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三百年-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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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章太炎被捕，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在公堂上，他与章太炎以“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身份，义正词严地驳斥清政府的“起诉”，使清政府官员大出其丑。
邹容章太炎为邹容所感动，写就《狱中赠邹容》一首：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①，干牛肉作糇②。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③，乾坤只两头④。
就在差两个多月就可出狱之时，邹容受不了折磨病逝，时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二十九日，年仅20岁。中国教育会为他举行追悼会，革命志士刘三冒毁家杀身危险，将他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赠邹容以大将军称号。章太炎为他修治墓道，并作表刻石，称颂他的革命精神。
…
注释：
①指剪去姚文甫辫子事。
②指生活不讲究。糇，干粮。
③临命，临死；掺手，手拉手。
④指顶天立地。
大论战
正当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积极进行推翻清王朝活动之时，死守改良主义的康有为、梁启超对革命派大力攻击，孙中山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论战在报刊上进行。《新民丛报》是保守派的主要喉舌，《民报》是革命派的主要阵地。论战主要康有为围绕三大问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反满，要不要推翻清王朝。改良派说，满族已与汉人同化，应该注意政治改革而不该排满。改良派反对排满，实际上是反对推翻清王朝。他们说革命会引起内乱，爱国就不要革命。革命派举出大量事实揭露清王朝进行民族压迫、出卖主权的行为，已经使人对它绝望，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仇人，爱国必须推翻清王朝。所谓排满，并非把满人斩尽杀绝，只是推翻清王朝。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改革是实现君主立宪还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康有为把《公羊》三世“有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与《礼运》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抛出“三世说”，说“据乱世”要经过“升平世”，才能到达“太平世”，即从封建专制进入到民主共和国必须通过君主立宪阶段。“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按，躐是超过的意思）梁启超说，中国人在封建专制下被愚昧，缺乏民主政治的能力，必须在“开明专制”下培养自治能力才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们的意思是现在实行民主共和还为时尚早。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一年（1905）的一篇文章中引当时菲律宾人民和美国黑人争取独立的事实说明民主共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大声质问道：“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针对梁启超的言论，革命派指出，国人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揭穿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的实质是要使中国人民永远处于奴役的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权”是同盟会的主张，写进了纲领。梁启超说封建土地国有制是“国本”，而谁改变封建土地制，“平均地权”，就是“皇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革命派指出，土地是生产要素，本来就不应该私有。要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解决土地问题。“地权失平”就会导致“人权失平”。只有平均地权，才能摆脱地主压迫，促进社会发展。
论战持续了两年，最后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新民丛报》停刊而终止。革命派取得胜利。通过辩论，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六次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与清朝的灭亡》一文提到革命团体和政党等领导了多次起义。下面着重叙述六次：兴中会组织的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光复会组织的安庆、绍兴两地同时举行的起义，同盟会组织的黄花岗起义，武汉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前五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引发了推翻清王朝全国性的辛亥革命。
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
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是两次有关联的武装起义，而广州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早的反清武装起义。
孙中山乘中日甲午战争之机，派会员募捐，用捐款购买枪支弹药并在汕头、香港等地招兵，企图一举夺取广东。半年时间，联络了会党和广州驻军数千人，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九日起义。但八日即泄密，海关捕获手枪600余枝，70多人被捕，领导人之一陆皓东牺牲，孙中山流亡国外。他继续发展会员，建立分会，并积极筹备惠州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十五日惠州起义在广东惠州三洲田爆发。
直接领导这次起义的是郑士良。他们攻打新安县沙湾，首战告捷。然后东进，势如破竹，胜于佛子坳，擒获清管带杜凤梧，夺洋枪700枝。攻永湖，击败清军5000，获洋枪五六百枝。沿路投奔革命队伍55000余人。队伍进军到梅林时，孙中山自香港来电，说外援没有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清政府，破坏了孙中山的接济计划。起义队伍弹尽粮绝而溃散，郑士良走避香港，第二年病逝（一说被清奸细毒死）。
安庆、绍兴起义
这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复会成员在安庆和绍兴密谋举行的两次起义。安庆起义是徐锡麟在巡警学堂发动的，杀了安徽巡抚，但最后失败。绍兴起义是秋瑾预定同时在绍兴大通学校举行，然而尚未举行就不幸被捕。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年少即摒弃科举进入学堂，游学德国、日本。比较中外政治，深深感到满清政治的腐败，需要革命。
