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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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3年中，我每周化50小时在一位优秀律师指导下学习，那我也会成为优秀律师的。可现在，我却是一个焦虑不安的三年级学生，连最最简单的法律问题都感到害怕，即将到来的律师资格考试更使我胆战心惊。
我面前有动静。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带着老大的助听器的老头，正挪动着又矮又胖的身子，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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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在中国跳棋棋盘和双人牌戏牌桌上进行的松松垮垮的战斗，慢慢地停息了；最后一批老头老太离大楼而去。看门人在门口等着。斯穆特把我们召到身边做总结。我们轮流概述了各自委托人的种种问题。大伙都已疲倦，急于离开这地方。
斯穆特提出了几条建议，既无创造性，也无新意。他保证将在下周的课上讨论老人们这些真实的法律问题，然后就打发我们走。我拔脚就溜。
我搭了布克的车。这是一辆有些年份的彭提亚克，车身太大，说不上时髦漂亮，但比我那辆就要散架的丰田强得多。布克有两个小孩，老婆在学校兼点课，所以生活水平只不过勉勉强强高于贫困线。他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因此受到市里一家事业兴旺的黑人律师事务所的青睐。这家事务所颇有气派，以其在民权诉讼方面的优异记录而远近闻名。他的起步工资是每年4万，比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给我开的多6千。
“我讨厌法学院。”汽车驶出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停车场时，我说。
“这很正常。”布克答道。他不讨厌任何事或任何人，有时甚至声称学习法律对他而言是一种挑战。
“我们干吗当律师呢？”
“为公众服务，与不义作斗争，改造社会，你知道，等等等等。你难道就没听过斯穆特教授的课？”
“喝啤酒去。”
“还不到3点钟哩，鲁迪。”布克很少喝酒，而我则比他还要少。喝酒花费太多，而我现在必须省下钱来买食品。
“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我说。他朝法学院的方向开去。今天是周四，这意味着明天我将背上体育法与拿破仑法典这两门课程的重荷，它们都和老头老太法一样毫无价值，而且更不需要我化什么精力。但律师资格考试却在我脑海中时隐时现，每当想起它，我的双手就不由得微微颤抖。如果我考试砸了锅，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律师事务所里那些态度僵硬、面无笑容的好人，肯定会请我走人，而这意味着我在工作一个月之后，再去踏马路。律师资格考试砸锅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这将会使我失业、破产、丢尽面子和挨饿。正是因此，我对它才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把我直接送到图书馆，”我说。“我想我要先在这些案子上化点时间，然后再复习迎考。”
“好主意。”
“我真恨图书馆。”
“大家都恨图书馆，鲁迪。设置图书馆就是让人恨嘛。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法学院的学生恨。你是很正常的。”
“谢谢。”
“第一个找你的那位老太，包娣小姐，很有钱，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想你们的谈话我听到了点儿。”
“对。她的袋子很鼓。她要重新立份遗嘱。她的子孙对她不理不睬，所以她当然想把他们的名字抹掉。”
“有多少？”
“2000万左右。”
布克用非常怀疑的目光瞟了瞟我。
“这是她亲口说的嘛。”我补充道。
“那么，谁将得到这笔钱呢？”
“一个在电视上布道的性感牧师，他还有自备的李尔喷气飞机哩。”
“这不可能。”
“我发誓。”
布克咀嚼着这件事，在车辆众多的马路上默默地驶过了两个街区。“喂，鲁迪，我不是想让你生气。你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而且也是个好学生。很聪明。不过，为一份值那么多钱的财产起草遗嘱，你会感到轻松吗？”
