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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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地方官进京朝见，一般都要带上搜刮来的金银珍宝、土特产等，以巴结京城里的势宦权贵。所以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驻袋口，都将去京里抖。”况钟赴京时，下属们念他一贯清廉，替他筹备了些礼物，以供到京城上下打点。况钟闻知后赋诗相拒：“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并写下著名的《进京诗》：

“不带江南一寸绵”的况钟（2）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

况钟到北京后，因任期满且政绩突出而升官。苏州百姓不愿意他到别处作官，张瀚等二万余人请愿于巡按御史张文昌，要求况钟再回苏州，明英宗接受人民的请求，升了况钟的官，赐况钟墓正三品，但仍回苏州做知府。况钟返任时“民欢迎者不远数百里之遥”。正统七年（1442年）12月，况钟因积劳成疾，病逝任所，享年60岁。朝廷对他的品行备加赏慰，特赠正义大夫资治卿。

第二年春天，装载况钟遗体的灵舟启程去江西时，苏州城“郡民罢市，如泣私亲，其奔程路祭者，络不断绝。”况钟灵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苏州数十万百姓身穿孝服为其送行，“民多垂泣送其柩归”两千多里水路“夹岸哭奠不绝于途”。数百名苏州人一直送灵柩至江西靖安老家！苏州府所属七县都为他立了祠堂，全郡近50万户，几乎家家挂有他的“喜神”（画像），百姓由衷爱戴这位廉政清官。

“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于谦（1）

于谦像“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这首诗的作者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也是他人格的自我写照。

于谦（1398～1457），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明朝大臣、军事家。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宣德初年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宣德三年（1428年）巡按江西，严惩污吏，审理冤狱，颂声满道。五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在各州县设平准仓，调节粮价，赈济贫苦，兴修水利，加固黄河堤岸，深得民心。后来升为兵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在两省百姓官吏以及藩王的力请下免死，并官复原职。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反对南迁，指挥北京保卫战，升为兵部尚书。代宗即位后，他整饬兵备，严格督战，亲自率师二十二万，在北京九门外大败瓦剌军队，加少保头衔，总管军务。后来也先以英宗为人质逼明朝议和，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和谈。使也先无计可施，只得放回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于谦以“谋逆罪”被杀。成化初年平反昭雪，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年间，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

明永乐十年（1412年），十五岁的于谦考中生员（秀才），永乐十八年（1420年）参加杭州“乡试”，考中第六名，次年会试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他随宣宗御驾亲征。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巡按江西，他公正廉明，执法不阿，即使是藩王官属，犯了罪也不宽恕，还审理平反冤狱数百件。宣德五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同年，明朝开始设立“巡抚”，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之上，三十三岁的于谦被任命为首批巡抚，巡抚河南、山西长达十九年。在任期间，他深入民间，察访疾苦，惩治贪官；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立平籴法以备荒，并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设“惠民药局”，救治百姓疾病；命地方官员修治河堤以防水患，招抚山东、陕西难民，予以安置；屡次上疏请求蠲发生灾害地方的钱粮赋税。始终保持为政清廉，不受私谒，为民请命，不避权贵的耿直作风，被两省百姓呼为“于青天”、誉为“于龙图”，甚至有百姓在家给他立像供奉，有的州县还为他建立了“生祠”。

正统元年（1436年），朱祁镇即位，为明英宗。英宗年少贪玩，于是宦官近侍投其所好，得到恩宠。正统七年以后，军国大权渐渐被宦官王振把持。王振“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形成宦官专权的黑暗局面。朝中上下，贪污成风，地方官员进京办事，必须先贿赂上司，但是于谦从不送礼。有人就劝他：“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甩甩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并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品行：“手帕蘑菇和线香，本资民甲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闾阎就是里巷，“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正统六年（1441年），于谦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山西、河南两省百姓上书求情，加上几位藩王说情，王振只好放了于谦，复任旧职。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率军分四路大举南下，很快占领明朝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在王振挟持下亲征，由郕王朱祁钰（英宗之弟）监国，于谦以兵部事辅助。8月15日明军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五十万大军全部覆没，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举国震动。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同时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臣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徐有贞等主张南迁避难，于谦坚决反对，并对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他的意见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于是太后决定立郕王为景帝，明英宗改称太上皇。于谦升为兵部尚书，统帅全军，负责指挥军民守城。于谦针对瓦刺利用英宗作为人质以要挟明朝的阴谋，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

