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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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汉族干部严重低估了藏民对汉人的抵触情绪和达兰萨拉藏人的到访可能激起的对汉人统治的反抗。流亡藏人的一个
代表团访问青海省时，受到当地大批藏民的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地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拥护，这让北京的官员既吃惊又尴
尬。为避免再有不愉快的意外发生，汉族干部马上去问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前将军任荣这个代表团访问拉萨时会
发生什么情况。任荣预言不会出任何问题。然而，在拉萨爆发出的对达赖喇嘛的拥戴甚至更强烈。
任荣的误判导致了他被胡耀邦撤职。胡指示让任荣离开西藏，以免影响与藏人搞好关系的努力。取代任荣的是另
一个同为将军出身的汉人阴法唐，他不久就成了邓小平在西藏的亲信。阴法唐在西藏工作了 20 年，十分关心西藏的建
设，从党委书记一职退下后仍留在当地帮助建设学校。
达兰萨拉藏人的三个代表团来访的效果适得其反。邓小平本来以为，在中共的领导下，西藏自 1959 年以来取得
了相当不错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流亡藏人代表团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会给他们留下正面印象。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更
加严厉地批评中国对待藏人的方式。
尽管三个代表团的访问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仍然努力弥合与藏人的分歧。他继续执行修复西藏寺院和其
他文化设施的政策。他指示新上任的总书记胡耀邦及副总理万里带领重要代表团到访西藏，力求修复汉藏关系。
经过一两个月的准备后，胡耀邦率领一个 800 人的代表团在 1980 年 5 月 22 日抵达西藏，准备于次日参加毛泽
东在 1951 年作为怀柔政策提出的西藏「十七条协议」签署 29 周年的庆典。胡耀邦花了一周时间了解情况并与当地干
部座谈后，在一个 5；000 人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与会者多数为藏族干部。他在题为「努力建议团结、繁荣、
文明的新西藏」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党让西藏人民受苦了。我们十分难过？？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显着改善，我们
难辞其咎。」他提出了六项任务：（1）让西藏人民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2）减轻经济负担，三到五年内对西藏人免
税，免徵购；（3）农业生产实行承包到组；（4）努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5）促进教育，着手筹办西藏大学；（6）
加强汉藏团结，把大多数汉族干部调离西藏，培养更多当地藏族干部。＇17111＇
胡耀邦的讲话是改善北京和西藏关系的一次大胆努力。胡耀邦讲完话后，会场上对他这位新来西藏的英雄报以热
烈的掌声。胡耀邦表现得十分诚恳，他真诚地看待西藏遭受的伤害，代表中共为西藏经受的苦难承担责任，并说明了将
来改进工作的方式。在 1987 年下台之前，胡耀邦一直支持与西藏和解的政策。
在胡耀邦去西藏之前，分布于各省藏区的军工厂垄断着藏民所喜爱的氊帽、皮靴和其他货物的生产。胡耀邦的西
藏之行后，军队的垄断被打破，西藏政府下属的工厂也得到允许生产这类产品。在胡耀邦 1980 年访问西藏后的几年里，
在提拔藏族干部、改善藏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步。1978 年时西藏的干部中只有 44。5％是藏人，1981 年这
一数字上升到 54。4％，1986 年时达到 60。3％。＇17112＇寺院获准接纳少量僧人，藏语得到了正式认可，对祈祷、朝拜和
各种宗教仪式的压制也减少了。
尽管胡耀邦试图以诚恳的态度解决西藏问题，一年后他的努力仍以失败告终，这既是因为他同时激起了西藏当地
和北京的汉族干部的抵制，也因为他的努力仍然未能让藏人满意。邓小平受制于汉族干部，达赖喇嘛则受制于达兰萨拉
好战的流亡团体，两人难以架起沟通的桥梁。
在那些努力维持西藏秩序的汉族干部看来，胡耀邦的政策是在批评他们对藏人过于严厉。为了给当地藏族干部让
路，一些汉族干部被调到其他地区，仍留在西藏的汉人大多反对胡耀邦的政策——汉族干部得到命令不但要学藏语，还
要倾听藏人的意见，这使他们难以保持维护政治秩序的权威。负责西藏治安的汉族干部特别担心藏人的喇嘛庙，它们在