“不。你会吗？”
“当然不会。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或许她会一觉睡过去，再也不醒。”
“这不可能。她的精力那么充沛，准会比我们活得还长。”
“我把它扔给斯穆特。或者找个讲授税务的教授来帮帮我。或者干脆告诉包娣小姐我帮不了她的忙，请她付5000美元找个高级税务律师来起草。我无所谓。真的。我有自己的问题要操心呢。”
“税务局？”
“对。他们正在逼我还债哩。还有我的房东。”
“我要能帮你点忙就好了，”布克说。我知道他是真心诚意的。要是有钱，他会很乐意借给我的。
“我会设法挨到7月1号的。那时候，我就是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律师事务所里有权有势的大律师啦。穷日子就会一去不复返了。亲爱的布克，我一年怎么也化不掉34000块钱呀。”
“听起来是化不掉。你要发财啰。”
“我是说，我靠小费和镍币7年都混过来了，那么一大笔钱我有什么用？”
“再买一套西装？”
“干吗？我已经有两套了。”
“或者买几双鞋？”
“对，这么干。我要买鞋，布克，买鞋和领带，也许买点非罐装食品，或许还要买一包短运动裤。”
过去3年中，布克夫妇每月起码要请我去吃两次饭。他太太名叫查莲，一个孟菲斯姑娘，能化很少的钱烧出美味佳肴。他俩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都为我的处境难过。布克咧嘴一笑，便把目光从我身上转开。他不愿意再拿这种不愉快的事和我开玩笑了。
他在中央大道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对面的停车场停好车。“我得去办点事，”他说。
“你去吧。谢谢你让我搭车。”
“我6点左右回来。咱们一起准备资格考试。”
“好的。我在楼下。”
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快步穿过中央大道。
在法学院图书馆地下室一个幽暗僻静的角落里，在装满古老破旧的法律书籍的书架后面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我那心爱的单人学习间正虚席以待，像过去许多个月里一样地等我光临。这个地方是以我的名义正式订下，归我独个儿使用的。角落没有窗户，有时候又潮又冷，所以很少有人敢于走近。我在这个专用的小小洞穴里，往往一坐几小时，或是做案例摘记，或是复习迎考。而在过去几周中，我曾在这里痛苦地度过了许许多多个小时，反复思索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反复自问究竟为何让她离我而去。我在这里折磨自己。我使用的书桌，三边都有大板将桌面围住，我已经记熟了每块挡板上木头纹理的形状。我可以在这里哭泣，而不愁会被人发现。我甚至可以低声咒骂，也不必担心会被人听见。
在我们打得火热的那些日子里，莎拉到这儿不知来过多少次。我们一起学习，两张椅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我们可以咯咯地傻笑，也可以放声哈哈大笑，无人会来干涉。我们可以亲吻，相互爱抚，无人会看见。此时此刻，尽管处于心情沮丧的深谷，我几乎依然可以闻到她身上香水的气味。
我真该在这杂乱无章像迷宫一般的图书馆里，另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了。当我此刻瞪著书桌的木头挡板，我看到的是她的脸孔，想到的是她的大腿给我的感觉。我立刻心痛如绞，浑身麻木。仅仅几周以前，她还是在这儿的呀，而如今，别的一个什么人却在抚摸着她的双腿！
我拿起布莱克的那一叠材料，上楼走到图书馆有关保险的藏书部。我的脚步缓慢，目光却射向四面八方。现在莎拉虽然很少来此，但我还是看见过她几次。
我把多特的文件在两个书架间一张无人的桌子上摊开，再次阅读那封“愚蠢之至”的信。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惊，写信的人显然确信多特和巴迪决不至于会拿给一位律师看。我又读了一遍，而且意识到刚才那致命的绞痛已经开始消退——疼痛尽管还是一阵接着一阵，但我已经逐步学会对付它。
莎拉·普兰克莫尔也是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是我迄今爱过的唯一的姑娘。4个月前她一脚把我蹬掉，投入一个当地出身名门的名牌大学学生的怀抱。她对我说，他们是高中时期的老相好，在圣诞假期中鬼使神差地又碰到了一起，于是当年的罗曼司死灰复燃。她说她很不情愿这样甩掉我，不过天也不会因此而塌下来。如今，到处都是流言飞语，说她已经怀孕。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传说时，确确实实呕吐了。
