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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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心理医生。”
我陷入椅子的后部，决定沉默一阵子，直到他们妥协。
那天的谈话因为我“防御心理太强”而无法进行，他们提供了卫生院水准的体征测量之后就走了。在监狱里呆久了，即使是失去两位来历不明的对话者也会有些落寞，幸而我没有表现出来。
一个月后再次到访的只有吉尔伯特。
“作为纽伦堡审判的御用医师，您在这里是否屈才？”和他谈话是不会和睦的，但针锋相对倒也能让话题进行下去。
“配给达豪的医生不够，我来这里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他生硬地说。
他的确是德国人，奥地利籍贯和犹太血统也帮不了他。
“不对，您来这里是受戈登逊所托。您本人只对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感兴趣。您更憎恨大人物，这不失为一种勇敢。”
他略带吃惊地看着我。
“情报侦讯手段是否比心理访谈技巧要高明？”我看着这个比我大几岁的人。阅历和智力都将成为力量，书卷气则不能。他对纳粹的恨使他试图剖析纳粹要人的心理，但他本人的倾诉欲超过他的访谈对象。
我拿情报侦讯和心理访谈作比较时，他更不自在了。
这次我让他坐椅子，自己则坐在床上，“您或许不爱听，但戈登逊的职业素养比您高明，他更善于让受访者自己说话。不过塞翁失马，我更愿意与您交谈。——我们聊点什么？”
我们从利奥波德城枪击案谈起。我试图使他明白种族歧视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失败了，他认为二战是德意志人民反犹太战争。试图使他明白宣传指导和新闻事实的矛盾关联？取得片面成功。
“您在暗示，这些思想毒瘤并非德国特有？”他警惕地说道，好像我冲犯了他的基本观点。
“我在明言，这些体制弊端——无关于思想，世界各国都存在。”我对自己鲜于实践的说服术毫无把握，那是我旧日的上司和前辈、瓦尔特？施伦堡的特长。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德意志人，您是怎样看待犹太人的？”
我有一位在纳粹时代仍然坚守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自由派的父亲，我本人则在今天也宣称是一名纳粹，我才不是什么普通的德意志人。但吉尔伯特坚持把我当成德国人的代表。
他认为大屠杀来自种族仇恨，而仇恨在方方面面都迫害着犹太人。我问他，坚信这种恨意是否让他更坚强。他迟疑地承认了。
“难怪您坚信我也心怀仇恨。”我感到好笑。
“难道您不是？”
愧不敢当。
“您对族人的恻隐是否超过了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德意志人？”
“在面见这么多的罪行之后，我在心情上很难接受作恶者的善心。”
“我能否记录您的原话？”
他的脸色猝然起变，随即才发现眼前的囚徒无缘去出版些什么。
“您现在明白了，带着敌意的谈话无法正确地交换见解。”我欣赏着他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的样子，“您从前遇到的政界要人大概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乐于宣传，而您乐于冷眼旁观。您太习惯在这种彼此不沟通的情况下寻找异见和敌对的原因了。”
他沉默了片刻，笑着说情报侦讯真的比心理访谈要厉害。
使之厉害的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履历长短，我这样说道。他用一副圆边眼镜强调自己犹太裔知识分子的身份，却匮乏于这个民族常见的狡黠，“怎么，您真的是一名情报人员？”
令我意外的是他承认了。
难怪我拿侦讯术和心理访谈术作比较时他会不自在。
他大概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而加入这一行的。他来找我，不单是受那个更为学究气的戈登逊所托，还肩负美军派给他的任务。但是急于表达自我观点使他成为不了优秀的情报员，他的稚嫩也使他更像个出卖情报者。
“您的确更适合当一名左翼学者，用学识来资佐您先验的政治主张。而情报员是生存在没有立场的灰色地带的，唯此才能搜集更多的信息，这一点不巧是您的软肋。”
