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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正说清朝三百年-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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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只有8家,资本400万元)。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十分困难,资金缺乏,设备简陋,还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拿纺织企业来说,民族资本主义纱厂的棉纱就难以与洋纱和外资棉纱竞争。清朝实行的厘金税率高达5%10%,清末身穿“朝天马蹄袖”的上海妇女也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政遭受了两次危机。清政府用于鸦片战争的费用多达4000多万两。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用于河工和赈灾3312多万两。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户部存银123。9万两,三十年十月,187万两。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库存银只有战前的1/10。太平天国起义最初3年,清王朝镇压起义,开支浩大,加上因江苏的水灾、冰雹而下拨赈灾款450万两,清朝遭受第一次财政危机。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仅22万多两。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的财政收入有所好转。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的三年中,平均收入是8250万两,而道光年间一般只有4200万两,看起来增收将近一倍。但是支出大,节余不多。光绪十一年(1885)至二十年(1894)的10年中,节余最多的一年是十七年:1032万多两,最少的一年是二十年,只有75万多两,其他八年是270多万两至967万多两之间。甲午战争失败,巨额战争赔款,清王朝遭遇第二次财政危机。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例如捐纳(给钱粮得官),由各级官吏赔偿亏空,内府接济,发大额钞票和收取厘金等。再有一个重大措施是举债。一是举内债——向民间金融机构透支或垫支,二是举外债——向外国银行借钱。第三是加重税收。有亩捐、土药税、印花税等。庚子事件后,赔款摊派到各省,税收多如牛毛。“捐税之多,无孔不及,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于无物不捐。”凡百货什物均要抽捐,肩挑负贩,无不纳税。”   
  咸丰、同治时,清廷依靠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曾国藩这支军队是私人军队,要自筹军饷,清廷不得不允许他设立了军需局、总粮局、支应局(就地筹款的非正式机构)、厘金局,从而操纵地方财权。财政大权交给地方督抚,而使中央对财政的管理受到极大的破坏,对地方财政失去了控制。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后,1902年中国汉族少女的着装督抚专擅财权的局面并没改变。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清廷搞新政要钱,搞“预备立宪”要钱,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制定了清理财政的措施。例如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调查每年收支情况,找出历年财政体系问题,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从地方督抚手中要将财权逐步夺回。地方对此消极反抗,隐瞒财用实际情况,不让中央政府知道。中央与地方在财权问题上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经济掠影    
治理黄河 
  《乾隆南巡图》中视察黄河的场面黄河在历史上经常决口,顺治时据王永谦统计大决口就达20次,康熙最初16年决口67次。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翟家坝等处溃溢,高家堰最严重,决口数十处。黄河水逆流到清水潭、洪泽湖,泛滥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使下河、山阳、高邮等七州县受淹。黄河泛滥成灾,使占清朝每年漕粮400万石之半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六府“连年灾荒,民生痛苦”。黄河泛滥使淮河和运河受影响,梗塞不通。治理黄河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康熙帝即任安徽巡抚、治河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黄河。   
  靳辅,字紫垣,辽阳人,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时有官学考授国史编修,康熙初历内阁学士、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后,为了工程的顺利进行,选用了没有官职的水利专家陈湟作助手。陈湟,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人。   
  靳辅受命后,四月五日即赴宿迁河工署就任。他周密考察,广泛听取治河意见,同日向朝廷上了《经理河工八疏》,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方案,也有用工和经费预算。廷议以经费多、用工多而否决。康熙决心治河,要求靳辅再拿出可行方案。晚清农民在耙地靳辅从桃园到海口,一一勘阅出有问题的河段。当时正是平三藩用钱多的时候,为了把费用限制在原来估计之内,靳辅反复修改了原计划,例如用驴运土改为用车运土,离堤30丈外取土改为20丈内取土,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改为浚深河底。十七年又上《敬陈经理河工八疏》,提出了减少人工、经费少的方案。经过廷议,得到批准,《康熙帝南巡图》中的治河场景支给正项钱粮250余万两。   
  根据黄河实际问题,靳辅对症下药,在清口开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等处决口,筑堤束水,引淮河清水冲刷黄河泥沙,疏浚清江浦以下经云梯关至入海口河道,修两岸堤防及云梯关外拦水坝,使河水畅流无阻,在砀山、萧县、宿迁、桃园、清河等地黄河两岸修建水坝,降低黄河水势,加固考城、仪封、封丘、荥阳的黄河堤岸。封闭新庄闸运口,另开七里闸运口,运口距黄、淮交汇处约10里,从此没有淤垫之患。经过这一番治理,河患大大减轻,山阳、高邮等七州水退田出。黄河治好后,20年间没有大患,对于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靳辅还在清水潭筑长堤,船行于是安全。靳辅在黄河北岸挖出一条中河,漕船过清口仅行数里即转至运河。以前漕船北上出清口后要走黄河180里才能进入运河。   
  康熙对治河贡献极大。治河是他的部署,审查靳辅治河计划的也是他。他六巡江南时每次都查看河工,给治河作重要指示。   
