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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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行。
邓小平想制造一种比毛泽东时代更自由的气氛，因此剧本作者白桦尽管受到批判，邓小平仍允许他留在党内。当
时，另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以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写下有关腐败干部的文章，邓小平也允许他保留党籍。甚至
胡乔木这位正统思想的扞卫者也说，中央的文件要放弃「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让很多知识分子反感的说法，他的替代
说法是「文学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这扩大了可以接受的作品的范围。＇1913＇
但是，描写过去的小说数不胜数，要把可允许的作品和不能允许的作品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分歧依然严重。邓
小平批评《苦恋》十几天后，在中宣部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邓力群和胡乔木试图借助邓小平对《苦恋》的评
语，筑起一道抗击批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文学作品的强大防线。但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1950 年代的「文艺沙皇」
周扬却发表了赞成文艺多样化的讲话，讲话令人振奋，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文革期间受过冲击的周扬，如今倡导的
是他 25 年前作为「文艺沙皇」会批判的文学。他在座谈会上问，是让文艺变成死水一潭好呢，还是让它成为滚滚长江
好？他自问自答：当然是滚滚长江好，尽管会带来一点儿泥沙。
与会者对周扬的热烈支持使胡乔木处境难堪，他承认同志们有不同观点。但他坚持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是他本人、邓力群和邓小平在整个 1980 年代用来批评那些他们认为过分迷恋西方自由的领导人的概念——是一
项重要的任务。＇1914＇
王震强化对中央党校的控制：19821983
中国的年轻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在 1978 年以后感受到了西方吹来的令人振奋的自由之风。但是高层官员对于应该
让民众享有多大自由却存在着内部分歧。他们中间很多人受过政治迫害，谁也不想回到 1949 年之前或文革期间的混乱
状态。在高层官员中，胡耀邦最同情想得到更多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希望有更多灵活性的地方干部，但他不断遭遇保守派
的压力，后者害怕宽松氛围带来的后果。邓小平则是只要认为必要的时候就会加强纪律，但他继续支持胡耀邦，哪怕在
胡受到保守派批评时。
一个重要战场是中央党校。1978 年 12 月以后，作为中央党校实际校长的胡耀邦很少有时间过问那里的事，但
是得到他支持的教员以及他所倡导的党校的自由探索精神，继续滋养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的成长。党校理论部的学者因
在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批评「两个凡是」中发挥的作用而享有盛名。三个声誉正隆的学者——吴
江、孙长江和阮铭，在副校长冯文彬的支持下继续推动言论自由，这让担心党的纪律和原则受到损害的党内老干部深感
不安。去党校讲过课的邓力群向王震和陈云汇报了党校的情况，他们对在宽松气氛中不断增长的对中共的批评尤其不满。
1981 年 8 月中组部派了一批人去党校调查上述三位学者，陈云也给党校培训部主任写信说，黄埔军校培养出了纪律严
明的青年军官，他希望党校也要培养纪律严明的党员干部，而不是鼓励批评中共的人。
1981 年中央党校需要任命新校长时，胡耀邦支持任命项南，他是个思想开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共干部，后来
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一职；陈云则支持任命王震，以对学校的宽松气氛加以限制。＇1915＇让王震这样一个对外部世界所知
不多、被看作粗人的人来领导国家最开明的一批学者，这让有求新思想的党员感到愤怒。＇1916＇但是邓小平批准了对王震
的任命，于是王震在 1982 年接管了党校。
王震一上任就将冯文彬、阮铭和孙长江撤职。阮铭获准移民美国，他在那里详细地写下了这段经历。＇1917＇孙长江
被安排到首都师范大学这所二流学校教书。（有一次，孙长江开玩笑说，他要感谢王震让他去了最小的大学，而没让他
去最大的小学。）＇1918＇吴江则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震清除了他认为思想过于宽容的教员后，并没有在党校发挥多少作用。陈云虽然政治上保守，但他也重视教育
水平，让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蒋南翔担任了党校事实上的负责人。蒋南翔既提高了党校的知识水平，也对思想表达
的自由作出了限制。人们普遍认为，对党校教员的整肃和思想路线的转向是对胡耀邦的间接批评，因为正是他首先创造
了更为宽松的气氛。
王震和陈云也支持对中宣部加强控制。陈云说，搞不好经济工作和宣传工作这两件事，党的领导就难以为继。王
震和陈云认为接替胡耀邦中宣部部长职务的王任重是个合格的保守派，可是王并没有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领导人，于是
邓小平在 1982 年 3 月 23 日任命邓力群，取代了王任重。
毛泽东曾在 1975 年支持「四人帮」进行严厉的思想控制，同时让邓小平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与此类似，邓小平
在 1982 年让邓力群抑制对党的批评，同时让胡耀邦继续主持党的工作。＇1919＇尽管邓小平并不在意要一丝不苟地坚持意
识形态的正统性，但他决心避免让宽松的环境招致人们发表文章和小说诋毁党的作用。
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
另一个战场针对的是胡耀邦给予地方干部灵活性的做法，这场斗争因陈云在 1983 年 3 月 17 日批评胡耀邦而达
到顶峰。1983 年 1 月赵紫阳出访非洲 11 国，为期一个月，胡耀邦接过了赵紫阳在政府中的部分工作。胡的作风比赵
紫阳随意得多，例如，他知道煤炭短缺后，便跑到矿区鼓励人们尽其所能增加产量。他没有考虑到采煤时可能发生的问
题，比如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也没有预料到私人矿主经常不采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结果发生了许多矿难。在慎重的计
划工作者看来，胡耀邦是个不守纪律的鼓动家，他不充分考虑行动的后果，也不严肃看待他们精心制定的经济计划。
陈云听到胡耀邦不够尊重经济计划的汇报后很不高兴。他在 3 月 14 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邓小平。＇1920＇第二天
邓小平便把胡耀邦、赵紫阳和胡乔木叫来，批评了胡耀邦不严谨的领导方式。＇1921＇ 1983 年 3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
委和书记处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赵紫阳没有点胡耀邦的名，但严厉批评了他的活动，认为这干扰了有序的经济管理。胡
