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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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得到了强大的支持，但对他的抵制也很明显。例如，军队报纸《解放军报》在 5 月 21 日的一篇报道中说，
许多部队单位抵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据一些单位说，多达三分之一的军人不支持三中全会精神。
有报道很多军人拥护华国锋，不是因为他本人的成就，而是因为毛泽东选定了他，因为他们认为华国锋拥护毛泽东的路
线方针。＇121＇城市精英更倾向于批评毛泽东，但农村人普遍更愿意接受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农村的军人尤其喜欢农村
的集体制度，因为它给军属提供特殊照顾，很多人退役后有望在农村的集体单位就业，他们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威胁到了
这种制度。
为了对付这种保守派的压力，邓小平在 1979 年春天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巩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讨论的支持，他指示干部要「补课」，以加强他们对他的改革路线的支持。在公开场合，邓小平并不批评毛，而是把那
个时期的问题归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形象，他小心地不与华国锋直接对抗，而是只批「两个凡
是」。
虽然华国锋主席的权力已被削弱，他还是在 6 月 18 日开幕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当时
与会者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华在党或政府会议上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后不久，邓小平觉得对党进行调整的时
机已经成熟。
登黄山归来与党的建设
1979 年 7 月 11 日，邓小平启程前往华北和华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出游。这次出游从登安徽省的黄山开始。
黄山是中国的名山之一，在文学和历史上一向享有盛誉。邓小平于 7 月 13 日开始登山，两天后返回。对于任何一个 75
岁高龄的人来说，这种旅行都是令人惊叹的壮举。邓小平登山即将结束时歇脚的照片被广为传播，照片中的他卷起裤脚，
拿着手杖，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邓小平回到山下的住处时，迎候他的是他的盟友、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后者曾解决过
铁路运输的难题，如今正在为清除农村改革的障碍铺路。邓小平在黄山的住处也有记者在迎候，他对记者们说：「黄山
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122＇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
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123＇ 不过，毛泽东 1966 年 7 月畅游长江，是针对当时人们担心 73 岁的主席的
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国的宣传报道过度渲染，精明的读者很难相信，年迈的毛泽东能够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创下
游泳速度的世界纪录。而邓小平登黄山则被当作一件平常事来看待，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体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
地做一些事情。
邓小平要做的新工作是什么呢？党的建设枣为关键岗位选出高层干部，选拔和培养新党员。登黄山几天后邓小
平就在海军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会上说，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准备接班人。＇124＇邓小平说，中国
的重要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需要集中力量抓组织问题枣要选拔和培养干部。三中全会确定了实现
四个现代化这一政治的核心目标。邓小平在 3 月 30 日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及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枣实事求
是枣使思想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现在则要适时地确立标准来选拔和培养干部以形成领导班子，要先从上层开始，然后
中层，最后是基层；要吸收和培养新党员。这次讲话后不久，邓小平又视察了上海、山东和天津，在这些地方召开了几
次会议，鼓励当地党委制定培养人才的计划。
邓小平在选择党建的时机时，遵循着历史惯例。自中共建党以来，一旦一方在争论中获胜并巩固了权力，其领导
人不但要选拔高层干部，还会开展吸收新党员的运动，使符合其标准的人进入党内。1979 年大多数老干部都已复职并
身居要位，取代了文革中占据要职的军人和造反派。华国锋在 1979 年夏天时已经失势，不可能在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
作用。邓小平和他的老干部们处于当政地位，因此他们能够在培养哪一类干部上取得相当大的一致。
多年来，在党内斗争中胜出的一方，对于寻找哪一类新党员各有偏好枣或革命者、或军人、或激进派。而邓小
平需要的是能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的人。具体说来，邓小平寻找的干部要有能力处理外贸、金融和技术问题，这又意味
着吸收和提拔那些学历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人。对于很多现代社会的领导人来说，这也许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意味着一种根本的转变。在毛泽东时代，「红」一向比「专」更重要。自 1949 年以来，大多数领
导岗位都是由「红色背景」的人担任，他们多来自工人和农民，而 1949 年以前受过教育的专家，因出身于有财力供其
上学的家庭，被贴上了出身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标签。邓小平宣布，这些旧阶级已经消失，他需要有能力的人，不管
他们是什么出身。为了给新的高层领导人让路，他要清除认同保守政策的政治局成员，首先是华国锋的四个拥护者枣
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他向人们解释，这些人的解职以及对新领导人的选拔，是按照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作出的。
虽然邓小平直到 1979 年底才宣布了为其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所作的选择，但这一年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进行
思考、谘询和观察。除了为数不多的人事和军队职位外，他在选择领导人时，首先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对军队
的任命见第 18 章）。他需要的是最称职的人，他坚信，只要他们素质高，忠于党，他就能与他们共事。邓小平不跟他