  康熙帝还派人修治了北京永定河。永定河原名浑河。因其发源于西北,水含大量泥沙,对下游危害很大。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派人从良乡(北京附近)到东安(北京与天津之间)修了一条200余里的新河道,两岸还修长堤,让水乖乖地流入大海。原来受水淹的地方,百姓建房、耕地。 
蠲免钱粮 
  蠲(juān)免钱粮就是免交赋税,清朝蠲免赋税始于顺治朝。当时有恩蠲和实蠲两类。顺治入关,首先免了都城遭受战争实难的三年服役,顺治八年,顺治亲政,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15000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以后朝朝如此,成为清朝一贯政策。   
  康熙朝蠲免钱粮最为经常而且量大。“有一年蠲及数省者”或“一省连蠲数年者”,甚至有全国性的蠲免。如四十九年(1710)十月康熙下令第二年将全国钱粮一概蠲免,并从第二年起,于三年以内,通免一周,使远近均沾,历年旧欠,也都免征。据《蕉廊脞录·康乾普免钱粮》,康熙五十年(1711)普免天下钱粮27940400两,三十年(1691)与四十二年相同,免天下钱粮27590000多两。五十五年(1716)免27700000两,六十年(1721)免27641900多两。   
  乾隆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蠲免多次。例如,二十一年(1756)、三十五年(1770)、四十二年(1766),四十三年(1767),五十五年(1790)。或三年轮免一周,或七年轮免一周。   
  蠲免钱粮原因,首先是使粮食生产逐步发展,社会稳定。第二,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以得到群众拥护。灾害是蠲免的另一原因。老百姓受灾,没有收成,不蠲免钱粮,就会引起起义。不得不免了赋税。例如康熙四十五年免直隶、江南、福建、江西、湖广等三十二州县钱粮就是因为这些省遭了灾。还有嘉庆十一年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56厅州县灾赋,咸丰四年免河南、山东、山西、福建、湖南、广西等省129州县灾赋,光绪元年免浙江被灾新旧赋课等等。   
  雍正朝也蠲免钱粮,只是不那么经常。例如,雍正四年(1726)蠲免苏州、松江两府田赋45万两,八年免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全部额征地丁钱粮。雍正对蠲免钱粮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蠲免钱粮使“无知小民”产生侥幸心理:“少遇歉收,即借言委延逋欠,盈千累百,积至数十年,总期一免而已。” 
从“一条鞭法”到“地丁合一” 
  顺治十年(1653)规定各省赋税制仍用明“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的一条赋役改革措施,其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丁”就是人头。“一条鞭法”就是赋役合并,赋税既量地又计丁,用银交纳,其征解由原来的人民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州县徭役,由官府出资雇人解决。一条鞭法有其进步方面,但对农民有不利方面。根据它的要求,赋税既量地又计丁,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要吃亏,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就占便宜。清初继续贯彻此法,农民害怕按人头征税,大量逃亡,而政府因此也难掌握人口实数,征税困难。   
  中国传统的手纺织机康熙末年,对这种征税办法进行了一点修改。五十年(1711)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就让丁税固定了下来,但这未免除丁粮,改革不彻底。雍正元年(1723),清廷又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实行“地丁合一”法,即把固定的丁税摊到地亩上,按亩数征收,取消了丁银项目。这样田多的丁税多,田少的丁税少,无田则无丁税。田多的地主逃不脱丁税,田少的农民不必有添丁之愁。这种制度显然合理,有助于克服以前按丁计税引起的社会动乱,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除对发展生产有一定好处外,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据《清史稿·食货·户口》: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19203233,雍正十二年26417932,道光二十九年增加到412986649人。   
  乾隆时很多人家巨富。先说京师附近的:   
  京师米、贾、祝氏从明代起就富于王侯,屋宇有千多间,园亭华丽,游10天都游不完。宛平的查氏、盘氏两家也和米、贾、祝诸家一样富。这两家喜欢交结士大夫,总想往上爬,多次被弹劾。   
  陕西有一家是唐尉迟敬德的后代,积累的资产无法计算。所铸银砖,四人还抬不动。   
  最后讲两家江苏和浙江的:   
  江苏吴县西南太湖洞庭山的席氏和浙江嘉兴县北30里的王江泾陶氏都是大地主。两姓联姻。一天陶氏坐船到席家去,从泊船处到席家两里多路,都设有灯棚,晚上行走不需点蜡烛。   
  陶氏到后,席家好几天都设宴招待,还奏乐。席氏对陶氏说:“我这里还有不够好的地方吗?”陶氏说:“别的没什么,只是大厅地板砖太宽,长宽都有好几尺,像是行宫里的样子。另外,书房窗外池塘没有荷花。”席氏听后没吭声。   
  过了两个时辰(4小时)左右,席氏邀请陶某再去看池塘。哟,怎么一下子满眼都是荷花了?再到大厅一看,地板早已把大砖换成只有尺把见方的小砖了。   
  有一次,姓陶的到苏州找到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很有名气,叫绝秀班。演员见他是个乡巴佬,讨厌他,讥笑他,清朝时的农村少数民族乐队说:“你喜欢看戏,何不请我们到你家里演?但每天要用凤鱼、火腿招待我们才行。”当时,演一场戏要200两银子。陶回去后,一下就向他们定演100场,每场都给200两。他把戏班子关在大厅里演个不停,但他不看。一天招待两餐饭,都是凤鱼与火腿,没有其他饭菜。这样过了十天,把戏班子折磨得难受极了,道了歉才作罢。   
  上面讲的人应该说是富有的了,但是还有比他们更富裕的。昭梿《啸亭续录》里就说到一户:   
  怀柔郝氏,膏腴万顷,喜施济贫困,人呼为“郝善人”。纯皇帝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馐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与舆儓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 
从熔化内府金钟到推广厘金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清王朝镇压起义,一方面要兵,另一方面要钱。咸丰帝解决兵的问题,开始是调遣八旗、绿营,后来是依靠湘军。军费开支浩繁,但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咸丰帝和清廷巧立名目,榨取百姓,想尽了一切办法,下面是其中的几项:   
  熔化内府金钟。咸丰三年十一月,咸丰帝命大臣熔化乾隆五十四年(1790)所铸造的内府金钟(乐器)3口。3口钟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   
  停薪。咸丰三年停发了文职六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俸银一年,但增加养廉银。   
  捐款。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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