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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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盘录像我已看过许许多多遍。我坐在多特身边，注意观察陪审员们的表情。我看到的是无限的同情。多特用手臂擦着脸上的泪水。等到录像即将放完，我也已是喉头哽咽。
唐尼·雷的形象从屏幕上消失，法警走去开灯，室内一片寂静。只有原告席上，传出了轻轻的然而谁也不会听错的那位母亲的哭声。
我们已给对方造成了我能想象出来的一切损害。我要打赢这场官司。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今是对我的挑战。
灯又亮了。我庄严地宣布：“法官大人，原告静候裁决。”
陪审员们走了很久以后，我和多特依旧坐在空荡荡的法庭里，谈论着这两天听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词。证人们的证词已清楚证明，她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但她的心情并无丝毫的满意感。她将怀着不断自责的心情走向坟墓，因为在为时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她没有更坚决地与保险公司争斗。
她对我说，她对以后的结局并不在乎。在法庭上她已受够了。她要回家，永不再来。我对她说，这不可能。我们才走了一半路程呢。即使是受罪，还得再熬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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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蒙德将如何为他的委托人进行辩护，这个问题使我入了迷。他如果从大利公司总部搬来救兵，企图通过花言巧语把他们拒赔的阴谋像水一样抹掉，那他就会有进一步遭殃的危险。我将干脆把两本工作手册中的U节亮出，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难堪的问题。说不定在某个地方，他们正藏有更多的阴谋，还掩盖着更大的谎言。揭露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大范围的诘问和质询。
他在证人名单上开出了18个人的名字。我无法预测他将传唤谁第一个出庭。在我向我方的证人发问时，我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我知道要出庭的证人是谁，我也知道要出示哪一份文件。可现在完全不同了。我要做的是做出反应，而且要迅速。
我在深夜给远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马克斯·勒伯格挂了个电话，兴致勃勃地把开庭两天的情形告诉了他。他给我出了一点主意，并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谈了一点看法。他非常激动，说是他可能会搭一个航班赶来。
我在8时30分到达法庭时，一眼就看见库柏·杰克逊正坐在那里，我真是又惊又喜。他向我介绍了身旁的两位律师，他们俩也来自北卡罗来纳的罗利，专程飞来观看本案的审理。进行得怎么样？他们问。我把情况谨慎地向他们做了介绍。他们中的一位星期一曾在这儿当场目睹了关于U节的那个戏剧性场面。目前，他们二个大约有20件案子已在报纸等媒体上发了公告，而且类似的案子到处都有发现。他们准备不久之后就提出诉讼。
库柏给了我一份报纸，问我有没有看过。这是昨天出的《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是一篇关于大利公司的报导。我对他们说，我已经一周没有看报，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几号。他们理解我的这种心情。
我把这篇报导飞快地看了一遍。报导的主要内容是，投保人对大利公司的不满正与日俱增，而公司拒绝索赔要求已成常规。许多州目前正对此进行调查，许多人正进行诉讼，状告大利公司。这篇文章最后一段说，孟菲斯正在审理的一个小案件受到了人们密切的关注，陪审团很可能会做出第一个对大利公司大大不利的裁决。
我在基普勒的办公室把这份报导给了法官，他的反应却很冷漠。他要问问陪审团是否看过这篇文章。他们事前就得到过不得看报的警告，但恐怕许多人如今已看过这份《华尔街日报》，他和我对此都没有太多的怀疑。
被告律师传唤的第一位证人名叫安德烈·威克斯。他是田纳西州保险署副署长，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僚，德拉蒙德以前曾经请他作证。他的任务是让政府毫不含糊地站在被告一边。
