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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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于是改革又从江苏推向浙江。尽管浙江的造反派仍在负隅顽抗，问题特别棘手，但是到　7　月　17　日就基本得到了解　
决。根据浙江的经验出台的　16　号文件，使这一经验又成了其他各省开展整顿的样板。＇354＇　
邓小平在　7　月　4　日概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整顿任务，即从铁路和地方政府扩大到其他部门，首先是煤　
炭和钢铁行业，然后是其他行业和其他运输业，接下来是商业、财贸和农业，最后从经济部门转向文教部门、从国防科　
技转向整个科技部门，从军队转向地方政府。　
中国的基本能源供应是煤炭，房屋取暖、发电厂和工厂都离不开煤。运输是关键：煤炭运输大约占到铁路总运量　
的　40％。但是在文革期间由于运输拖后腿，大量煤炭只能被堆积在矿区附近，使煤炭生产失去了动力。　
铁路运输的难题在　1975　年夏天已开始得到克服，这使北京可以把更多精力转向煤炭生产。实际上，9　号文件出　
台后，邓小平就给煤炭部长徐今强打气，让他利用运输条件改善的前景增加煤炭生产。1975　年春天，徐今强把工作重　
点放在了铁路运输便利的产煤区：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和东北。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徐今强对派性发起打击，首先针对问题特别严重的省份。这些省份的煤矿所供应的煤炭数量　
占华东地区的　40％，对这些省份钢铁厂的煤炭供应至关重要。整顿工作使它们的生产大为改观：1975　年二季度的煤炭　
生产迅速增加，上半年结束时煤炭运输量完成了全年计划的　55。5％。＇355＇　
在这个时期，化肥、轻工产品和电力生产也有所改善，但是钢铁生产仍然停滞不前。钢产量在　1973　年达到　2；530　
万吨的峰值后，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1974　年降至　2；110　万吨。1975　年初确定的当年生产指标是　2；600　万吨。　
＇356＇在　3　月　25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万里报告了如何把徐州经验运用于其他领域之后，邓小平说：「现　
在解决钢铁问题是头等大事。」＇357＇　
在当月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副总理余秋里直言不讳地说：「搞了　26　年，花了五六百亿投资，职工　300　万　
人，只搞　2；000　万吨钢。」他说，为了增加钢产量，必须做到（1）保证煤炭的长期供应，要专列直达，定点供应，必　
要的重油和电力供应也要得到保障；（2）发动群众，要让懂技术的管理人员担任负责人；（3）克服薄弱环节，特别是　
鞍钢、武钢、包钢和太钢四大钢铁厂。不干工作的要免职，「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358＇　
5　月初，李先念副总理把　12　家大型钢铁厂和当地政府的党委书记召集到一起，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359＇未完　
成指标的钢铁厂的领导要向一群严厉的与会者解释为何没有完成指标；他们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挨批的干部害怕犯政　
治错误，他们担心毛的政策会有反覆，如果不抓政治只抓经济和生产，他们又会挨批。　
5　月　21　日，邓小平结束为期一周的访法之行回国三天后，主持召开了由国务院牵头的全国钢铁工作座谈会。＇360＇　
邓小平不能公开谈论让很多干部担心的事枣毛泽东有可能变卦，在「四人帮」的怂恿下再次打击那些注重抓经济的人。　
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曾在　1975　年　3　月和　4　月分别发表文章，公开批判「经验主义」，这是指只重视经济生产，忽视意识　
形态的做法。邓小平当时心中明白却不宜公开说明的是，毛泽东曾在　4　月　18　日让他放心，并就姚文元　4　月　23　日的文　
章写下批示，进一步表明他现在反对批判经验主义，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工作。　
邓小平在　5　月份的这次国务院座谈会上说：「铁路一通，就会暴露出冶金、电力、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　
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解决老大难。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361＇谷牧开始向与会者介绍钢铁问题的严重　
性，但邓小平插话说：「这样讲还不够。应该说，这样继续下去，对钢铁工业是破坏！」他又说：「谷牧说每年增加　250　
