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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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
联系。1980 年 1 月，当地方干部因走私面对压力时，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区，为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责的干部
提供支持。几个月后他从一份来自蛇口的报告中得知，对超额完成指标的职工给予奖励的制度受到北京官员的阻挠，便
对谷牧作出批示，要确保蛇口能够自由开展工作。当他看到另一份报告说北京官员阻碍蛇口的道路建设时，再次向谷牧
作出批示，要制止那些部门的干预。据广东的干部说，胡耀邦总是全力支持他们，想方设法提供帮助。
随着有关特区腐败的报告有增无减，陈云与维护特区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升温。作为遵守纪律的党员，陈云和胡
耀邦避免分歧公开化，但是当 1982 年 1 月 14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就特区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时，陈云批
评了普遍的腐败现象。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1436＇
广东省委、经委和纪检委的高层干部都是由北京任命，次一级的省干部则由省里的领导任命。北京的官员担心下
面串通一气封锁消息，因此要求所有的次一级干部都须向中央汇报有关省级领导人的情况，包括负面情况。这些广东干
部虽是奉命行事，却被当地同事称为「打小报告的」。
广东的两个干部，王全国和薛光军，无论从个人关系还是职责上说，都有理由让北京的计划派充分了解广东的问
题。副省长王全国同时兼任广东省计委主任，他来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长时没能如愿。按照常规，当选省长的人应是
像王这样的中央委员，但任仲夷为了获得当地大批干部的全力支持，选择了早年在当地打过游击、本人不是中央委员的
副省长刘田夫。1981 年广东开会贯彻陈云的调整政策时，王全国给北京写信说，任仲夷在会上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要求，不提陈云关于紧缩的讲话。＇1437＇
广东省委委员薛光军也向北京汇报了广东的腐败问题。延安时期薛就在中央组织部陈云手下工作，内战时期在东
北也是陈云部下。薛直接联系陈云，向陈云投诉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走私、贿赂和腐败问题正愈演愈烈，广东的干
部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控制这种局面。＇1438＇建设新工厂的工作已经开始，但与此同时广东仍苦于财政短缺，外汇不足。
北京抱怨广东对外汇和关税的徵缴管得太松，广东则抱怨说，它没有得到足够的煤炭，北京没有建设足够的运输设施以
满足它在三中全会之后日益增长的需求。＇1439＇
1980 年 10 月任仲夷到任广东时，正值陈云在大力推行调整政策，减少新建项目，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而广东
为吸引外资而扩大基础设施的努力，难免会加剧原材料紧张，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尽管任仲夷从个人角度十分尊重陈云，
内战时期他也在东北做过陈的部下，但是他认为自己在广东的第一职责是吸引外资，为广东的快速发展作贡献。
「二进宫」
1981 年底，北京官员对广东和福建经济犯罪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为了平息陈云对广东走私和牟取暴利状况的
不满，邓小平在 1981 年 12 月采取了守势。他给胡耀邦作出书面指示说，北京要派一个小组去广东查清情况，并警醒
全体党员注意有关问题。1982 年 1 月 5 日，陈云提出了一份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的报告，由其领导的中纪委下发；作为
回应，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1440＇
邓小平的试验遇到了压力。他决定冬天枣1982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9 日枣去广东度假。＇1441＇他说自己是去
广东休息的，既不想听报告，也不想谈工作。其实他还是用了一个半小时仔细听取了任仲夷对广东、尤其是深圳和珠海
的真实情况的汇报。邓小平对任仲夷说，他认为中央在这些地方实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你们广东也认为正确，
就把它落实好」。＇1442＇尽管邓小平的广东之行及其与任仲夷的见面，表明他十分在意改革试验，但他没有用公开支持任
仲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1443＇
邓小平去广东时，在北京的陈云于 1 月 25 日把姚依林和另一些计划干部叫去，提醒他们大跃进时期贪大求快造
成的后果。他说，各省都想搞经济特区，如果允许这样做，外国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又会冒出来。＇1444＇邓力群也进一步加
大了批评经济特区的火力，他说，特区有可能变得像解放前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
当任仲夷和刘田夫奉召进京参加 2 月 13 日至 15 日由陈云主持的中纪委会议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地方官员
把奉召进京称为「进宫」（指帝制时代地方官员进京接受训斥）。＇1445＇会议要求两人对何以未能阻止走私和腐败作出解
释，并且警告他们改进工作。任仲夷按要求作了自我检讨。他还从广东带了 68 个人来京，意在表明广东干部在推动改
革、严肃对待走私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有这么多广东干部在场，使陈云的批评任务变得复杂，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任
仲夷表示同情了。会上，另一些北京干部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甚至上纲上线，说广东正在出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正
在从中渔利。＇1446＇胡乔木说，这种形势关系到更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这让广东的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离京之前，任仲夷私下请教了他在北京的重要支持者胡耀邦，问胡他回广东后该如何向广东的部下和工商业界传
达北京的意见，他担心一旦把北京的严厉批评、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说法传达下去，很可能会窒息广东的经济活力。胡耀
邦告诉他，传达什么不传达什么由他自己决定。任仲夷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北京对走私问题的
