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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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来，经过政治局讨论后的修改稿，明显增强了反对冒进的分量。　　　　
　　　　经过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后，6月15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作了报告。16日各家报纸全文登出报告（未经代表讨论即公开发表，受到不少代表的批评——作者注）。批准这个报告的大会决议指出：“在执行1956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产。”这是一个“总的方针”。　　　　
　　　　在人代会上，我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国家经委主任名义发了言，讲了关于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是赞成反冒进的。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时，我说主要是我们在计划工作中反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又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今后编制计划时，必须对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长程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要经过反复的平衡计算，以确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1956年的国家预算》，认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社论在指出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后说：“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警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篇社论可能由于题目不鲜明，未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于6月10日左右脱稿，先后经过定一、少奇、乔木三同志修改。定一同志删掉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在“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五个字。少奇同志作了4处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语气，以揭示冒进的危害性。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主席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乔木同志在修改加工时，补充了几个急躁冒进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社论指出：“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于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　　　　
　　　　乔木同志加写的双轮双铧犁的例子，定一同志修改突出的扫盲例子，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两件事，因为都直接涉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后的新情况，推广新式农具，纲要规定：“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在急于求成气氛下，1956年原设想生产500万部，后来计划安排生产350万部，推销270万部，但仍满足不了各地需要，以致中央在4月19日不得不致电各省自治区党委，说明因钢材紧张，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要求各地降低生产和销售指标。结果，却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种犁根本不能用于南方水田，以致到10月底，虽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还退回十五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1958年2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及此事时，毛主席也说过：“双轮双铧犁在北方还可以，在南方是名声很臭。这个东西对不对？现在看起来不对。”纲要规定，从1956年起，5年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以识汉字1500个以上为标准）。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膨胀空气下，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到某些省里变成了4年和5年，到某些县里又变成了3年和2年，到某些农村就变得更短。现在看来，不仅将5年到7年任意缩短是冒进，纲要关于5年到7年的规定本身也是冒进的。在我们这样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指日消灭文盲，谈何容易！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1956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1956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能不能把这个增长速度笼统地称为冒进呢？不能。因为这一年增长速度所以这样高，有以下两方面的客观原因：　　　　
　　　　第一，上两年农业丰歉的影响。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和华北平原遭受洪灾，全国农业歉收，许多农产品减产，其中棉花比上年减产9％，即减少220万担。我国那时工业极为薄弱，轻工业原料90％左右来自农业。农业丰歉对第二年轻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有重大影响。由于1954年农业歉收，致使1955年地方工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其中棉纱生产能力只利用75％，棉布、食油生产能力只利用62％，面粉56％。最为严重的是卷烟工业，只利用24％。轻工业减产，加上粮食供应紧张，这又影响重工业生产，影响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安排。因此，1955年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5。6％，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幅度也低，使这一年成为“一五”期间工业发展速度最低的一年。这就为1956年的工业和基本建设高增长提供了一个“低基数”。这是一重影响。另一重影响就是1955年农业丰收，其中棉花产量从1954年的2130万担猛增到3038万担，一年增产棉花908万担。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作物增产，就比较充分地把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的设备开动起来，推动了整个工业也推动了基本建设投资的高增长。　　　　
　　　　第二，“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在第四年、第五年即1956、1957年到货，这也促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　　　　
　　　　即使除去上述两项正常因素，年初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工业生产计划的增长速度也还是偏高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但是，正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后来总结，认为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主要是三条：基本建设投资虽几经压缩，还是多用了20来亿元；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多用了10来亿元；由于支持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贷多发了几亿元。我在第19篇中讲到，从1953年以来，我国预算执行情况，年年都有结余。可是，1956年不仅没有结余，反而出现赤字10多亿元。1957年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座谈1956年的经济工作。陈云、富春、先念同志和我，我们四人的发言，都一致认为1956年“冒了”。陈云同志提出要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会后加以充实，1月17日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讲了，这就是他后来收入文选的那篇著名文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富春同志的发言认为，1956年计划冒了，执行中也冒了。他还使用了“冲昏头脑”的话。先念同志的发言，从财政预算角度上讲，认为1956年“冒了”30—35亿，其中库存减少25亿，银行透支10亿。我的发言，则列举了1956年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基建投资过多，挤了市场；消费资料增长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工资福利的增加，超出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等等。凑起来共10个问题，也可以说是1956年冒进在经济工作中的10种表现吧！我们四人的发言，毛主席作了详细的笔记，即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题为《谈经济问题时主席的笔记》。毛主席在我的发言部分标了一个题目：“薄一波十条”。


第五部分第143节　“反右”及“大跃进”（5）

　　　　6月人代大会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之后，周总理立即把自己的精力转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是为八大准备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1956年反冒进抓的第二个题目。　　　　
　　　　如前所述，1955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重要会议。各部在会上不仅提出了1956年计划指标和15年（1953—1967）远景计划设想，而且也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国家计委加以汇总后，于10月5日，连同15年长期计划设想一道，报送到中央、国务院。但是，也如前所述，在11月间，毛主席提出《农业十七条》和随后部署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各部不约而同地把在北戴河提出的“二五”计划方案否定了，重新提出了“二五”方案或把“三五”计划改为“二五”计划。例如：粮、棉、钢产量指标，有关部门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46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4300万担，钢产量1100万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粮食指标增加到6400亿斤，棉花指标增加到7000万担，钢产量增加到1200万吨。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将各部修改后的“二五”计划方案汇总报告中央。34个部委汇报时，各部和计委是按照修改后的方案向毛主席汇报的。　　　　
　　　　毛主席对各部修改后的方案是满意的。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他主张1962年“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三五”期间再翻一番，搞到3000万吨。因此，计委后来又计算过以1962年生产钢1500万吨为目标的“二五”计划方案。由于方案向毛主席作过汇报，等于得到毛主席首肯，要落实修订就更困难了。　　　　
　　　　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回顾编制“二五”计划建议中的困境时说：由于钢、粮等指标过高，“各部、各省市就要跟上去，煤、电、油是这样，机械工业是这样，这样就根本没有法子平衡”。八大开幕在即，尽管6月的人代会已批准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有关部门却迟迟拿不出一个符合这个方针的“二五”计划草案来，周总理很着急。　　　　
　　　　7月3日到5日，周总理连续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报送的两个“二五”计划草案。周总理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也是“不可靠的”，“危险的”。就1962年产粮6400亿斤、产棉7000万担的两个指标，周总理说：合作化后，虽然农业增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水、旱灾害总要起作用”。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要受影响”。周总理、陈云同志和我主张把钢产量也降下来，我们都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惟一尺度。钢少搞些，别的就都可以少些。经过3天的讨论，周总理强调：“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会后，计委又一次调整“二五”计划方案。在7月17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周总理再次指出：计划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能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在这前后，他还同计委工作人员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下，计委于7月下旬编出一个新方案。　　　　
　　　　8月3日到16日，周总理、陈云同志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编出的方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回京后又邀集计委具体主持计划修订工作的同志推敲了一遍，才提交给中央。　　　　
　　　　正在这时，苏联的意见来了。8月17日，苏联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约见我在莫斯科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转达苏联政府对我“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积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从“一五”的22％跳到“二五”的26％，对这个飞跃感到惊奇；“二五”投资比“一五”增长两倍，太大了；苏联因金属材料供应很紧张，而且还有工人罢工问题，对中国要求供应设备的生产很难保证；所提具体项目尚在研究，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困难。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我党中央复信，认为我“二五”计划草案拟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紧张的，而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很谨慎地确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