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约40岁，穿一套漂亮的高档西装，脸上充满诚意，经常挂着微笑。而且此刻他的身份极为有利：他不是大利公司的雇员。德拉蒙德就他的机关的管理职能，问了一大堆平淡无味的问题，试图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保险署的官员们时时刻刻挥舞着皮鞭，骑在保险公司头上撒尿拉屎。既然大利公司在田纳西州依然是一个名声颇佳的公司，那么它的作为显然是循规蹈矩的。否则，站在这儿作证的这位安德烈和他那帮看家狗早就会揪住它了。
德拉蒙德需要时间。他需要有一堆高得像小山一样的证词，倾泻到我们的陪审员的头上，他们也许才会忘记听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他的动作不慌不忙。他的讲话不慌不忙，活像个年迈的老教授。而且他确实非常能干。假如他掌握的事实与现在不同，他真能置我于死地。
他把布莱克家买的那份保单交给威克斯，接着他们俩一唱一和，化了半小时向陪审员们解释每一份保单，亦即所有的保单，都必须得到保险署的批准。他们特别强调“批准”这个词。
由于我是坐着，我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左顾右盼。我研究陪审员们的反应，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对我的目光毫无回避之意。他们和我站在一边。我注意到有几个陌生人，几个穿着整齐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青年。库柏·杰克逊和他的两位朋友坐在后排，离门口很近。在庭上旁听的人还有将近15位。他们为何要来看一个民事案件的审讯呢？
证人就全国范围内保险业细微复杂的管理，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他的作证令人痛苦，使陪审员们个个昏昏欲睡。可是德拉蒙德才不管呢。他拼了老命也想把审讯拖到下星期。快到11点，在把一个上午的时间磨完了以后，他才结束了对证人的问询。休庭一刻钟，接着就轮到我在黑暗中乱放几枪。
威克斯说，目前在田纳西州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开业，他的保险署虽有41名工作人员，但真正从事保单审核业务的却只有18人。根据他勉强做出的估计，这600多家保险公司每家至少发行10种不同种类的保单，因而他的保险署至少需要审核6000种保单。他承认，这些保单经常需要做些修改和修订。
我们又做了几道算术题。根据计算的结果，我传达出一个信息：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都无法对保险业制造出来的文字海洋进行有效监管。我把布莱克的保单交给他。他先是声称早已看过，接着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只是在为这次作证进行准备时才看了这份保单。我就“非住院事故周保险金”，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手上拿着的那张保单，突然变得沉重万分，他飞快地一页页翻着保单，巴不得立刻找到那一节，抛出一个答案。可是却没有摸着答案的边。他又眯起眼睛，皱着眉头，迅速翻了一通，最后终于说找到啦。他的答复大体正确，所以我就让他过了关。我接着又问他一个问题：如要更改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该用何种方法？看他那副窘相，我几乎要为他难受。他久久地研究着这份保单，哑口无言。人人都在等着。陪审员乐得挤眉弄眼，基普勒在得意地暗笑。德拉蒙德虽然火冒三丈，却又爱莫能助。
他终于做出了回答，其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又取出那两本绿色封皮的手册放在桌上，好像是想和威克斯一起再对它们研讨一番。人们立即睁大眼睛。我举着理赔部的工作手册，请问他是否对他如此热心地加以管理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内部的理赔程序进行定期审核。他本想回答“是”，可是他显然听说过U节的事，因而说了“不”。我对这样的答复做出的反应，当然是一脸的震惊。我向他抛出几个语中带刺的问题，接着就给他台阶下。他已经威风扫地，并且已经得到相应的记录。
我又问：他是否知道佛罗里达的保险署正在对大利公司进行调查？他不知道。南卡罗来纳呢？又是不知道。对他来说，这是道地的新闻。那么，北卡罗来纳呢？他似乎有所耳闻，但尚未看到任何材料。肯塔基呢？佐治亚呢？没。他郑重声明，别的州正在做什么，他毫无兴趣。我对此向他表示了谢意。
