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高原 张炜-第1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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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桶里盛了干食，一个桶里盛了菜汤。拉地排车的和分饭的也是犯人，也穿着灰衣服，只不过腰上比他们多了一块白布围裙。接着就是小队长呼喊铺号，一个一个走上去。“咣咣”一勺子干饭，一勺子稀汤。他们小心翼翼吹着热气，走到自己的小木凳跟前坐下。一片咀嚼声，吱吱的喝汤声。这里的食物比那个农场差不了多少，不同的是数量太少。一个粗窝窝、一碗稀汤，再不就是一碗粗米饭、一碗菠菜汤，或者是淀粉做成的咸汤。如果不劳动还勉强凑合过去，可是这里的活计比农场要重得多，常常是吃过饭半个多钟头就受不住了，肚子咕咕响，老要弓腰，一遍又一遍紧腰带。
《你在高原》 第三部分 曙光与暮色（80）
四周是一片肃杀的空气。所有来这里的人都做好了迎接一切的准备。从环境到心理，再到服装和食物，都必须和谐统一。队长“老疤”成了无所不在的凶神恶煞。睡觉、熄灯、站队、跑操——新来的这几个人与其他犯人不同的是多了一项跑操，而劳动却与别人没有什么区别。
“老疤”负责监工，他很少做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每一个人，如果有人动作慢了或者是停下来喘息，他就走过去——那个人刚要解释，他就扬起巴掌，说一句“日你妈”，一掌推过去，那人的下巴就流出血来。曲很想用钢钎把这家伙的脑壳捅碎：自己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冒死给他来那么一下。他并不怎么恨那些持枪的看守，而最恨的就是这个穿着灰衣服的特殊犯人。
日子久了他才明白，所有当了队长可以领人干活的家伙，十有*都是一个告密者。在这儿，告密可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所有的犯人都瞪着眼睛瞅着左右，看看有什么可资利用的地方。如果能够及时地捕捉到同伙的毛病并且汇报上去，就有人在一个记功本上给画一道红杠。还有拼命做活、超额完成工作，或是到最危险的地方排过哑炮，都能在记功簿上留下红色的痕迹。这些红杠多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减刑。如果一个犯人做了队长，那么他所统辖的这个队在完成定额方面出现了奇迹，这个头儿也可以上功劳簿。老疤原来是工厂里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偷盗、耍流氓，几乎什么坏事都干过。他被捕的原因是有一次把进仓库领料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工给*了。
他们这一伙的任务是修一条铁路。因为这里要打山洞，那些铁轨就要从山的下坡沿着山路一直转到对面那个洞口。那些陡坡都要用石块砌起来，这样路基才能稳固。架铁轨的是一些专门的技术人员，而这一伙犯人只能干些粗活：搬铁轨和扛枕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开石头，把石头开成一方一方，然后在陡坡上砌起。有一个地段坡太陡，他们要用很长时间在陡坡上砌一道宽石堰，这样即便在雨天也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陡坡下部要打几个水泥桩，水泥桩要深入山坡土层下部好几米深，就像几颗大水泥钉一样把整个陡坡上的岩石和泥土钉牢在那儿。打水泥桩的工作显而易见是最危险的，因为这儿连起码的安全设施都没有，比如说没有一条安全索系上那些打桩人的腰。他们在陡坡半腰上操作，稍有闪失就会滚下陡坡。陡坡有一些凸起的石块，那些尖刃像刀子一样向上仰着；还有一些被滚石砸断了的小树桩，它们的断碴也像刺刀一样仰着。一个人滚下去也就没命了，最轻也是一个伤残人。而且陡坡上部就是曲这一伙砌路基的人，他们脚下的石头难免要滚落下去，冲着陡坡上施工的人射去。有人提议在陡坡上部系一道防护网，被监工的严厉拒绝了。
曲他们这一伙砌路基，不光要自己小心得不能再小心，还要防止手边的石头滚落下去。打水泥桩的人都是一些施工老手，而且都是这所监狱里的重犯。