徐回国后捐了个道员，候补安徽。他到安徽后创办了巡警学堂，与革命党人经常通信，从大通等处潜运军火，准备武装起义。
偷运军火之事为安徽巡抚恩铭察觉，革命党人之一叶某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徐锡麟并说他是首领。叶某提到徐锡麟时是报他的别名。恩铭要当时已当上警察长的徐锡麟协商侦探。徐怕事情败露，决定先发制人。他打算先杀恩铭，再杀安徽满人官员。事定后直下南京，再徐定大计。
徐锡麟与下文提到的秋瑾约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六日同时起义。届时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出席，伺机之后进攻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和浙江。后来改期为六月初十。后来因为浙江会党有败露迹象，引起清廷警觉，于是徐、秋二人再次约定五月二十六日同时起义。
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上午八点恩铭与藩司冯煦、臬司联裕到会，徐即从靴统内拔出六响快枪两枝，一手一枝，轮流向恩铭射击，恩铭身中7枪，抢救无效死去。徐锡麟宣布起义，带领学生占领军械所。后徐锡麟被捕，视死如归，被剖腹剜心，不屈而死。
秋瑾（1877－1907）是清朝末年一位著名女革命家，女中豪杰。她是浙江绍兴人，字睿卿，号旦吾，又号竞雄、鉴湖女侠。
秋瑾少时聪颖好学，有才女之称。年18即依父命嫁与湖南人王延钧，生子女二人。她与丈夫志趣不同。光绪三十年（1904）秋与丈夫分家并到东京留学。她在东京与革命党人往来，并与湖南人刘道一、王时泽等结成秘密会，以反清恢复中原为宗旨。她还创办《中国白话报》，鼓吹革命。
第二年二月四日回国，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六月重返日本，加入同盟会。十月，日本文部省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查禁中国学生的革命活动。秋瑾便于十二月回国。
秋瑾秋瑾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八月与中国公学教员陈伯平等在虹口祥庆里租房建立机关。因制造炸药不慎，秋瑾伤手，陈伯平伤目。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秋瑾被邀主持浙江绍兴大通学堂校事。学堂是徐锡麟、陶成章创办，是光复会的活动中心。秋瑾利用学堂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她联络金华、处州、绍兴会党，发展会员，组织“光复军”。她与徐锡麟分头组织安徽、浙江两省起义。时间原定五月二十六日，后改六月十日，再改回五月二十六日。
徐锡麟的死讯，秋瑾六月初一日才在报上看到。浙江金华、兰溪几处光复军在五月中下旬或起事失败，或因他故遭受破坏，秋瑾为之寝食不安。秋瑾的活动，清政府已闻知。六月四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学生叫她从后门逃走，她却叫学生先走，她独处室内，自闻知徐锡麟死讯后，义不独生。
秋瑾被捕后，始终“坚不招供”。她义正词严地回答审问她的人：“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最后她挥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她对恶魔般的清王朝的愤慨和对她的革命事业夭折的痛心。她在绝笔书中写道：“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表达了她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必胜信念。六月初六日，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3岁。
黄花岗起义
宣统二年（1910）正月同盟会员倪焕典在广州率3000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倪焕典牺牲。一些革命党人灰心丧气，企图通过暗杀来夺取胜利。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开会，鼓舞斗志，并决定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起义。为了作好准备，孙中山先生亲自到华侨中募捐，购买武器，黄兴、赵声在香港组织统筹部和800人敢死队，许多队员写了绝命书，表示必死的决心。林觉民就是写了绝命书的一位。
黄兴在广州建立了30多个秘密机关。由于叛徒出卖，一些机关遭受破坏。由于走漏风声，总督张鸣岐、提督李准为防革命党人和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军发难，不给新军军械。同时，从香港过来的敢死队也只是一部分，原来的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与原计划相比大减。原计划十路进兵，现只好改为四路进兵，黄兴集中力量攻打张鸣岐总督衙门。
攻打衙门是从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30开始的。起义军直捣总督衙门，张鸣岐已凿墙逃走。起义部队烧毁总督衙门房后，分三路迎接事先已联系好的新军、防营和民军。黄兴率领的一部行至双门底时，遇到前来响应的温带雄率领的防营数百名。由于温部未按原来约定的臂缠白布为记，黄部以为是敌人，双方互射，造成大批革命士兵伤亡。温带雄被打死。黄兴3指伤折，逃至香港。
起义军在途中又遭清军截击，双方展开巷战。由于参加起义的人太少，终于失败。牺牲86人，其中不少是爱国华侨。有的则被捕后就义。广州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收殓骸骨72具，合葬黄花岗。
孙中山称这次失败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但“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在同盟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不是偶然事件。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革命党人刘静庵、张难先等就在湖北组建了科学补习所，宣传革命。三十二年（1906）以后，由同盟会会员发起组织并以同盟会纲领为纲领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等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在15000名湖北新军中，1/3以上参加了革命组织或与革命组织有联系。宣统九月，共进社与文学社共推蒋翊武（文学社）为起义军总指挥，孙武（共进会）为参谋长，刘公为未来军政府总理，准备起义。同时派人到上海接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到湖北主持大计。
革命党人原定八月中秋起义，后因准备不充分而延期。八月十八日，孙武在制造炸弹时不慎炸伤，送进医院，机关暴露，当天党人彭楚藩、杨洪胜、刘复基等30人被捕，后来被害。十九日总督瑞澂下令逮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逃走，在这“群龙无首”之际，革命党人充分发挥了主动精神，自发串联，约定起义。十九日凌晨得知三烈士死难消息后，革命党人工程营后队队长熊秉坤召集各队代表，约定当晚二道点名时发难。晚上八时许，二排排长陶启胜领护兵巡棚查哨，看见金兆龙、程正瀛推枪上弹，持枪而待，即问金兆龙干什么？金兆龙说：“准备不测。”陶喝问：“你想造反吗？”金兆龙说：“反就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