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历史的刀-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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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想当皇帝，可不想当秦始皇那样的皇帝。秦始皇不仅苛刻自己，也推己及人地苛刻大臣与广大民众。刘邦所看重的是皇帝的挥霍享受、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那么刘邦想当的皇帝，只是那具有流氓性质的一面。其实，中国古代皇帝大都是一些足可以称为高级流氓的流氓头子与流氓大师。当然，始作俑者非刘邦莫属。有时候，流氓的因素常与皇帝的成分构成一种正比关系。
刘邦俨乎其然地坐上了皇位，顿时显出一副尊贵、尊严的凛然之态。他自然是得意非凡，就跟孙悟空一旦得意就会忘形地露出猴子尾巴一样，刘邦也是稍不留神就会露出他那骨子里的流氓本性。一次，与他一同打江山的同乡、官拜御史大夫的周昌奉诏面谒刘邦，适逢刘邦搂着心爱的妃子戚姬逗乐。周昌前来晋见，刘邦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依然故我地与戚姬调笑。周昌气得不行，掉头就走。刘邦见状，马上推开戚姬，追上前去，抓住他的脑袋往下摁，右腿一跨骑在他的背上大声说道：“你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啊，到底觉得我这个皇帝当得怎样？”周昌使劲地往上抬了抬脖子愤愤地回道：“跟夏桀、商纣王差不多。”刘邦一听，也不跟他计较，只是哈哈大笑而已。
刘邦当上皇帝后，最喜欢做、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寻找一切机会炫耀自己，以满足内心的虚荣。
他派专人寻找那个曾经预言吕雉“天下贵人”的神秘老人，折腾了好久，终是没有找到。刘邦寻找的潜在动机，无非是想在感恩的形式下有意地炫耀一番。
刘邦当上皇帝后，首开封赏父亲刘太公为太上皇的先例。未央宫落成时，刘邦大朝诸侯群臣，他捧着一杯酒为父亲太上皇祝寿，不无炫耀地说道：“当年，你不是常常骂我不务正业不置产业没有出息的吗？你总是说我不如二哥，还一个劲地强求我向他学习，要我专心种田。我要真按你说的做了，今天能当上皇帝，你能当上太上皇吗？老头子，你倒是说说看，我今天创建的事业、添置的产业跟二哥相比，到底哪个要强一些、多一些呀？”殿上群臣闻言，皆高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当了皇帝，更想回故乡去炫耀一番。他要让过去的那些老人、同伴看看今日的汉高祖是副什么模样。后来终于寻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召来故人父老乡亲饮酒，并挑选了一百二十个男儿教习歌舞。数杯醇酒下肚，饮至酣畅淋漓之处，刘邦不禁感慨万端，当即击筑自作歌词放声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那首传之后世的《大风歌》。一百二十名男儿齐声唱和，刘邦边唱边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就是这位汉高祖刘邦，由此而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观念上升到了延续不息的民族传统的范畴之列。
刘邦刚开始当皇帝，一切都显得十分随意而随便。上朝时，大臣们要么是过去的同乡，要么是生死与共的患难战友，虽然各有其职，并有严格的君臣等级，但大多出身草莽，加之平时在一次嘻嘻哈哈惯了，也不讲什么礼仪，遇事常常吵嚷不休，在殿上饮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了就起哄胡闹，根本没有个正儿八经的样子。时间一长，刘邦就觉得大伙儿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总得想弄个法子约束一下才行。秦博士叔孙通摸准了他的心事，就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大家这样胡闹，哪有半点皇家体统！我想得采取古礼和秦仪，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才行。只要皇上发个话，我现在就马上召集鲁国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们一起来商订施行。”刘邦听了，自然回道：“你不妨试一下吧，但不要把那些礼仪弄得太琐碎了，太繁琐我可受不了那些约束，最好是简单易行。”