德拉蒙德传唤的第二个证人，也不是大利公司的雇员；不过，这样说也有点儿勉强。此人名叫佩顿·赖斯基。他有个很能吓唬人的头衔：全国保险同盟执行主任兼会长，而且长相和风度都像个大人物。我们很快就弄清，他那个同盟是以华盛顿为基地的一个政治组织，经费由各家保险公司提供，充当他们在国会上的代言人。全是一帮说客，当然是财源滚滚。我们被告知，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全是为了促进这美好的保险事业。
小小的开场白，化了很长的时间。下午1点半就已经开始，到了2点钟，我们已经完全相信，这个全国保险同盟差不多就是在拯救整个人类。他们是多么出色的人啊！
赖斯基在保险业已经混了30年，德拉蒙德很快就把他的经历和背景披露给我们。他想以此来确定赖斯基作为保险理赔专家的地位。我不反对。我研究过他在另一案件中作证时的证词，我认为我完全能对付他。为了使U节让人听起来妙趣横生，我正需要有个非同寻常的天才专家呢。
他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催问的情况下，滔滔不绝地主动向我们讲述这样的索赔申请应该如何处理。德拉蒙德严肃地点着头，似乎他们现在已经击中了某个人的痛处。你猜他说的是什么？大利公司处理这件索赔申请，是严格地按章办事的。当然也可能犯了一两个小错误，不过呢，嘿，公司那么大，有那么多申请要处理嘛。总的说来，没有大的偏差，处理得还是合情合理的嘛。
赖斯基证词的实质是，由于这一索赔要求的金额太大，大利公司完全有理由予以拒绝。他非常认真地向陪审团解释，一份每周只交18美元保险金的保单，自然没有理由指望它支付高达20万美元的移植手术费。借方保单的目的本来就是提供最最基本的保险，而不是为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提供费用嘛。
德拉蒙德提出了工作手册以及其中失踪了的U节的问题。这是不好的，赖斯基说，不过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手册这种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一直不停地修改的。有经验的理赔员对工作手册往往并不在意，事情该怎么办，他们心里有数。但是，目前既然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争论，那咱们就来谈点儿意见。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理赔部工作手册，一节一节地向陪审员们解释。一切都用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嘛，一切都进行得无比顺利。
他们谈了手册，接着又讨论那几个数字。德拉蒙德问他，是否有机会研究与保单、索赔和拒赔数字有关的资料。赖斯基严肃地点点头，从德拉蒙德手上接过那份打印材料。
大利公司1991年拒赔率确实比较高，不过这可能有几个原因。这样的拒赔率过去在保险行业也不是没有听说过，而且我们也不能对这些数字过于相信。如果看一看过去10年的情况，大利公司的平均拒赔率实际上略低于12％。这肯定没有超出全行业的平均拒赔率。接着他就列举了一批又一批数字，我们一下子全都给他搞得晕头转向，稀里糊涂，而这正是德拉蒙德的目的。
赖斯基走下证人席，开始在一张彩色图表上指指点点，像经验丰富的教师一样对着陪审团讲个没完。我真想知道他这样表演的次数一年有多少。大利公司的这些数字大大低于同业。
基普勒在3点半大发善心，宣布休息。我和库柏·杰克逊以及他的朋友们走到外面的走廊上。他们都是富有经验的出庭辩护律师，马上向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们一致认为，德拉蒙德在打疲劳战，他想磨磨蹭蹭拖到周末。
我整个下午在庭上没有吭过一声。赖斯基一直拖到很晚。临结束前还大谈特谈大利公司的处理是多么公正。从陪审员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此人作证终于结束，他们为此十分高兴。而我也因为可以多几个小时准备对他反诘而感激不尽。
我和戴克陪同库柏·杰克逊以及其他3位律师，在名叫格里桑蒂的一家意大利老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老板名叫大约翰·格里桑蒂，为人十分风趣，把我们领进一个包厢，给我们拿来一瓶我们并未点过的美酒，而且实际上是他为我们点了菜。
几杯酒下肚，我感到轻松和平静。多少天来，这是第一次。也许今夜可以安眠。
这顿饭吃了400多美元，账单一到，库柏·杰克逊立刻一把抓了过去。感谢上帝！鲁迪·贝勒事务所也许很快就会赚到大钱，可此刻它仍旧是穷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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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上午天气晴朗。佩顿·赖斯基一踏上证人席，我立刻把那封“愚蠢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