万吨钢没问题，我说每年增加　300　万吨也不难。？？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　
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362＇　
邓小平说，有四五十年资历的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闹派性，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如　
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7　月　1　号以后就不客气了。？？必要的话就把你调到乌　
鲁木齐，妻子一闹离婚，他就听话了。」＇363＇他说，「更重要的是，要严格，该批的批，该斗的斗，不能慢吞吞的，总　
是等待。铁道部已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但在这里我看到很多人不喜欢。」他接着又说：「允许你们犯错误。要找那些敢　
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　
大把。」他说，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那么复杂，杂事很多，但是高层管理人员不能每天只抓技术性的小事。「公司必　
须单独有一个班子，不是管油、盐、酱、醋、柴，而是指挥生产的。」＇364＇　
　
　
在　5　月　29　日召开的关于钢铁工业的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企业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他把重点放在钢产　
量占全国一半的八大钢铁厂上，并批评四家最大的钢厂枣鞍钢、武钢、太钢和包钢枣都没有完成指标。他说，鞍钢　
的问题最大，关键是领导「软、懒、散」。＇365＇　
1975　年　6　月　4　日，经毛泽东同意和政治局批准，向地方的钢铁主管部门下发了　13　号文件，内容与整顿铁路的　
9　号文件相似。文件重申了　1975　年　2；600　万吨的目标产量。国家计委从各部委抽调人员成立了一个小组直接向国务院　
汇报，保证钢铁生产指标的完成。为了给钢铁厂所需物资提供保障，电力、煤炭、交通、石油等各有关部委都向这个小　
组派出了人员。要求各省市党委履行对钢铁厂的领导责任，确保它们完成指标。＇366＇　
各大钢铁厂都召开了贯彻　13　号文件的职工大会，有些大会的参加者多达四万人。　＇　367＇直属国务院的最高领导小组　
也每周开会，讨论各项计划，确保指标的完成。＇368＇　　不过领导小组在　8　月　1　日开会评估钢铁生产时，与会者承认，要完　
成之前定的高额指标颇有难度。其中一个阻力是余秋里的突然病倒枣春天他还在大胆领导着推动钢铁行业的工作，可　
是夏天生病以后，他无法再提供一贯的坚强领导后盾了。干部们仍然担心如果只抓生产，忽视极左政治，他们以后有可　
能遇上麻烦。确实，「四人帮」当时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正在犯这种错误了。　
中国在　1975　年生产了　2；390　万吨钢，与　1974　年的　2；112　万吨相比显着增加，但并未达到　2；600　万吨的目标。　
邓小平接受了这一进步幅度，宣布工作取得胜利。从　12　月　15　日到　23　日（此时邓小平已在上层受到小范围的批判），　
谷牧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与负责钢铁生产的省级干部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会上仍在唱高调，但高层干部们已经知道，　
在　12　月新的政治气氛中，邓小平受到围攻，地方干部对继续致力于抓增产已变得心有余悸。果然，邓小平在　1976　年　
第三次下台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当年的钢铁产量下降到　2；046　万吨。　
1975　年中国钢铁生产的改善与当时日本的钢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邓小平在三年后参观一家现代化的日本钢　
铁厂时就会明白这一点，仅这一家工厂的钢铁产量就是　1975　年中国钢铁增产后总产量的数倍。邓小平在　1975　年的努　
力，是他通过政治动员增加钢铁产量的最后一次尝试。他在　1978　年　10　月参观了日本的大型现代钢铁厂以后，在提高　
钢产量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顿，而是转而依靠科技。这一战略转变带来了巨大收获。1980　　年　
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现代钢铁技术后，钢铁产量从　1982　年的　3；716　万吨猛增到　1989　年的　6；159　万吨，1996　年又进　
一步增加到　1。12　亿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369＇　　到　2010　年，拥有现代技术的钢铁厂在中国遍地开花，　