任命的人搞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们交往愉快，但公事公办，甚至有些刻板。他们是共同
干事业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对于关键岗位，他选择那些致力于改革开放、才华出众、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干是一步
一步得到检验的人，而不是那些从下面突击提拔起来的人。＇125＇
邓小平对人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他还是花很多时间考虑人事任命问题。早在文革前的十年间担任总书记时，他就
熟悉很多中层干部，这些人在 1980 年代已经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但是对于关键的任命，邓小平在作出决定之前会私下
征求一些高层干部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将与被任命者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听取他们的坦率评价。＇126＇
在邓小平的班子里，两个职位最高的人枣陈云和李先念枣并不是由他选定的。他们的地位之高，使邓小平即
使想撇开他们也难以办到。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属于同一代人（分别出生于 1904 年、1905 年和 1907 年）。他们
早在 1949 年前就彼此认识，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又都在北京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下工作。作为公众人物，陈云
和李先念不能和邓小平相比，但了解内情的干部把 1980 年代的权力结构称为「两个半」，意思是党内高层圈子认为陈
云与邓小平大体旗鼓相当，但李先念也算半个「婆婆」。陈云虽然比邓小平小一岁，但是在 1930 年代中期以后的 20
年里，他的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在领导经济和处理历史遗留的人事问题上，他的权威无人可及。陈云从 1962 年到
1978 年受到冷落时，李先念则一直在周恩来手下负责领导经济工作。
比邓小平小十到二十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
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三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 年生）、
赵紫阳（1919 年生）和万里（1916 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
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这三人又能提携那些了解中国在现代科技和工程领域所需的
年轻干部，领导他们实行管理创新。尽管他们三人是为邓小平效力，但他们并不是朋友，而是致力于共同事业的同志，
是严守党纪、贯彻党的政策的同事。尽管与胡耀邦或赵紫阳相比，万里和邓小平的关系更密切，但他也不把自己当作邓
小平的朋友，而是他的忠实部下。对邓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另一个人是邓力群（也生于 1915 年），他没有担任
和其他人一样高的职位，但作为撰写讲话稿和党内文件的笔杆子，他能发挥很大影响，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而且得到
陈云和王震的支持。邓小平班子的另一位是胡乔木（生于 1912 年），他扮演着指导正统思想的特殊角色。在一个制度
变化不定的时代，他们的个人背景、性格、倾向和工作风格，将对 1980 年代的走向发挥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头脑精明、
经验丰富的人，已在党内担任了几十年重要职务。
从 1980 年到 1987 年胡耀邦下台的这段邓小平主政时期，用西方的话说，邓小平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在他手下分别担任党、政两大部门的执行总裁。党制定大政方针、主管自上而下各级部门人事和宣传，
政府则负责各级行政管理。高级干部都兼任党政职务，工作往往重叠，但从原则上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他们各自的领
域里领导各项工作，准备提交邓小平批准的文件，在党和政府中抓一线的落实，即所谓的「日常工作」。尽管当时困难
不少，但很多干部后来都认为 1980 年代初是个黄金时代，当时最高层的干部齐心协力，发动并落实了中国的「改革开
放」。
邓小平面对的难题是，在这个最高层的领导班子以下，由于文革的断裂，缺少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下一代领导
人。邓小平把这种局面比喻为青黄不接枣春末时分，去年的存粮已近告罄，而地里的庄稼尚未成熟，使口粮难以为继。
他说，中国很幸运，一些老干部仍能工作，但迫切需要弥补这个断层，要抓紧让地里的青苗成熟起来，在三四十岁的人
中间培养接班人。
邓小平让组织部列了一个名单，选出那些特别有前途、有可能提拔到高层的更年轻的干部。当这一年稍后名单交
来时，邓小平和陈云很泄气，他们看到 165 人中只有 31 人是大学毕业。尽管邓小平认为不应把受过教育的年轻干部突
击提拔到高层，但他认为，只要他们在各级岗位得到了证明，就应抓紧提拔他们。
1979 年 7 月邓小平指示全国各级组织部，在上级领导的积极参与下，要在两到三年内培养出新的人才。＇127＇为
贯彻邓小平培养接班人才的努力，从 9 月 5 日到 10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做重要讲
话，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接班人问题是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意见。
邓小平就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经常提到「培养」接班人。他们这种说法的含义是，除了选拔和提供正式培训外，
还要亲自进行考察。任何单位的高层干部都要监督自己手下年轻人的全面发展，鼓励他们读一些书，表现对党的忠诚，
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
虽然人事决定要由各单位的上级领导作出，但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也承担着重要职责，它们要搜集有关每个党员的
人事材料，实施培训计划，把有关后备梯队的人员的材料报上级审察。
在忙于党的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也要应付公众因党把国家拖入大跃进和文革灾难而对党产生的深刻
不信任。直到 1979 年底，中共领导人仍不承认他们对这些灾难负有责任，这使党在谈到其他问题时也不可能令人信服。
6 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决定，由叶剑英元帅在中共建政 30 周年前夕发表一个重要讲话，努力解决这些问题。＇128＇
叶帅的国庆 30 周年讲话：1979 年 10 月 1 日
邓小平在准备叶剑英元帅的讲话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示起草人说，对 1949 年以后的历史要从整体上给予正
面评价，但也要坦率承认大跃进和文革中的错误，因为中国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很清楚这些事情。要为中共历史提供
一种大眼光，为未来提供新的方向感。讲话由胡乔木和大约 20 人的写作班子起草，总共九易其稿，每一稿都经高层领
导人过目，由邓小平监督着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