十月，瓦剌军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主张闭门坚守，等到敌人粮草接济困难，自会退兵。于谦则主张主动出击。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还命令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决心。并且下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于是全军上下士气振奋，斗志昂扬，同仇敌忾，决心跟瓦剌军决战到底，保卫京城。这时，各地勤王的明军也陆续到达北京，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于谦手札在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也先战败被迫退兵。于谦以功加少保，总督军务，于是增兵守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并派大将镇守山西关隘，严防瓦剌军队南下。也先看到明朝军力日渐强大，在军事上打败明朝已不可能。同时，瓦剌内部矛盾也日渐尖锐，也先手中的“上皇”不仅不再是王牌，实际上已变成累赘。于是他决定罢兵，送回朱祁镇。随即派使者与明朝讲和。而大臣们一再奏请迎接上皇，这使景帝朱祁钰很不高兴，他生气地说：“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一时之间群臣惶恐万分，无言以对。于谦劝说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最后景帝的面色才平和下来，说：“从汝，从汝。”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明英宗回到北京，明朝与瓦刺化干戈为玉帛，互相通好，贡使络绎，贸易不绝。《明史》评论道：“卒奉上皇以归，（于）谦之力也。”

“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于谦（2）

于谦高瞻远瞩，知道和平局面断难长久，于是上安边三策，建议改革军制。并首创团营建制，挑选精兵，分营集中操练，各以都督统率，从此兵将相识，号令划一，军势日盛。在政务上，他的章奏很合时宜，令人叹服，处理公事，号令明审，百官威服，可谓功高名盛。但是他十分俭约，以国家栋梁之臣，所居之屋仅蔽风雨，景帝念其劳苦，曾赐给他一所宅第，他拒绝了，说“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

景泰八年（1457年），景帝突然患病，卧床不起。英宗趁机在宦官曹吉祥、大将石亨等人的帮助下复辟，重夺帝位，改年号为天顺。英宗被放回来后，始终对于谦不顾他的生死拒绝议和并拥立景帝耿耿于怀，正月二十三日，以“谋逆罪”逮捕于谦，不久将其处死，时年60岁。北京百姓听到于谦被害消息，十分悲痛。据史书记载：“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

于谦祠于谦死后，他的遗骸被人悄悄收敛起来，第二年运回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明成化二年（1466年），于谦的长子于冕上书替父伸冤，宪宗为于谦平反，并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还下令将北京崇文门内西裱背胡同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弘治二年（1489年），孝宗下诏，在三台山的墓旁建祠纪念。杭州、河南、山西等地百姓“皆世奉祀不绝”。

西子湖头，三台山麓，于谦墓和岳飞墓遥相对应，为如画的湖山，又添了几分悲壮豪迈的英雄气魄，正如清人袁子才诗中所说：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抗倭英雄戚继光（1）

戚继光像戚继光用过的军刀戚继光（1528～1587），明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戚继光自幼生长在将门，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军事生活的熏陶，自小就立志保疆卫国，十六岁时，他就写下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五言律诗：

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这首诗表达了年轻的戚继光已有保卫祖国海疆的远大志向。十七岁时，戚继光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二十五岁的戚继光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省沿海防御倭寇军务。倭寇指在日本内战中失败的流亡武士和商人，他们从元代末年到明代初年，经常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带抢劫中国商船，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十五世纪后期，倭寇与中国沿海的劣绅奸商狼狈为奸，愈加猖狂，有时甚至深入内地，攻城略地，掳掠财物，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祸患。戚继光任都指挥佥事后，统辖3营24卫所。防线从江苏、山东交界处，一直延伸到山东半岛的北端。海防线很长，而兵力有限，如何设防是个很大的问题。戚继光走访了当地许多官员、渔民，了解到一年之中倭寇活动最猖獗的时间多是3、4、5月和9、10月间，掌握了这几个月间的天气状况以及船只可能停靠的地方后，他采取了按照时间和地段重点设防的措施。同时整顿军队，加强训练，严格军纪，提高战斗力，于是，山东海防变得固若金汤，倭寇不敢再轻易骚扰，戚继光在山东防倭初见成效。

由于戚继光在山东抗倭有方，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朝廷又把他派往浙江，担任定海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率军抵抗倭寇，这一带是倭寇活动比较猖獗的地区。戚继光看到原来的军队素质很差，战斗力很弱，于是在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组建新军。这支四千多人的新军，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鸳鸯阵军纪严明，精通战法，训练有素，进退有序，作战勇猛。戚继光还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改革队列，创造了著名的鸳鸯阵法，使长短兵器配合作战，用火器、弓箭互相掩护，敌人进入百步之内用火器，进入六十步内用弓箭，敌人更近时，便用“鸳鸯阵”冲杀。这支军队在后来的战斗中屡战屡胜，发挥了巨大威力，深受百姓的爱戴，称他们为“戚家军”。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九月，800多名倭寇入侵龙山所，戚继光率军迎击，两军刚一交锋，明军由于怯战开始后退。在这危急时刻，戚继光飞身跃上一块巨石，连发三箭，射倒3个倭寇头目。倭寇见状，仓惶逃窜。戚继光率军乘胜追击，三战三捷，威名大震。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一万多名倭寇大举进犯台州。戚继光率领戚家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偷袭、伏击、快速奔袭等战法，打得倭寇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戚继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