余下的时间里气氛变得低沉而萎靡，我们像东线战壕里煲烟的士兵一样颓然，零零碎碎地各诉衷肠。他自陈是在纽约出生，直到战争末期才跟随美军到了德国，除了语言之外，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联系。我回报以简单的履历说明。
总算像是一场对等的交谈。
“我最初以为懂德语会让我比同僚们更能胜任情报搜集工作，但是经过这一年半的实际行动，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而且时时感到无法融入其中。”
感伤的知识分子是很难对付的。我告诉他情报工作和性格、价值观直接相关，它不关心工作者的灵魂，但是否接受这项工作却涉及灵魂深处。
“也许您是对的。我的确应该尽早回到美国，继续我本来的学术。我在这里每一天都在思念故乡。”他继续说道，完全沉入自己的世界，“——挺奇怪的吧？一个犹太人对新大陆有思乡之情。”
比向往《塔木德》上的抽象故乡要容易理解得多。
他随即涌起更多的情绪。
“我的良心不安。我在采访他们……你们时，没有声明采访记录会成为研究资料。这是否也是一种不诚实。”
这是一种欺骗。
那些政界的公众人物必然不介意自己的言行被后人褒贬，但是在一对一的交谈时未申明来意，这仍然是欺骗。我看着他不发一言，直到他露出忏悔的神情。
“但您还是要写您的书。记住欺骗与品行无关，它只是懦夫的座右铭。”
这是今年8月间的事了。又过了一个月，吉尔伯特寄给我一封信。
加兰中校，
也许您已经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纽伦堡审判接近尾声，接下来我会回到美国，投入学术研究当中。
接受您的批评。我是在彼此并未沟通的情况下，以我个人的左翼立场去审视纳粹政要的。但如果仅从学术角度考察这个令几千万人卷入灾难的政体，未免有失责任。它不单涉及抽象概念的博弈，极权已经造成一代人的创伤。
这是我在战争末期投身行伍的原因。我相信出于另一种同样真挚的原因，您在大学毕业后投身党卫队，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的谅解无需多言。
我在面对政界大鳄时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是懦弱的，这也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关注如此不同：国家与国家的意义、国体与国体的合法性、民族与民族自由、过去的既成事实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我关注的是后者。
因此我仍将利用这些谈话，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纳粹党和30－40年代德国的政治伦理。这对一些人是不敬的，但我也将尽己之责，为包括您在内的另一些人守口如瓶。
因为您的真诚战胜了我过往的愚顽。感谢我们短暂的、纯私人的交谈，它打破了我思维里的民族壁垒，现在我开始关注更广阔的世界。德国只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照见所有人的良知。
诚挚希望上苍能给予您更多怜悯。如果能为您的自由尽绵薄之意，将是我最大的告慰。
您真诚的，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
信是戈登逊带来的，他坐在我面前观察我读信时的神色变化。我想他看出了在一年多的牢狱生涯和不公正的法庭审判之后，我变得更易被友善所慰借。“您在微笑。”他远比吉尔伯特善于隐藏自己的目的。
我没有回应。
“您性格里的坚硬是否得自对友善的拒绝？”他让翻译把这句话变成德语。
是来自对莫名友善的戒心。
心理医生会慰借你心灵上的缺失，心理学家则只是解剖它。戈登逊让我想起了奥斯威辛的医生，他们用人类活体做试验。我问他每周探访多少人。
他温和地笑着，“不多不少。履行医生的职责之余我也愿意当一名普通的听众。说真的，承受了这么多的偏见之后，像您这样缄默的人在我的造访对象里不太多。”
他感到愉悦，尽管倾身向前做出一副诚恳的样子，但美式英语跟随情绪的声调起伏出卖了他。
有多少人对戈登逊袒露心曲，或试图借着这位心理学家的笔记，留下一些法庭上百口莫辩的衷肠？但这不是他的目的。他云深雾绕，避让你提出的每个问题。
“我们一直在绕圈子，”我对他说，“两个狙击手互相以对方为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分出胜负？”