获得更多的自由之后，成了西藏民族主义的温床和组织藏人反抗的中心。（据 1950 年代末期的数字，在西藏自治区的
全部 200 万人口中有 15 万僧人。）北京那些谨慎的干部也像西藏的汉族干部一样，高调批评胡耀邦没有认识到在外国
人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分子」的危险。＇17113＇
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所要求的自治程度比台湾得到的条件尤有过之，这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关系的另一个因素。
他们要求在西藏实行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他们还要求建立「大西藏」，将中国的所有藏区合并成一个政治
上的新自治区。即使在最开明的北京干部看来，这些要求也大大超出了他们认为合理的范围。因此，谈判毫无结果。
共产党在 1980 年代给予藏人比 1950 年代更多的自治权，允许当地藏民使用自己的语言、服饰，在人民代表大
会中有一定的代表。此外中共允许藏人比汉人多生孩子。藏人上高中和大学的入取分数也低于汉人。但真正重要的决策
权掌握在拉萨的中共汉族干部手中，而他们则要听从北京的指示。
另一个难以克服的分歧是，藏人要求把西藏的疆域扩大到其他省份的藏人居住区。藏人在 7 世纪曾控制着几乎和
当时中国一样大的区域，此后一些较小的藏民社区便一直保留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各省。即使是最开明的汉族干
部，也反对这种藏人对疆域的巨大扩张。
达赖喇嘛看了他派去考察中国藏人状况的三个代表团的报告，在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后，他于 1981 年 3 月 23 日
致信邓小平说：「我们必须通过更好的相互理解，发展藏汉人民的友谊。」但是他又说：「实际上有 90％以上的藏人
都受到身心摧残，生活在焦虑之中。这种情况并非自然灾害所致，而是人为的。」＇17114＇北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对此作出
答覆。
北京的官员拖了大约四个月，直到 1981 年 7 月 27 日胡耀邦在北京会见嘉乐顿珠时，才表明了他们对达赖此前
来信的观点。胡耀邦在 1980 年去西藏时被授予相当大的自由度，以赢得藏人的善意。但是这次会见的情况不同：他接
到的指示是传达中国的新政策，要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加强控制。胡耀邦向嘉乐顿珠列出了北京欢迎达赖回来的具体条件：
达赖喇嘛可以享有 1959 年之前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他要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但可以访问西藏；他可以担任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
藏人知道，接受这些条件可以使达赖喇嘛得到荣誉地位和一定的宗教自由，但政治权力仍牢牢掌握在汉人手中，
因此他们拒绝了。达赖喇嘛决定不回国。邓小平要促成双方更亲密、更积极的关系的努力落空了。但他和达赖喇嘛都不
想把关系搞得更僵。达赖在当年 10 月派了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北京，这个小组虽然也未能弥合分歧，但避免了达赖喇嘛
和北京领导人公开决裂。＇17115＇
1981 年至 1982 年的沟通失败后，邓小平把西藏问题放到了一边，直到 1984 年中国国市场化进程得到更广泛
的民众支持，这为处理西藏问题提供了新的前景：经济增长和西藏与其他省份不断加深的联系——其中也包括市场联系
——将成为新的着眼点。1984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四年之后——北京召开第二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正值邓小平在广东宣布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肯定了进一步开放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获准去西
藏的游客和外地商人寥寥无几，而在这次会议之后，商人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去西藏做生意。邓小平希望，通过把藏人
与全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加快西藏的经济发展，能像其他地方一样，增加藏人对政府的拥护。他确实把发展西藏经济
放在了全国重点工作中很优先的位置。中央鼓励富裕的省份为西藏提供财政援助，派遣懂经济的干部帮助推动西藏发展，