耀邦的友人认为赵在 1984 年 5 月写给邓的信里对胡的批评大大超出必要，尽管赵后来对此予以否认。＇1922＇
在 3 月 17 日的这次会议上，陈云还谈到了十个问题：
（ 1）1980 年提出调整经济是对的，没有调整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
（ 2）2000 年之前的这个时期要分成两个十年，头十年是打基础，后十年振兴。如果前十年不谨慎，后十年就困
难了；
（ 3）可以利用银行贷款或出售黄金暂时弥补预算赤字，但不能年年出现赤字；
（ 4）必须严肃看待各部委，尤其是综合部门，有关经济形势的意见；
（ 5）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 156 个项目走了弯路是不对的；
（ 6）与李先念协商后在 1973 年至 1974 年购入的黄金储备是必需的，不算多（陈云当年年初作出的购买黄金的
决定被视为一项极为明智的决定，因为此后十年黄金价格暴涨）；
（ 7）国家计委要从各部委和地方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
（ 8）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对财经工作都要管，但重点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 9）对乱上项目、乱用基建投资的现象，必须制止；
（10）中央书记处（当时由胡耀邦领导）对经济问题要研究，但方法要改进，特别要了解综合部门的情况。
仍然支持胡耀邦的邓小平显然对陈云批评胡耀邦感到不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就说，今后由赵紫阳领导的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全面负责经济工作，其他人不要插手。＇1923＇
虽然陈云的十点意见都是针对保持对经济的控制提出的，但最后几点也是对胡耀邦的强烈批评，而且是在间接批
评邓小平推动经济过快发展的政策。邓力群未经授权，当天就把陈云的讲话内容透露给了新闻单位。邓小平把邓力群叫
去，批评他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然而危害已经造成：胡耀邦在党内的权威被削弱，有些干部开始怀疑胡在自己的位子
上还能呆多久。＇1924＇一些和胡耀邦一起工作并且同样赞成扩大言论自由的干部对邓力群十分气愤。
胡耀邦处境艰难。北京的「婆婆」太多，胡耀邦处在他们的压力下很难真正控制党组织。他有名义上的权力，也
有邓小平为他撑腰；他仍在主持会议，领导日常工作。但是他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北京以外。他去全国各地视察，鼓励当
地干部努力克服现代化的障碍。在胡当政的几年里，他总共走访了 1；703 个县，占全国全部县的 80％以上；走访了全
国 183 个地区中的 173 个。1987 年 1 月被革职之前，他还打算视察余下的 10 个地区。＇1925＇
在这段时间里，要避免使陈云和邓小平的严重分歧被他们手下的要员觉察到是不可能的，两人不和的谣言也传到
了香港的媒体。对于自己的得力干将遭到痛批、开展工作的权威被削弱，邓小平不可能感到愉快。＇1926＇陈云当初是支持
任命胡耀邦当总书记的，但当他看到胡耀邦更愿意回应邓和邓的政策而不是他本人的，心中自然不悦。但是这两位党的
领导人都知道，公开闹翻会招致外界的强烈攻击，这将毁掉党，因此两人都很节制，不把他们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
反对精神污染及其反响
1983 年初，敢言的自由派理论家再一次从哲学角度主张扩大思想自由的范围，令保守派担心共产党的权威受到
了那些不把对党的忠诚视为最高信仰的人的挑战。《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在 1983 年 1 月写道：「社会主义的人道
主义？？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话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
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1927＇ 不久后，在 3 月 7 日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的会议上，周扬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干部滥用
权力，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异化。胡乔木和邓力群试图阻止发表周扬的讲话，但它还是刊登在 3 月 16 日的《人民日
报》上，引起了巨大反响。＇1928＇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视为普遍原则的观点，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对党的最高权威
的根本挑战。在西方观念中，超验的神可以批判世俗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
邓小平没有匆忙终止一切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但他在 1983 年 9 月份决定对宽松的气氛加以限制。他让
胡乔木准备一篇讲话，对他称为「精神污染」的观点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1929＇邓小平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各种问
题，但是他宣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异化」是指工人因为其劳动受到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产生的一种感受，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这种问题。邓小平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攻击中共权威的人。＇1930＇
邓力群批评胡耀邦把爱国主义放在共产党之上，但邓小平本人并未区分两者的先后。假如让邓小平表达自己的看
法，他也许会说，在数百年的时间跨度内爱国主义会绵延不绝，但至少近几十年内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共产党，对党的完
全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邓小平说，有些在文革中受过罪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暗中搞秋后算账的活动，有些人充满狂妄的野
心，对这些人必须撤职和开除出党。基本问题是什么？「党的纪律松弛，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
思想工作者要帮助教育人们「正确看待过去，理解当前，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信念」。＇1931＇北京的干部知道，
就像陈云在 3 月份的讲话一样，邓小平的讲话也包含着对胡耀邦含蓄的批评，因为胡耀邦一直主张为知识分子扩大自由
的范围。
1983 年 10 月 12 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把批评扩大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邓
小平很不愿意搞政治运动，这会打乱正常工作，让所有可能受到批评的人产生对立情绪，可是他又找不到政治运动以外
的办法去遏阻「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