他笑着点点头，“您还是戒心太重，我是中立的，我没有枪，只有瞄准器。”
为偷窥狂干杯。
但一个人不能既坐在我面前，又假装成树洞，任由我自说自话，他得穿上迷彩服，再绑上一点树枝才行。我这样说，他接腔道，您看来也没有自居教导主任而把其他人当成小学生的习惯，能够在那些手捧小笔记本的人面前滔滔不绝。
“我的臆病不太严重，在您看来，刚刚够患上一点轻微的民族主义狂热。”我指出他心理医生的身份，“而您，则从未给您的任何一个病人开过药方。——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冷漠，医生？”
他政客般地笑了起来，表示这个谈话很有趣。
“您是一名职业间谍，这是否让您总是想刺探对方的秘密？”
“您是一位把病人当成小白鼠的医生，您为何不去奥斯威辛？”
谈话大抵如此。我问他为何对我感兴趣，在他所托的吉尔伯特铩羽而归后仍然前来，他反问何以见得吉尔伯特失败了。“可见您的确关心他的成败。”我笑道，“一般人会问为什么说幕后人是自己。”他也跟着笑了，恭维我思路敏捷。
“您在这期间去过什么地方？见过哪些人？纽伦堡的就除外了。”
“秘密警察都是这样审讯嫌犯的？”
“即使动物园的狮子，偶尔也拿山鸡练练手。”
“谈谈您怎么对付羚羊？”
“您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法官，在谈话中偷偷给对话方定罪。”
“伙计，这可不好玩。”
“看，一旦被暴露，您就不玩了。”
我像一个用锄头把鼹鼠刨出坑的农夫，可这只鼹鼠不肥。
“您想必抓过很大的鼹鼠，盖世太保先生。”
“您则未遭受比挖苦更大的迫害，地下党同志。”
他说不定是个间谍小说爱好者，我真想把他引荐给白兔先生，一位经历颇为传奇、且热爱宣扬自己的传奇的扫街间谍，看他还能不能保持现在这副精明客观的学究样子。
他看看手表，“我还有别的安排。过几天我会再来。”
“祝您在那之前找到更合作的病人。”
我想他会在笔记上写“此人拒绝访谈”作为最后一句话。
1946年9月15—18日
【编者注】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是纽伦堡审判配备的心理学家和翻译。审判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与被告人在一起，聆听他们公然或私下的言论。其后成书的《纽伦堡日记》即为这段时间的见证。
莱昂？戈登逊则是一位心理医生，他不但访谈了纽伦堡审判中声名煊赫的被告，还聆听一些同样在纳粹政府身居高职的证人的言论，包括曼施坦因、迪特里希、达鲁格等。他的意外身故使其手稿交由一位历史学家编撰为《纽伦堡访谈》。
很难猜测他们对本文作者的兴趣来自何方。他们的书页是为那些远为重要的人物而留的，吉尔伯特只关注纽伦堡的22位被告，戈登逊的视野也只略及作为证人出席的一些军政界的明星副手或影子人物，而加兰在纽伦堡审判中没有任何角色。此外，戈登逊在1946年7月既已回国，他于是年9月出现在兰斯贝格是否专程到访？
这些问题已经无法求问了，谈话的具体内容也未被刊载。为何作为编者和作者的我们都关心这两位医生的来历？因为一些迹象暗示，他们不是出于对加兰先生在纳粹时期的官衔的兴趣而到来的。另有一条暗道通往尚未被青史记载的角落。
1961年，吉尔伯特将《纽伦堡日记》全本刊出，同年戈登逊猝死于心脏病，前盖世太保和集中营负责人艾希曼亦于这一年被捕受审。这些事件并非孤立发生。吉尔伯特和戈登逊在兰斯贝格寻找着什么？他们共同介入了哪一段未被著录的历史？这在本书出版的今天还不能坦言。时光会淡忘这些无名英雄，但尘封的档案终会让真相昭然若揭。

、组织犯罪

【原文】
光线从窗外透进来，宣告着它的灿烂。我的囚室的窗口能够看到操场一角耸立的绞刑架。它贴着墙根建造以便取得更稳固的依托，几乎与屋顶平齐的高度足够吊死任何体型的欧罗巴人，堪称一绝。由于绞刑架立在户外，雨天是不行刑的。只在晴好的日子里，死神勤恳地收割他的果实。狱卒们点着名字，绞刑师忙着检查刑具的各项设备，即将死去的囚徒将手指划在胸前，一切井然有序。
这些景象已经在兰斯贝格上演了小半年，重复而无奇，每次我都避免去看，只是闭眼去听。
听哪，踏板打开的豁然声、绞索坠落时和摇晃的尸体划过的风声、收紧时的摩擦声、死囚走上绞架时的脚步——有的坚定，有的深浅不一，有的步调紊乱，有的是被架上去的。听觉变得格外灵敏，以便在条件反射的干呕时我能自信地说，这再正常不过。
人们关注行刑现场，这不仅是一种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