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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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复习了1个小时，然后就离开餐厅，去8楼看丹·范·兰德尔。他依然在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但并不反对和我交谈。我把已经和对方的保险公司接触，对方投保数额很大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我用戴克前不久对我说的话向他解释道，他的案子一应条件齐备：责任明确（对方不折不扣是酒后开车），保险数额巨大，而且伤得很妙。所谓伤得很妙是指那些断了的骨头，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展成“永久性骨折”这种奇妙的状态。
丹吃力而又高兴地笑了笑。他已经在计算可以得到多少赔偿费啦。可是这个馅饼怎么个分法，他还有得和布鲁索讨价还价呢。
我跟他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探视。我已经奉命常驻医院，我有足够的条件探望我所有的客户，向他们提供服务。
我回到餐厅，在原来那个角落重新坐下。这时，餐厅里又已经挤满了顾客。方才去8楼时我摊在桌上的书没有收起来，其中一本有着一个十分显眼的名字：《伊尔顿法律评论》，引起了坐在隔壁桌上的几位年轻医生的注意。在我落座时，他们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而且都不约而同地闭上嘴，因而我明白他们已详细地讨论过我的书。他们不久就离开了餐厅。我又要了咖啡，在令人叹为观止的联邦审讯程序中遨游。
餐厅里的顾客只剩下最后的几个。我喝着脱去咖啡因的咖啡。在过去4个小时中，我居然读完这么多材料，连自己也颇为惊讶。9时45分，布鲁索又打来一次电话。听声音他好像在某家酒吧。他要我明晨9时去他办公室，讨论一个法律观点；他手上那件贩毒案本月开庭时，他需要加以阐述。我准到，我说。
假如我的律师一边在脱衣舞俱乐部饮酒作乐，一边却在考虑为我辩护时使用的法律理论依据，我知道了一定会大为生气。
但布鲁索是我的老板。
10点钟，餐厅里只剩下寡人一个。这家自助餐厅通宵营业，所以收银员对我的在场并不在意。我正沉浸在对需要高度语言技巧的审判前会谈的描述中，突然听见一位青年妇女动听悦耳的喷嚏声。抬头一看，原来在离我两张桌子的地方，有位病人坐在轮椅上。这时，除了我，她是餐厅唯一的客人。她直伸着的右腿，从膝盖以下都打着石膏。根据我对石膏的一知半解，从她脚上石膏的颜色可以看出，她的腿用石膏固定是最近的事。
她非常年轻，而且极其漂亮。我忍不住盯了她几秒钟，才把目光转回到笔记上，但过了不一会，却又不由自主地抬头瞪着她，而且这一次看的时间更长。她头发乌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栗色的眼睛泪水盈盈，五官端正，轮廓鲜明，但左下颌明显地又青又肿，这通常是一只卑劣的拳头留下的伤痕。一件医院里标准的白色长袍，罩着她那几乎是脆弱的身体。
一位穿着粉红茄克的老人，把一只装了橙子汁的塑料杯轻轻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许多善良的人在圣彼得医院义务劳动，这位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喝一点吧，凯莉。”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无可挑剔的老祖父。
“谢谢。”她嫣然一笑。
“你说30分钟？”他问。
她点点头，咬着下唇。“30分钟。”她对他说。
“还要我做什么吗？”
“没有了，谢谢你。”
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离开了餐厅。
又只剩下我们俩。我竭力不去看她，但欲罢不能。眼睛盯著书本不过一小会儿，就再也无法克制，又慢慢抬了起来，直到可以看清她为止。她朝着的方向与我并非面面相对，而是几乎成一个90度的直角。她用双手端起饮料，我看见她的两只手腕都绑着绷带。到目前为止，她还没看见我。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即使这餐厅里挤满了人，她也会视而不见的。此刻的凯莉，正处于她那小小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之中。
