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爱国者-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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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负责会场安全的德军少校跑到门口查看状况。打开大厅门，一股阴冷的寒风迎面扑来。他快步走回会场中心，对大家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只是有一辆莫斯克来的车底下被装了定时炸弹，炸弹很小，距离建筑物也很远，甚至连那辆卡车的油箱都没有着火。这些没完没了的游击队，用的这种小伎俩根本就没有任何威力，简直可笑。”
布鲁赫上校也哈哈大笑，然后低头看讲稿，准备继续做报告。突然，他觉得头晕，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好像房间里的灯光变暗了，而且他的手也开始发抖。他抬头看其他人，有的伏倒在桌子上，还有的已经倒地，痛苦地抽搐。布鲁赫两腿发软，自己也摔倒在地上。他听见房子那头有一个军官大喊：“毒气弹！”然后就倒地死了。布鲁赫惊慌失措，发觉自己已经屎尿齐流。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转折点出现在危机第六年的五月。联邦政府宣布，由于国民身份证被大量伪造，他们已经开始了试点方案，在新生婴儿的右手植入磁性生物芯片。生物芯片含有一千三百三十二行数据，手通过扫描仪，就可以显示个人档案和银行账户余额。公告称，到第二年五月，所有美国居民，无论年龄大小，都必须有一张国民身份证或新的马克IV型生物芯片。再到下一年五月，生物芯片将完全取代国民身份证，所有的纸张货币也将被宣布为无效。在那之后，没有植入第四代芯片的居民将无法正常生活，因为他们不能从事任何交易，不能报名入学，不能缴纳房产税，或转让汽车及土地所有权。对这一法案的反对声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包括以前的“安全”地区。国民身份证公告后不久，新闻又报道了芝加哥致盲事件，后者导致了更加激烈的抵抗。当时在芝加哥市中心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反政府游行。为了驱散人群，警察动用了“达扎尔”激光系统。这种手持式的激光系统是美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研制的，旨在摧毁敌人的电光系统，如星光瞄准镜，热成像系统等等。由于其功率强大，波长又只有七百五十纳米，对人眼威胁很大，可以瞬间摧毁一个人的视网膜。在芝加哥事件中，一名法国步兵士官用“达扎尔”激光系统对着游行队伍“划拉”了一下，几秒钟之后，八十多人永久失明。芝加哥致盲事件也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野蛮行为，几乎和波士顿大屠杀以及珍珠港事件“媲美”。
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没有办法省出部队来支援西面，第二军指挥官接到的命令是“坚持到援军抵达”，不要分派力量去试图“收复”爱达荷州南部——在北方局势没有明朗之前，不要对南方动手。指挥官重整军队，苦等援军。联邦军队在整个第二军负责的战区，都全面转入了防守态势。
危机之后第六年的七月四日，爱达荷州议会宣布脱离联邦。两周内，俄勒冈、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南北达科他和阿拉斯加州也随之宣布脱离。短短数日之内，爱达荷州南部兵力稀少的军营就落入了抵抗军手中，大多数敌军不战而降。第二军被围困在了爱达荷州北部，陷入反抗军重围。新任命的第二军指挥官发送无数份传真请求援军，得到的答复永远都是“没有援军”。
七月十日，第二军又接到一个更令人泄气的消息。有两个连队集体起义，加入了反抗军。他们是一一四装甲骑兵营的二连，和五一九步兵营的一连。他们的指挥官直接与反抗军接触，然后把部队交给了西北民军指挥。他们起义时，带走了所有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反抗军提供了最新的地图、战略计划、战斗序列、无线通信密码本，甚至加密和解密工具。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芬兰军队以两个团在托瓦亚维湖区击退苏军几个师的进攻
第三十章 牧场情报站