不用进行政治动员，中国就能达到　6　亿吨的钢铁年产量，几乎相当于　1975　年钢铁产量的　25　倍。　
浙江问题和王洪文的失势　
1975　年毛泽东支持邓小平选拔新的领导班子，让过去斗来斗去的人能够在一起工作。当时，分裂最为严重、最　
须下大力气恢复团结的省份是浙江省。＇370＇　　1974　　年，随着秩序得到部分恢复，除了江苏和浙江以外，各省的经济都有　
增长。浙江是一个人口多、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但是它的问题在　1975　年一季度仍很严重，工业　
生产比　1974　年一季度下降　20％，全省财政收入下降　28。5％。由于邓小平和万里等人的努力，1975　年全国前八个月　
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平均增长　17％，浙江却下降了　6％。＇371＇　
毛泽东　1975　年　2　月　8　日从长沙来到浙江杭州美丽的西湖，在回京接待北韩领导人金日成之前，在那里一直住到　
4　月中旬，对浙江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在杭州时有很多机会与省里的干部谈话，特别是党的老干部谭启龙和军队老干　
部铁瑛，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毛泽东这时有恢复秩序的想法，因此觉得他们都是很能干的人。相反，他在杭州　
时对翁森鹤印象不佳，翁过去是造反派头头，从　1973　年到　1974　年一直有王洪文为他撑腰。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　
中，浙江的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因为王洪文支持造反派，而谭启龙又控制不了他们。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在　1974　年也　
开始出现不和，1974　年　10　月　18　日王洪文飞到长沙时，毛已经对他过分紧跟江青感到不快。　
1975　年春，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怀疑进一步增加。浙江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北京的注意，于是派王洪文分别在　1974　
年　11　月和　1975　年　3　月与浙江领导人协商解决问题，但他一无所获。从　4　月　27　日到　6　月　3　日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　
王洪文和江青一起受到批评，部分原因就是他未能解决浙江的问题。王洪文为此作了检讨。＇372＇　
1976　年　10　月王洪文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被捕后，有人说他是个无能的激进派，既鲁莽又下流，沉溺于锦　
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实际上，王洪文曾作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　
　
　
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　
窜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1975　年　6　月下旬宣布，王洪文暂时不再主持北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被先后派往上海和浙江。毛泽东支持周　
恩来和邓小平的建议，让王洪文作为纪登奎副总理领导的工作组的一员，去解决浙江的问题。实际上，王洪文是被派去　
接受教育和改造，他和纪登奎一起批评那些他过去支持过的造反派，这使他的处境颇为尴尬。但是他的到来也有助于解　
决浙江的问题，因为这能使他过去支持的造反派看到，即使地位显赫的激进派王洪文也帮不了他们。＇373＇　
纪登奎在浙江的工作跟万里在徐州的工作相似。他和工作组会见当地干部，了解问题，召开群众大会，选出以谭　
启龙和铁瑛为首的新领导班子，用正式文件支持他们的工作。虽然邓小平是这项工作的主角，但是与徐州的问题相比，　
当时仍在浙江、与现有负责同志谈过话的毛泽东对浙江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祖籍浙江、对那里很有感情的　
周恩来也提供了意见。　
纪登奎在浙江的最后几天，和其他干部一起起草了　16　号文件，它对浙江的作用类似于　9　号文件对铁路系统、13　
号文件对钢铁工业的作用。1975　年　7　月　14　日，纪登奎、王洪文、谭启龙和铁瑛带着文件草稿飞到北京，邓小平第二　
天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文件草稿，并作出了有关浙江省和杭州市领导班子的决定。铁瑛坐在邓小平的左边，使右耳听力严　
重下降的邓小平能够听清他在会议上的发言。＇374＇文件于次日送交毛泽东，毛批准了这个文件和人事决定，次日就下发　
了　16　号文件。　
浙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