我仔细阅读布莱克的那份大利公司保单，成页地做着笔记。保单像天书一样难读。我把来回信件、索赔表格和医疗记录整理归类。莎拉的影子这时已经消失，我沉浸在一件越来越发出一股强烈臭气的保险索赔争议之中。
布莱克的保单购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费是每周18美元。我对交费卡研究了一番。从这本用于记录每周交费情况的小本子可以看出，名叫博比·奥托的这位保险公司经纪人，实际上每周都曾拜访布莱克。
我的小桌上摆满了一叠叠文件。我把多特给我的材料全都看了一遍。我边看边想着那位来访的共产党教授马克斯·勒伯格，以及他对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他们统治着我们的国家，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们控制着金融界。他们垄断着房地产。他们感染上一个病毒，华尔街就会上吐下泻一星期。而当利率下调、他们的投资收益猝然下降时，他们就会跑到国会山，要求进行所谓的改革。没完没了的诉讼正在使我们完蛋，他们大叫大嚷。那些卑劣的出庭律师正在提出毫无意义的诉讼，千方百计地说服陪审团判给原告巨额赔偿金。我们必须制止他们，否则我们就会破产。勒伯格往往会怒火冲天，气得把书摔向墙壁。我们大家都爱他。
他目前仍在这里任教。我想他将在本学期末返回威斯康星。我如果鼓足勇气，蛮可以请他来研究一下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的案情。他说过他在北方曾帮助打赢过几起影响极大的欺诈案，陪审团裁定保险公司交付了数额巨大的罚款。
我开始为这件案子写一份摘要，从售出保单的那一天开始，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所有的重大事件。大利公司用书面形式拒绝了8次。最后一次当然就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我简直可以听到马克斯·勒伯格看这封信时发出的口哨声和大笑声、我闻到了血腥味。
我希望勒伯格教授也能闻到这股血腥味。我在法学院三楼两个储藏室之间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门上贴满了为保卫同性恋权利而举行游行示威和抵制活动的传单，以及为保护濒临灭绝的生物而举行的集会的招贴，这些活动在孟菲斯很有人注意。门半开半闭，我听见他在对着话筒吼叫。我屏住呼吸，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他大声喊着。我慢慢地走进房问。他朝室内唯一的一张椅子挥了挥手，那上面堆满了书籍、文件和杂志。整个房间就是一个垃圾堆，杂乱无章，到处都是报纸、空瓶和碎片。堆得满满的书凸出书架之外，压得书架往下弯。墙上贴着胡乱涂写的海报，地板上是一摊摊零碎的纸片。时间和条理对马克斯·勒伯格毫无意义。
他长得又瘦又小，年届花甲，浅黄的头发蓬乱茂密，一双手时刻动个不停。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看上去很不顺眼的长袖运动衫和一双旧的运动鞋。天气寒冷时，他有时会穿上短袜。他的情绪那么亢奋，令我紧张不安。
他啪的一声，用力搁下话筒。“贝克！”
“贝勒。鲁迪·贝勒。保险课。上学期。”
“对！对！我记得的。坐。”他朝那张椅子再次挥了挥手。
“谢谢。不必了。”
他忙乱地收拾着桌上的一堆文件。“那么，贝勒，你有什么事？”马克斯一贯乐意花时间听别人讲话，因而很受学生喜爱。
“这个，嗯，你有空吗？”通常情况下，我应该用更为正式的口吻，尊称他一声“先生”，或者说一点诸如此类的客气话。但马克斯讨厌客套，坚持要我们用名字称呼他。
“是的，我有空。你有什么问题？”
“嗯，我这学期在听斯穆特教授一门课，”我解释道。接着，我就迅速而又简洁地谈了去老年大楼午餐的情况，向他介绍了多特和巴迪以及他们与大利公司的纠葛。他凝神静气，听进了我说的每一个字。
“你听说过大利公司吗？”我问。
“听说过。那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专门向农村里的白人和黑人出售廉价保险。非常臭。”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它。”
“你是不会听到的。他们不做广告。他们的经纪人挨家挨户敲门，收取每周的保险费。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这一行当里最肮脏的一个角落。把保单给我瞧瞧。”
我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