国会和法院都应服务于美国人民，设立它们的目的不在于篡改宪法，而在于打倒那些试图侵犯宪法尊严的人。
——亚伯拉罕·林肯
危机来临时，埃德加·罗德斯刚满七十二岁。他的妻子两年前死于癌症，唯一的儿子，一位电子工程师，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移居巴西。埃德加一个人住在自己的牧场里。牧场门口的标志上写着“牧场广播站”，这个称呼的确名副其实。牧场是四十年前买下的，购买的原因是里面有位置优越的山丘。这片牧场共三十五公顷，周围都是平原，通往牧场的道路需要穿过两位邻居的农场，而要穿过这条小路才能到达乡村公路，所以埃德加和邻居签署了道路使用协议。他喜欢这种私密感。牧场水源充足，山脚下就有泉水。不过除了有泉水之外，这里的其他方面都乏善可陈。没有多少树木，表土层又很薄。但埃德加还是喜欢他的山丘。
按他的话说，这座山丘可以让他“远望整个世界”。后来，他在房子周围竖立了五根天线杆。最大的“月轮天线”装在六十英尺高的柱子上，其他都是偶极天线和斜向天线，环绕在各个方向，最远的那根距离房屋八十五码。
埃德加用活塞式液压水泵供水。这些设备效率不高，不过性能很可靠。泉水本来的流量是每分钟二十五加仑，但送到房子里的最大流量每分钟只有五加仑。
联邦军对帕鲁斯山区发动进攻后十三个月，埃德加意外收到了一份“包裹”。那天晚上十一点，有人来敲门，把熟睡的他惊醒了。他穿着睡袍和拖鞋，提起比利时勃朗宁12号口径霰弹枪，正准备打开走廊里的二十四瓦电灯，就听到一个含糊又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埃德加，是我，韦恩。别开灯！我要你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包裹藏起来。”埃德加打开他的三层门闩，小心地开了门，问道：“是什么重要东西，还要大半夜送来？”他现在可以看见自己家邻居站在朦胧的月色下面，旁边跟着一个女人。他们都没说话，埃德加招呼他们说：“你们进来吧。”
韦恩和那个女人闪身进来，摸索着走进门厅。埃德加闩上门之后，点了根粗大的蜡烛，拿着它走进厨房。韦恩和那个陌生女人随后也走了进来。他们坐在餐桌周围，桌上的蜡烛照亮了所有人的面孔。
这时候埃德加才发现，那个女人满脸病容。她大约六十岁，头发灰白，眼窝深陷，下颌肌肉紧绷着，整个人似乎怀有某种恐惧，总是怯怯地看韦恩。韦恩有点儿语无伦次：“我真的需要你帮忙，埃德加。
她叫麦吉，三个星期前从联邦军在高恩农场的集中营里逃了出来。好心人一直在帮助她向北逃，逃到游击队控制的区域。我没有办法收留她，自己家人都快吃不上饭了。我觉得既然你一个人住，吃得也还不错，那就，嗯，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埃德加举手示意韦恩不必再说，然后问：“你会做饭吗，麦吉？”
麦吉点了点头。
“会缝补衣服吗？”
她又点了点头。
“你会用枪吗？”
她还是点了点头。
“那你会说话吗，麦吉？”
她笑了：“我当然会说话。”
“那你今年多大？”
“五十岁。”
“你有劲儿吗？我看你现在特别瘦。”
“我最近是瘦了很多，不过力气还是有的。您能收留我吗？”埃德加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可以，女士。我这里很清静，联邦军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我。就算他们来了，也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怪老头。不过说起来，我的确是个怪老头。我想他们有一天也许会上门，把我的无线电设备没收。但我住得这么调僻，没人会注意我家里多了一个人。”麦吉很高兴，轻声说：“上帝保佑您。”
韦恩起身告别，一遍遍感谢埃德加·罗德斯，还拥抱了麦吉。埃德加和韦恩握手，韦恩说：“埃德加，‘小女孩’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她。”他转身出门，消失在暗夜中。
睡前，埃德加给麦吉炒了些鸡蛋，还表示抱歉，因为家里没有咖啡，也没有茶。送她去客房卧室的路上，埃德加说：“好好休息，明天可以跟我讲讲你的经历。”
第二天一早，埃德加到门廊里去找麦吉的行李，但是什么都没有。她只有身上的衣服，包括一件灰色长外衣，一双脏兮兮的网球鞋，没有袜子，还有一件过于肥大的灰绿色男式上衣。早饭吃的是鸡蛋、面包片和蜂蜜，还有点儿奶酪。麦吉讲述了她的经历。
“我以前住在佩埃特，丈夫在股市崩溃前五年就去世了，我跟女儿女婿住在一起。部队和联合国委派的地方长官来了之后，就派人来抓我们全家：我的女儿、女婿，他们的两个孩子，还有我。我女儿朱丽叶和女婿马克都参加了反抗军，他们正在社区组织爆破队。肯定有邻居向当局告密。
