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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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初年，东林党由于在“移宫案”中力主郑贵妃移宫，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重新起用，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连魏忠贤对赵南星也有几分敬畏，安排自己的侄子去拜见他。但赵南星拒绝与魏忠贤接近，对与魏忠贤关系密切的官员严加纠劾，东林党与阉党的矛盾又尖锐起来。
杨涟像后来，魏忠贤窃据了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事等职，且与熹宗乳母客氏狼狈为奸，组成“阉党”集团。开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向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阉党干将魏广微为了迎合魏忠贤，将朝野中的东林人士翦除干净，竟凭个人好恶，将朝中官员逐一排队，分为两派，编造《缙绅便览》，上列具体官员名单，用笔在名单上圈点。心腹者加圈，极为重要的东林官员，就在名字旁点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其中被重点者有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100余人。然后将编好的名册秘密呈献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南北两京合朝官员70余人也纷纷上疏，讨伐魏忠贤，要求铲除阉党，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迅速白热化。结果，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专权乱政，欺君藐法”等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等人同被杀害。次年，魏忠贤又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魏忠贤又命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打击东林党。魏忠贤还指使党羽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东林点将录》仿照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东林党名单，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同时，由政争迁怒于讲学，又矫旨拆毁全国各地书院，禁止讲学活动。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仅三年时间内，被残酷杀害的有数十人，下狱遣戍者达数百人，其他被革职、蒙冤、株连、打击者有几千人以上，东林党人几乎被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钦定阉党逆案，总计处理的阉党达460余人。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对被害惨死的给予特别礼遇，顾宪成、高攀龙、杨涟、周顺昌、邹元标等去世诸臣均加赠官爵。遭削夺的一批东林官员重新起用，同时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在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F0 11 明朝的经济与社会
农业与手工业
明人绘《田家图》
明代腰机
在明朝200多年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之唐宋元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方面，《明实录》所载明朝最高人口数字只有7000余万，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上应超出1亿（还有人认为可能达到1。5亿）。明朝耕地面积也在逐渐增长，最多时超过8亿亩，但耕地面积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人口膨胀规模，已经形成了人口压力严重和耕地不足的局面。
明人绘《田家图》在农具、耕作技术、灌溉技术、粮食产量等方面，明朝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对有限，但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农民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则是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已被突破，多种经营兴盛，经济作物棉、麻、桑、蓝靛、茶树、甘蔗、蔬菜、果木、花卉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很多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时还往往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或兼营相关副业，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明朝人总结说，三吴明代青花云龙纹扁瓶地区赋税苛重，然而“闾阎不困”，就是因为当地人“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竞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见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在松江、苏州二府，棉作已经压倒稻作，“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嘉兴、湖州二府，则是蚕桑压倒稻作，“蚕或不登时，举家辄哭”。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地区需要依赖邻近地区提供商品粮，湖广、江西等地成为新的粮食生产中心，承担了向江南、福建、广东供给粮食的任务。江南本为唐宋以来最大的粮食产区，时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而到明代，由于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谚语已变为“湖广熟，天下足”。
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朝后期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现象。他们与单纯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传统地主不同，以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管理为特点，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注重集约经营，改良土壤、水利，进行认真、细致的经济核算，以提高生产效率。其所经营，通常也已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包括了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相关的副、牧、渔业，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明朝后期的常熟人谭晓，因当地“田多洼芜”，低价购买了大量空闲土地，雇佣乡民百余人，“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所凿水池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视地形、土壤情况种植不同的果木蔬菜，顺带捕捉鸟凫昆虫，此类副产品销售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其本人“纤啬惮费”，生活节俭，因此“赀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见李诩《戒庵老明代镀金铜佛塔人漫笔》卷4“谈参传”条）。经营地主对僮仆、雇工等劳动者注意改善待遇，以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成书于明末的《沈氏农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称，“炎天日长，午后必饥，冬月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以早粥……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见张履祥《补农书》卷上）。
明朝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规模在前代基础上继续有所扩大，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制瓷业中以吹釉法代替过去的刷釉法，施釉更加均匀光泽，有利于烧制大型瓷器。采矿业较多地使用火药爆破技术，冶炼业则广泛利用煤为燃料，并使用活塞式木风箱。丝织业中改进了提花织机，使织品档次提高，更加富于变化。印刷业中铜活字普遍使用，套印和饾版、拱花技巧的发展，可以印出非常精美的彩图。明初沿袭元制，官手工业发达，工匠单立为匠户，世代不得脱籍。其中少量为在京的住坐匠，无工作自由，每月定期服役；大部分为各地轮班匠，轮流至京服役，四年一次，每次三月，往返路费自理，其余时间可以自行从事手工业生产。明朝中叶以后，工匠逐渐可以纳银代役，身份趋于自由。
明代腰机花楼机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这也就是学术界习称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方面较早的记载见于苏州丝织业。当地已织绢为生的“机户”多达数万家，其中大部分仍属家庭手工业性质，但一部分经营成功、扩大生产规模的人已发展为拥有织机数十张、雇佣工人数十上百名的手工工场主。工场中的劳动者“织工”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形成“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的状况（见《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而且他们与雇主并无主奴、师徒一类依附关系，基本上都是“自食其力之良民”，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类似的生产关系，在明后期南方一些地区的榨油、制瓷、矿冶、造纸等行业中均有出现。一些商人插足于棉织、丝织生产，通过贷款、预付原料、提供织机等方式，以包买商的身份控制了一批家庭手工业者，将他们变成在家工作的雇佣工人。不过就总体而言，这种出于市场需求、以自由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在明朝仍然只是出现于局部范围的局部行业，尚不足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
商品经济的繁荣（1）
明代都市绸缎店
明人绘《货郎图》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图盘明代白玉螭龙杯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大部分，尤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类物品为商品中的大宗。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明代钱币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经商成为徽州普遍的风气，“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见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