担忧，但是他没有将北京的愤怒和盘托出，也没有提阶级斗争。他说他们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要加以改正，要终止不法
活动。但他又说：「不要搞运动，也不要指责哪个人。要坚决反对个人牟利，但也要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我作为省委
第一书记要承担责任，我的下级就不必了。」任仲夷的部下十分感激，因为他们知道，假如不是任仲夷愿意承担责任，
保护大家，广东的试验很可能出现大的倒退。＇1447＇
北京会议之后，陈云对胡耀邦说，他对广东的反应很不满意。于是胡耀邦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他们没有过关，还
要再回来接受新一轮的批评。任仲夷问是否可以把刘田夫省长带上，胡耀邦说可以。中央书记处的办公会从 2 月 23 日
开到 25 日，讨论任仲夷在控制走私、腐败和贿赂上的失误。任仲夷和刘田夫省长抵京后，在开会之前即与胡耀邦和赵
紫阳做了一次长谈。支持广东改革的胡和赵向任仲夷解释了对他们的批评。胡耀邦让任仲夷写一份新的检讨，任仲夷答
应了。刘田夫对这份检查进行了修改，加大了自我批评的力度，任也接受了。
在「二进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会的党政干部比第一次还要多，批评也更加严厉。中纪委的一名干部说，广东发
生了咄咄怪事，广东的干部却见怪不怪。另一名干部说，广东的领导是在「放羊」。还有一名批评者说，反腐败斗争就
是阶级斗争。任仲夷作了深入检讨，但他和刘田夫也解释了广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当两人请求不要取消给广
东的特殊政策时，赵紫阳和胡耀邦保证说，政策不会变，但广东必须更严厉地打击走私和腐败。＇1448＇
「二进宫」并没有使事情了结。北京的两次会议后，从 4 月到 9 月，谷牧用大部分时间在广东搞调查。＇1449＇中央
纪委也派出一队人马，由一名老干部、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带队，在广东进一步调查了两个月之久。两个月后章蕴得出结
论说，任仲夷等人确实为解决问题作了很大努力。
邓小平一直在阅读各种会议报告，但也一直避免公开表示支持广东和福建。不过，当他看过章蕴的报告，看到报
告作出了实际上有利于广东的结论后，立刻把报告送交政治局。政治局于 1982 年 12 月 31 日发出的第 50 号文件肯定
了广东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文件还引用了陈云的结论：「特区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断总结经验，确保把特区办好。」
邓小平没有动用个人权威就成功保住了试验。广东的干部们也长舒了一口气。＇1450＇
直到离职之前，任仲夷一直处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但他继续推行改革，维持着快速增长的步伐。＇1451＇ 1985 年任
仲夷到了 70 岁的退休年龄。一般来说作出过类似贡献的地方干部会被要求延期退休，但任仲夷还是光荣退休了。＇1452＇
他获准保留自己的住房和各项特权。相比之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命运则要糟得多，他受指控要对福建晋江制售
假药案负责。项南以其工作能力和致力于改革的精神在北京的改革派干部中享有盛誉，但他在 1986 年 2 月被撤职，还
被迫写了五份有伤尊严的检讨，并受到中纪委的内部通报批评。尽管北京的保守派总想排挤任仲夷和项南，但他们在广
东和福建实行的开创性政策不但仍在继续，而且扩大到了其他地方。
向 14 个沿海城市扩大试验：1984
在将广东和福建的政策推广至其他地区之前，邓小平一直耐心等待着有利的政治气候。中纪委在 1982 年 12 月
肯定了广东的努力后，对广东的敌意开始消散，这使邓小平得以在 1983 年 6 月说：「现在，大多数人都在谈论经济特
区的很多好事情。」＇1453＇邓小平鼓励北京的干部亲自去深圳和珠海看一看，他知道一目了然的进步会令他们印象深刻。
此时，党内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普遍支持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而一度导致人们广泛支持陈云调整政策的诸多问
题也开始消失。食品供应充足，经济发展迅速，财政不平衡的情况好转。1984 年广东的出口额超过 1；000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38％。＇1454＇
1984 年 1 月 24 日，邓小平在冬季「假期」乘专列到达广州。他用两周时间视察了广东和福建，包括四个经济
特区中的三个枣深圳、珠海和厦门，还视察了中山和顺德这两个珠海附近发展迅猛的县。＇1455＇他出行之前就对特区的
发展持积极观点，但在他听取当地的报告、亲眼看过之前，仍然持慎重态度，不轻易表扬。深圳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工厂
让他十分兴奋，他肯定了矗立在深圳市中心一块大看板上的袁庚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456＇视察完
深圳和珠海回到广州后，他才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深圳，几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高楼林立，这一在 1978 年的中国前所未见的景观，使深圳已经具有了现代西方城市的风貌。
1984 年时电视刚开始普及，数百万中国人得以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视察中所见的高大建筑和工厂。邓小平在视
察广东和福建后宣布：「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上海要搞十个大饭店，也可以让国外海
外的人独资搞。」＇1457＇他说，宝钢二期工程今年就可以上马，不必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有关邓小平视察广东和福建的
成功经验的报道，对当年晚些时候正式宣布开放沿海城市和进行体制改革的决定构成了有力支持。
当邓小平说「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时，他并没有为地方干部辩护。事实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走私、
贿赂和腐败不是政策本身的结果，而是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应当加以遏制。保守派批评海南、广东和福建那些执行邓小
平政策的领导人，但只是成功地排挤了他们的打击对象，并没有使政策发生变化。邓小平关心的不是个别官员的命运，
而是把对外开放计划扩大到沿海 14 个城市和其他地区。这件事他做得既漂亮又成功。
回到北京不久，邓小平在 2 月 24 日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宋平等人找来，为宣布开放另
外 14 个沿海城市的政策作准备。邓小平在谈到经济特区的建设速度时说，建筑工人都是从内地城市来的，他们的效率
要归功于合同承包制，报酬多少全看他们的劳动表现。邓小平强调了经济特区在学习国外技术和管理手段上的优势。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