“早上六点钟，他们来了四十多人，包围了我们家。他们威胁说，如果不高举双手自己走出来，就放火把房子烧掉。他们把朱丽叶和马克铐起来带走了，还带了马克的枪和收音机作为‘犯罪证据’。他们给我和孩子们五分钟时间带上几件衣服，而他们在旁边，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指着我们。然后他们又搜我的身，把我收拾的所有衣服丢在前院，检查‘违禁物品’。我挣扎着重新打包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边狂笑，还用脚踢我。
“马克大叫着制止他们，他们就威胁说要杀了他。最后，我把包裹收拾好，他们把包都扔进一辆帆布盖顶的军用卡车。他们把我也铐了起来，让我坐在朱丽叶和马克身边，甚至连孩子们也都被戴上了手铐。我们被铐在一根粗铁链上，那链子看起来像是大船的锚链，穿过卡车车厢，两边都焊接在支架上。
“那天他们还停了一次车，又逮捕了韦恩斯坦一家。被押上车的时候，韦恩斯坦夫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对她来说，好像又回到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年代。纳粹德国时期，他们的曾祖父母和其他几位长辈都死在了集中营。她完全无法面对这种局面。
“我们在卡车上待了十五个小时，一滴水都没有喝到。他们只停了一次车，让我们方便，然后那帮人就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给我们戴的手铐是锁死的，即使手腕活动，也不会变得更紧。但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可怕的血痕。我可怜的马克左手血液循环不畅，但那些卫兵完全置之不理。手铐摘下来的时候，他的手肿得老高，肯定会落下毛病。
“高恩集中营是个很可怕的地方，我们和另外十一家人被关在一座营房里。开始我们总共有五十一个人，却只有一口大锅，只能用它勉强做点儿东西吃。一周可以领到一定数量的土豆，偶尔有点儿豆类、面包或麦片，但永远都不够吃。有时能吃到点儿发霉的莴苣或卷心菜，就已经算是走运了。
“我们从来都没有被审判过，也没有任何人提到这件事。如果我们要求上诉，或者询问何时才能被释放，就会遭到嘲笑。大部分成年人都必须每天干活。有时候干活只是为了折磨我们，有时候则要去血汗工厂劳动。高恩的主要产业是制作皮靴，朱丽叶成了制鞋工人，她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只有十五分钟时间吃午饭。如果完成不了每天的任务配额，就会被毒打。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来，抓走一两个人去审问，通常被带走的都是男人。他们一般会在一两天之后回来，回来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有时连走路都走不稳。他们经常带着流血的伤口，有时候会出现直肠出血，那是被踢的。他们有时会谈到遭受的折磨：毒打、鞭笞，还有电棍。哦，他们身上那些淤伤惨不忍睹，满身都是。我没有被抓去审问过，真得感谢上帝。要是我被这样折磨，肯定就死在那里了。
“三个星期后，他们来抓马克。马克奋力抵抗，还一拳打中了一名比利时士兵的鼻子，我估计鼻梁都打断了。流了那么多血，简直就像被切掉了脑袋的鸡。他们开车出发之前就已经在痛打他。马克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确信，他肯定已经被害了。
“看守们有时会派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妇女出来检柴，位置是在两层围栏之间。里面那层围栏是新建的，上面有可怕的铁丝网，带着锋利的尖刺，而外面那层围栏已经很破旧。我发现了一个漏洞，那地方靠近支柱的铁丝网边缘已经脱落了。我把那片铁丝网掀起来，挤了过去。我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走出了第二层围栏，肯定会开枪把我打死。但那时，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就是要离开那个地方。朱丽叶经常对我说：‘妈妈，有机会就赶紧逃走。’她对我说不用担心她和孩子们。我相信她，所以也没有太多牵挂。
“我走了三天，口渴了就喝别人牲口槽里的水。后来才有人发现我。有七户人家收留过我，还帮我继续向北方逃。他们用轿车、卡车和马送过我。所有这些人家都是好人。最后，我才来到你这里。”
埃德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