由此加强西藏和各省政府的联系。
作为减少分裂主义危险的一种努力，1985 年有 4；000 名西藏的优秀中学生被送到其他省份的学校以获得更好的
教育机会，俾使西藏和全国其他地方进一步联系在一起。1984 年北京与西藏流亡团体也举行过若干次会谈，但未取得
任何进展。
这些会谈失败后，达赖喇嘛为打破与北京关系的僵局，试图通过向西方寻求支持对北京施压。他向各国派出信得
过的年轻人介绍西藏的境况，例如洛地嘉日被派往华盛顿，数十年间都在推动藏人的事业。然而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能
与达赖喇嘛本人的影响力相比。达赖喇嘛会讲英语，能够以他深邃的信仰打动西方人，让很多西方人觉得那正是他们在
自己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品质。他们把达赖视为一个为争取民族自由而与中国压迫者不懈斗争的和平主义者。没
有任何其他亚洲领袖赢得过那么多虔诚的西方追随者。达赖喇嘛的名望，使只占中国人口 0。3％的藏人引起西方世界的
极大关注，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那些人数远多于藏族的少数民族。不过，尽管有外国对达赖喇嘛的普遍
支持，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正式承认西藏。而在中国政府看来，达赖喇嘛偶尔高调承诺愿意接受中国的主权，却不愿意达
成对他有约束力的协定。中国逐渐认为他因受制于流亡印度的八万极端分子而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通过中共宣传工具
了解西藏的中国汉族民众则相信，中国政府已经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援助，西藏人却不知感恩。随着矛盾的加剧、西藏的
汉族干部收紧控制，藏人更把汉族视为压迫和反对西藏的人。
达赖喇嘛在争取欧洲人、美国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西藏的僧人
变得头脑发热，他们大胆施压要求更多的自治。1987 年 9 月 27 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讲话
后不久，拉萨僧人的示威演变为一场骚乱。很多藏人乐观地以为，他们在西方人的支持下能够强迫中国政府让步。然而
恰恰相反，北京的官员进一步加强了控制。1988 年 6 月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演讲时重申藏人应当有权决定与西藏有关
的一切事务，没出几个月，拉萨就在 12 月又发生了一次严重骚乱。1989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达赖喇嘛，也让
西藏僧人大受鼓舞，再次导致中共领导人收紧控制。
达赖喇嘛在国外的成功使得西藏僧人的反抗有增无减，这促使中国领导人想方设法利用外国团体孤立达赖喇嘛。
有些外国团体对中国的压力作出了让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外国人对达赖的关注，加强了外国对中国
的批评。在西藏，僧人日益增多的反抗导致中国官员强化西藏的治安力量，对寺院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
中国官员指责外国人权团体的援助是出于削弱中国的目的。当外国人批评中国不给予藏人更多自治权时，有的中
国官员则反唇相讥，说他们的政策要比美国当年驱逐和消灭美洲土着居民的做法人道得多。
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双方都想避免全面冲突。1988 年初北京释放了数位因从事政治
活动而被捕的僧人。中国在 1988 年 4 月宣布，只要达赖喇嘛愿意放弃争取独立的做法，他就可以回西藏居住。达赖喇
嘛则继续说，他接受中国的主权，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人获得更多自由。
1989 年 1 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
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
动的严密控制。1989 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1989 年初，当西藏的另一位宗教领袖、在藏人中信徒人数居第二位的班禅喇嘛去世时，又出现了一线希望。达
赖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领袖身份前往北京参加葬礼的邀请。北京的判断是，达赖总体上比藏人流亡团体态度更灵活，邓小
平或许可以在达赖喇嘛来访时与他启动有益的会谈。但是达兰萨拉的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