好像是断了一只踝关节。她脸上乌青的肿块，尽管看不见一个伤口，但可以满足戴克的一大堆要求。两只手腕受的伤却令人迷惑不解。她虽然如此美貌，我却不为所动，不想去练一下寻根刨底的技巧。她看上去如此悲伤，我怎能去加深她的不幸？她的左手无名指带着一个薄薄的结婚戒指，而她的年纪绝不可能超过18岁。我尽力克制。至少有5分钟之久，两只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书本，但我仍旧可以看见她在用一块纸巾揩着眼睛。她的头微微偏在右边，她的泪水一颗一颗向下滴。她在无声抽泣。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眼泪与她那断了的踝关节引起的疼痛无关。使她哭泣的不是肉体的伤痛。
我那蹩脚律师的想象力在天马行空。或许是发生了一次车祸，她的丈夫当场不幸亡故，而她只是受了伤。她年纪很轻，不可能有孩子，而娘家离此又很遥远，因此她才孤身一人坐在这里，为遇难的丈夫伤心哭泣。可能是个了不得的大案呐！
我用力摇摇头，甩掉这些可怕的想法，再次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面前的书本上。她仍在不停地哽咽，无声地哭泣。几位客人来了又走，谁也没有留下来，坐到凯莉或者我的桌子旁。我喝光了咖啡，不声不响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径直从她面前走向柜台。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足足有一秒钟之久，我几乎撞倒了一把金属座椅。我用颤颤抖抖的手，付了咖啡的账，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停住脚步站在她的桌边。
她缓缓地抬起那双美丽的泪光闪闪的眼睛。我屏住气说：“呃，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但是我能为你效劳吗？你疼吗？”我用头指指她上着石膏的腿，问道。
“不，”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接着是扣人心弦的微微一笑。“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不客气，”我说。我望着距离将近20英尺的我坐的那张桌子。“我在那边复习，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我耸耸肩，仿佛是说：我不知道该为你做点什么，但尽管我是个笨蛋，我还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所以如果我越出了界限，还得请你多多原谅。但是我关心你，而且随时都可以召之即来。
“谢谢。”她又说了一声。
我回到了座位上。现在我已明确地告诉了她，我正在啃着厚厚的书本，希望不久之后能置身于一种高贵的行业，目前算得上半个律师。她也肯定对我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我于是心安理得地一头埋进书本，不再记挂她正受着的煎熬。
几分钟过去了。我在翻过一页时朝她看了看，她也正在看着我。我的心脏停止跳动足有一秒钟。我低下头，对她不看不想不理不睬，直到最后实在憋不住，才又抬眼望去：她已再次深深陷入痛苦的泥潭。她紧捏着餐巾，泪水沿着面颊一串一串往下流。
看着她这样伤心，我心如刀绞。我真想坐在她的身边，用手搂着她，和她谈谈心。假如她已经结婚，那她丈夫跑到哪儿去啦？她的眼睛朝我这边凝望，但我想她并没有看见我。
她那位穿粉红茄克的随从在10时30分准时来到，她立即努力使自己恢复平静。他轻轻拍着她的头，说了几句我无法听见的安慰话，温存地转过轮椅。她离开餐厅时，毫不掩饰地久久地凝视着我，投给我一个长长的含泪的微笑。
我很想跟在轮椅后面走一段，摸清她的病房位于何处。但我控制住了自己。后来，我又想去找那个穿粉红茄克的老人，迫使他把详细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我。但我还是没有去。我要想法忘记她。她只是个大孩子而已。