由于任务抓得紧，打桩的人要分三班倒换。有一天他们清早来到工地，见下面的气氛不大对劲，后来才知道是半夜里有一个年轻人滚落到下边，死在深深的沟壑里了。天亮了他的尸首还在下边，有关方面正组织人往上弄呢。
四周常常响起隆隆的炮声，他们来到这儿只是半个月的工夫，就听说哑炮炸死了三个人。奇怪的是死人这种事也没什么可隐瞒的，“老疤”总是笑嘻嘻地通报说：“哼，又干掉一个家伙。”
《你在高原》 第三部分 无边的游荡（1）
一天下午他们正在砸石头，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原来有一块圆溜溜的石头从“老疤”不远的地方一直往下滚去。他们一齐呼喊：那块石头正好冲着下边施工的人射去。尽管这样喊叫，那石头还是飞驰而去，快得不能再快，下边的人要躲已经完全来不及了。正在那儿弓身干活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他吭吭哧哧干活，耳朵可能不好使。正好在他一抬头的时候，那个石头“砰”一下击在了他的胸部。大家眼瞅着他“啊”一声往后仰去……他几乎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甚至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完了。向上仰着的石块和断掉的小树杈捅破了他的躯体，鲜血涌出来，他很快停止了抽动。血从上衣渗出，从裤脚那儿流出，冒着粉红色的泡沫。
他就死在大家眼皮底下，离打桩的地方不过一百多米。
几个打桩的人惶惶跑开，这边砌石头的人也乱了，丢了手里的锤子，站起来呼叫，一时不知要做什么。“老疤”说：“都给我稳住，喊什么喊，你妈的，就是你！”
他伸手指了指离他最近的一个中年人：“就是你把石头推下去的。”
那个中年人说：“我……我……”
“你什么，你这个混蛋！”
可是曲看得清楚：恰恰就是“老疤”在那儿胡乱走动时把脚下的一块石头碰掉了。
一会儿过来几个人，还有几个背枪的，一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人。“老疤”吼叫着指住中年人，中年人无力辩解，向上伸出两手，就像投降那样。但没由他分说就被扭走了。
从那儿以后，中年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工地上。他们都不敢打听，只知那个人的代号叫“六五”，铺号紧挨着曲，是曲的上铺。以前“六五”睡眠不好，半夜老要翻身，曲常常被扰醒。
接下去他们的这个小队承担了打桩的任务，这肯定是“老疤”主动要求来的。“老疤”说：“别看这儿危险，谁嫌危险，谁就去排哑炮，那里哪个月还不得死个仨俩的。”
他们队开始和另一队换班打桩了。前不久死去的那个人已经拉走了，可是那褐色的血迹在阳光下仍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有做活的人都不时地闭闭眼睛，忍受着等待。
“老疤”议论说：“那个家伙死了还算便宜。他被判了十年，刚来了三年，你看凭空免了七年刑。妈的，臭东西，找死，还想拉杆子，臭东西！”
他们听了都惊讶得合不拢嘴，谁也听不明白什么叫“拉杆子”。曲知道，如果按照过去的习惯说法，“拉杆子”就是拉队伍。天哪，一个读书人会起来“拉队伍”吗？他决不相信。不过可能“老疤”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要知道在这个年头，语言已经变得混乱不堪了，很多概念都得重新界定。这里有很多方言土语，又混合着可怕的黑话……那个死去的人被判了十年，我们这一伙被判了多少年呢？曲关心的是这个。
有一次他终于鼓起勇气凑近了“老疤”，提出了这个问题。
“老疤”不知为什么把一个嘴角缩起来，害冷地吸着，又用手招了招，那是示意他凑近来。他就把耳朵凑近了。
老疤故意把嘴巴对在他的耳根上，炸雷似的喊了一声：
“你们被判了一亿年！”
４
打桩的工作紧张而又凶险，所有的人必须全部上阵，连最年老的、腿脚不便的也不能例外。
曲有一天轮到了一个夜班。他实在困得很，肚子里咕噜噜响，一点劲儿也没有。不过夜班虽然瞌睡，在微弱的灯光下也不太得眼，可是毕竟安全多了。因为在白天还要提防上面施工的人碰下石块。他苦做了一夜，后来简直是搂定了跟前凸出的一块石头才算没有掉下去。天露出了鱼肚白，一个监工的人——他不是“老疤”，也没有多少权力来指挥这里的工作，可他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见到了正在那里打瞌睡的曲，就拉开嗓子吆喝了一声。曲睡着了，打着呼噜，突然一阵寒冷，在那声吆喝里醒过来，身子使劲一抖。他忘记正抓紧了一块岩石，一抬手，脖子一仰就倒了下去。
