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尤其美国消费信贷支持下的过度消费），通过出口实现了对接，这种对接消化了中国部分过剩产能，减小了中国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问题是，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倘若发达国家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相关商品的出口，或者因国家之间发生纠纷与争执，导致经济制裁问题出现，就有可能使我国的产品由于出口不畅而发生严重过剩，进而引发生产过剩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所谓居安思危，为了确保中国的经济安全，这一潜在危机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其五，内需不振，拖住了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度。
高耗能、高污染、高损耗资源的发展模式，虽然确保了GDP增长速度，但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污染，给经济发展甚至给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曾对1981～1996年间公开发表的、来源于39个市县、256份文献共11 726人的精子分析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我国男性的精液质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精子数量降幅达40％以上。
这还是过去的数据。全国人大代表、两院院士钟南山指出：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带来的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以前每毫升含5000万～1亿个精子算是正常，现在3000万就算正常了。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7 事实上，现在全国各大治疗不孕不育的医院，都经常是人满为患。
环境污染给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在让我们这个民族付出代价。中国越来越难以承受这种初级的发展模式，亟须实现转型。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有内需的启动作为前提。否则，一旦外部需求下降，产业结构调整就可能被迫中断，次贷危机恶化后，中国重新鼓励钢铁等过剩行业的发展即为一个例子。
5。2、什么抑制了内需
每当谈起中国的内需问题，许多研究机构不约而同地把能否激活消费、拉动内需和我国工资较低的现状联系在了一起，开出的药方也是提高工资、让民众有钱消费，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这一结论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曾撰文指出：由于资本的利益机制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劳动者的工资总是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过去，我们把经济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消费的相对不足这一矛盾所致。但现在看来，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不论姓资姓社，都会出现经济危机。因为作为经济危机表征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也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而且已经有好长时间了。8
因此，从根源上来讲，抑制内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收入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没钱消费。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财富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公众收入较低。
笔者在本书第2章曾经提到过：“由于工资过低，导致无法产生出与产品供应相配套的内部需求，即内部需求是残缺的。由此，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外部需求，国内的生产与国外的需求构成一种平衡，而要依靠外部需求，又常常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指出：从资金流量核算结果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并且，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而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发展路径，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9
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 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而同期的GDP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3倍。
另有一些数据亦支持这一点。
我国工资长期处于较低状态。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效率而且是健康的。但是，该报告也指出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这表明公民没有充分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于工资增长缓慢，造成我国消费长期低迷不振。
这与世界银行2007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结论相同。世界银行认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关于刺激中国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0
近年来，我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11
为了拉动内需，我国从1988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措施，但效果平平，工资涨幅低于GDP增速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收入低拖了内需的后腿。
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高工资导致的生产成本过高问题，而是工资落后于GDP增速所引发的内需不振问题。低工资状态下的廉价劳动力，虽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却让我国经济难以走出粗放式发展的模式。
这种定位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体现得很明显，《人民日报·海外版》披露的数据显示，在制造业领域，我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平均工资水平在2003、2004和2005年这三年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远远高于印度当年的GDP增长速度。高工资加快了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步伐，并有利于留住人才，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此。
近年来，无论是在印度、美国还是欧洲各国，劳动力工资都在提高。在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将近25年来的最快增长。2006年的数据显示，德、法等国的失业率当时都处于几年来的最低水平，过低的失业率加速了工资上涨的步伐。12
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低于俄罗斯。1999～2006年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6％，而同期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出2倍。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还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预算计划，未来3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
对比之下，显出我们应努力的方向。
另外，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最常见的数据是：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炒房，推高房价，进一步抑制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动力。
第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倾向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小，后顾之忧小，自然也敢于消费。反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担忧大，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养成储蓄的习惯，不敢轻易去消费。
同时，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民众需要承担医疗、教育、养老支出，并受到高房价的困扰，这些负担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坦言：“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我国消费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未同步进行。一方面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进程迅速展开；另一方面，公众的收入结构改革滞后，人们因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增加的消费支出，没有能由收入（货币工资）的相应增加而得到充分补偿。
虽然，从1998～2005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虽然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占70％以上），这一比例依然过低。
2007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07年《社会保障绿皮书》。绿皮书指出，1990～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2元增加到9421。6元，增加5。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增加到4039。6元，增加4。89倍。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加了19。57倍和5。86倍，居民卫生支出的增速远超出其收入增长速度。教育支出同样如此。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在1990年时不足500元，到2004年就已经上涨到5000多元，上涨了10倍以上。13
尤其须要强调的是，房价的过快增长是蚕食民众购买力、制约内需启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由于房价连年持续快速上涨，偏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在许多城市，购买一套房，相当于消耗掉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辈子的收入。至于那些按揭买房者，在长达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背负着沉重的还贷压力，平常不得不节衣缩食，高房价透支了他们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当开发商等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巨额财富的时候，牺牲掉的是民生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内需。
支出增速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无法实现藏富于民的设想，难以让民众真正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使我国居民生活压力较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加大，严重抑制消费需求的释放，导致内需屡拉不动，从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致命缺陷。
第三，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挤压了公共产品领域的财政投入。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指出：“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还在上升。”任玉岭指出，目前我国共有1。2亿人口生活困难，而1978～2003年这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8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将2003年行政管理费用同2000年相比，3年内增长192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
任玉岭的观点与财政部官方网站一篇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不谋而合。该报告指出：如果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情况分析，行政支出成本确实存在着不断膨胀的事实，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这种膨胀基本体现在：一方面行政管理费用的绝对支出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52。9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691。26亿元，增长了88倍，同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倍、21。97倍，政府成本支出增长的倍数分别高出同期财政收入与总支出增长的68。82倍和66。03倍；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比较，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以2003年为例，中国的行政管理财政支出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15
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与“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消费不无关系。2008年11月28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央视特邀观察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指出：“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元。”
而“三公”消费增长过快又与行政机关的膨胀有关。王锡锌指出：“我们辽宁的铁岭市，一个304万人口的地级市，居然有9个副市长，而办公部门居然有20个副秘书长。另外有一个山东的贫困县只有30多万人口，居然有15个县长助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