我在第二天晚上来到餐厅，又坐到同一张桌子旁。我听着同样匆匆忙忙的人群在用同样急促的声音叽叽喳喳闲聊。我看望了范·兰德尔夫妇，并且应付了他们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冷眼旁观别的鲨鱼在这混浊的水域中争食。我对几个等着被人欺骗的明显的潜在委托人视而不见。我接连几小时埋头学习。我学得非常专注，学习欲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但我并没有忘掉墙上的挂钟。快到10点钟，我就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两只眼睛开始东张西望。我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继续苦读，可是只要有人踏进餐厅，我就会身不由己地从椅子上蹦起来。一张桌上有两名护士正在用餐，另一张桌上一个孤独的技术员正在读着一本书。
10时过5分，她终于出现在餐厅。那同一个老人轻轻推着轮椅，把她送到她指定的地点。她挑了昨天坐的那张桌，在他为她摆好椅子的当儿，对我嫣然一笑。“橙汁。”她说。她的头发还是和昨天一样往后梳，但是，假如我没有看错的话，她今天抹了一点睫毛膏，画了一点眼线，而且还搽了一点淡红的口红，那效果真令人吃惊。昨儿晚上，我没有注意到她脸上全然未施脂粉；今夜，只不过淡淡几笔，她竟然如此美貌绝伦，光彩夺目。她的眼睛像清澈的湖水，闪耀着幸福的光芒，没有一丝悲伤。
老人把橙汁放在她的面前，又说了一遍昨夜说过的话。“喝点儿吧，凯莉。你说30分钟？”
“45分钟吧。”她说。
“我听你的。”说完，他就从容离去。
她啜着橙汁，目光茫然地望着桌面。今天，我想念凯莉已经想了很久，早就决定了我的行动路线。我等了几分钟，装作没有看见她，只是胡乱地翻着《伊尔顿法律评论》，接着就慢慢站起来，仿佛是想喝杯咖啡，休息休息。我走到她桌旁说道：“你今天好多了。”
她显然是在等我开口说点儿诸如此类的话。“我感觉好多了，”她说，迷人地微微一笑，露出了那珍珠一般洁白无瑕的牙齿。她的脸真是艳丽，尽管有那块吓人的又青又紫的伤肿。
“我给你买点儿什么来，好吗？”
“我想喝可乐。这橙汁苦。”
“好的。”我说完掉头就走，激动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在自动售货机上付了钱，拿了两大杯可乐，走回去放在她桌上，然后就神情慌乱地盯着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一言不发。
“你请坐下。”她说。
“真的？”
“请坐吧。我跟护士们讲话都讲腻啦。”
我坐了下来，手肘搁在桌子上。“我叫鲁迪·贝勒，”我自我介绍说。“你是凯莉——”
“凯莉·赖考。认识你很高兴。”
“认识你很高兴。”在20英尺以外偷偷地看她便足以使我心旌摇荡，如今，仅仅隔着4英尺，可以放心大胆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而且，这怎能不让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她那双温柔的栗色眼睛，不时调皮地闪闪发亮。她真是上帝的杰作！
“昨天晚上打扰你，很抱歉。”我说，迫不及待地想把谈话进行下去。我想了解的事情很多很多。
“你并没有打扰我呀。我出那样的洋相，才真应该感到抱歉呢。”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问，好像她是个陌生的路人，而我倒是这里的主人。
“在病房里呆腻了。你呢？”
“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这儿安静。”
“这么说你要当律师啰？”
“是的。几个星期前我从法学院毕了业，在一家事务所找了份工作。一通过资格考试，我就离开那里。”
她用吸管吸着可乐；在轮椅上动了动，马上痛得微微扭歪了脸。“伤得相当重，是不是？”我问，头朝她的腿点了点。
“我的脚踝很疼，医生在脚踝上钉了一根钉。”
“怎么出的事？”很显然，我接下来会问这个问题，而且我想她回答这个问题，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不然。她迟疑了一会，眼睛里立刻涌满了泪水。“在家里出了点事。”她说。这一模模糊糊的解释，仿佛事前排练过。
该死！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家里出了点事？是她从楼梯上摔下来受的伤？
“哦，”我说，仿佛她已回答得一清二楚。她的两只手腕没有上石膏，而是绑着绷带，这使我很担心。看来不是骨折或扭伤，而可能是创口。
“说起来话太长。”她吸了一口可乐，眼睛看着别处喃喃地说。
“在这儿有多久啦？”我问。
“几天。医生要观察打进去的钉子有没有弯。要是弯了，还得再做一次手术。”她停了停，玩着手中的吸管。“在这个地方学习，不是有点怪吗？”她问。
“那倒不。这儿安静，咖啡喝不完，又通宵开着。你带着一只结婚戒指？”这件事对我的折磨，比什么都厉害。
她看了看戒指，仿佛是要弄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