第一下他磕在一块石头上，头立刻磕破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感觉，又是一个树杈绊住了他的脚。他闭着眼睛说：“完了，这回是自己。”可正在这会儿，他觉得手被什么“呼啦”扫了一下，他紧接着一抓，抓住了什么，可是下半身已经悠下去了。他紧紧地抓着，睁眼一看，那是一条粗树根。他抓着它决不松手，咬着牙。旁边都是呼喊的声音，是和他一块儿换班的那三个人。他们吆吆喝喝，后来终于找来了一根绳子。
这时曲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他知道自己只要稍稍松一口气也就完了。
上边的人喊：“快睁眼，快抓绳子！”
他在喊声里睁开眼睛，觉得右眼看不见了。一片发红的东西糊住了眼睛，原来额角的血流进了眼里。他费力分辨，终于看见有一个绳头在左肩那儿扫来扫去，悠动着，他要赶在它悠过来的瞬间伸手攥住。天哪，它悠过来了，他使出了全身力气，猛地把它攥住……
两个多月之后他们突然得到通知，离岗重回农场。
没人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可是紧接着他们就被集合起来。报数，换衣服——那个装在木条箱子里的衣服又被归还了。
当抓到自己脏臭衣服的那一刻，他感到多么幸福啊。劳改农场真的来人了。他们都认识农场的人——这些人脸色冰冷，不管别人脸上露出多么感激的微笑，他们只是站在那儿一个一个清点，就像清点一群羊或牛似的。
当然，那个中年人再也见不到了。
他们排好队伍，在口令声里往外走去。刚刚走了不远，又看到迎面来了十几个人；走近了，这十几个人的轮廓看得更清了。曲认出，那是刚刚从农场开进来的。
他明白了，原来就是这些人把我们换回去的。他仔仔细细看着，后来他从前面第四个身影上辨认出那是路吟！他的左腿好像残废了，一拐一拐多么厉害——整个队伍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拐子……领队的人推搡了曲一下：“走吧！”
《你在高原》 第三部分 无边的游荡（2）
第一章
大鸟志
1
可怜的兄弟！你如此懊丧、悲伤和无助……我除了焦虑和难过，更多的只是袖手旁观，是无济于事的急躁。有时候我甚至不知该怎么安抚和劝慰，像你一样慌促，一筹莫展。不过从头想一想，事情发展到了时下这一步，似乎并不特别令人吃惊。如果早一点着手做点什么呢？如果那时能够当机立断呢？也许这一切在半年以前就露出了端倪，那会儿要阻止大半还来得及——可惜当时谁都没有把事情看得多么严重，无论是他还是家人朋友，凡事只往好处想，心里的那丝不安和疑虑轻轻地就滑过去了——于是就有了今天，有了这个可怕的结局。它真的并不突兀。
庆连是我在平原的这些年里所遇到的最好的伙伴，时至今日，我们俩可以说是情同手足。那还是三年前，当时的我正处于多么困窘的一个时期！我孤独寂寥无助，一个人在平原上游来荡去，像一枚等待落土的飘零之籽……我们就是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结识的。后来我曾不止一次长住在他的家里。那是村子西头的一处青瓦平房，有一个稍稍开阔的院落，一圈泥墙上披着发白的海草——每当西沉的太阳照亮了院内一片茂盛的菊芋花时，这儿显得那么安谧和可爱。庆连的父亲早逝，这儿只有他们母子俩。我和他们相处得那么融洽，他们也很快把我当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儿任由我进进出出，它真的成了我平原上的家，有时出一次远门，也总是惦记着很快返回。那些日子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有多少时间，我在菊芋花下徘徊、沉思，让心上的伤口得以慢慢愈合……
说起来这算是一个机缘，它让我有机会亲眼目睹了两年前小院里降临的一件大喜事：庆连有了一个叫“荷荷”的未婚妻。我第一眼见到荷荷的时候，一声惊叹差点脱口而出——多美啊，美得出乎预料，美得让人措手不及，她往那儿一站，任何人都无法泰然自若地与之对视和交谈……我作为一个阅历深长的中年人、一位大出她和庆连近二十岁的兄长，竟然在初识的瞬间有些恍然踟蹰、一种在强光下不得不稍稍回避的慌促感。
实在说，这就是第一次见到荷荷的情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