叔孙通领命，马上召集一百多人开始认真地研究制定起来。方案形成后，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演习，等弄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去观礼拍板。刘邦看了一遍，觉得不错，下令群臣仿习。公元前200年10月，长乐宫建成，群臣贺拜，礼仪正式施行。文武官员在谒者的引导下，严格按照等级高低一次次地走进殿门；宫中一声高亢的“趋”字响过，殿下数百郎中顿时夹侍阶陛两旁，文武官员分别站立两边，文官西向而立，武官东向而立；直到这时，皇帝刘邦才坐了乘辇出房，百官传呼警卫；所有官员站在原地，依照官职大小，一一诚惶诚恐地向皇帝朝拜奉贺。行礼后，就开始喝酒，百官全部低头而饮，没有一人胆敢大声喧哗。九次斟酒毕，谒者高唱一声“罢酒”，众官一一依次静静退出。
朝拜完毕，刘邦喜不自禁地说道：“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了当皇帝是多么的尊贵啊！”刘邦一高兴，就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从此以后，这一朝拜礼仪形成制度，刘邦也就天天享受皇帝的尊贵。
流氓皇帝的烙印 五
刘邦在马背上以法家的权、术、势为要旨夺取天下；他知道不能以打天下的那一套路子来治理国家，很快就从自己不读书鄙视儒生的立场转而重用儒生，他不仅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还要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失掉天下的教训及治国之道，开始重视《诗》、《书》，信奉儒家学说。
而这，也只有刘邦的权变通达、顺应时事才能做到。
刘邦的最后胜利，其直接获利者就是与他一同打天下的一帮由农民、无赖所组成的武人阶层，那些追随他的一批乡下佬摇身一变就成了俨乎其然的三公九卿。从积极的方面说，刘邦从一个布衣而为大圣皇帝，彻底结束了上古几千年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创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打破了人们的种族血统观念；从消极的角度而言，一批大老粗的武人当权，对民族的整体来说无异是一次大的倒退。长期连绵、残酷血腥的战争使得一批批精英人士首当其冲地成为斫杀、消灭的对象，那些能够逃过战争的幸存者，往往都是从身体到智慧的弱者，一次战争就是一次人种的倒退；而战争对的无情毁灭又是一次文明的倒退。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每每经历一场浩大的战争，就得吞食一次民族整体素质大倒退的恶果。“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由此看来，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民休养生息很有必要。
刘邦在没当皇帝时倒不怎么想当，但一当了皇帝就上瘾了，生怕自己屁股坐不稳哪天被人给赶下台来。于是，他开始疑神疑鬼，总想着天下不少乱臣贼子想来颠覆他的宝座。他开始寻找失去项羽后的新的敌人，仍将以过去的坚韧将他们消灭。寻来找去，他发现最大的威胁全都来自那些具有独立势力的王侯。他们不仅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以在上面为所欲为地发号施令，还想将地位和封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只要稍不如意，他们还极有可能起兵谋反。项羽不就是因此而导致灭亡的命运了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刘邦可不敢掉以轻心。“狡兔死，走狗烹。”于是，刘邦便寻找各种理由与借口，采用各种权谋与阴柔的手段，对昔日的有功之臣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一一剪除。
消灭异姓王侯，于刘邦来说，内心的感情肯定相当复杂。本没有多大才能的他，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功之臣的鼎力相助才有今日的荣耀。可是，在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受的传统基因的驱使下，刘邦不得不向过去的功臣与恩人们举起了屠刀。为了坐稳那曾经并不想坐的皇帝宝座，他的心在颤抖，他不得不一个劲地为自己的无赖与忘恩寻找理由并极力开脱，很有可能，当那一颗颗头颅落地的刹那间，他一边抹泪一边念叨道：“为了成全我，我再一次谢谢你们了，我那可亲可爱的战友……”
内部的隐患一旦消除，刘邦的视点又转向外部了。现在的他，可不同于从前了，过去只想着自己一人怎样过得快活自在一些，现在可要想着刘姓家族、想着全国人民过得快活自在一些了。可北边的匈奴总是不让咱们汉人过得痛快自在，总是身跨战马来去如风地偷袭、侵扰、抢掠。
匈奴为中原之患，由来已久。《尚书》称为“蛮夷猾夏”，《诗经》说成“戎狄是膺”，《春秋》则载“有道守在四夷”。秦始皇曾倾力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对付匈奴，并修万里长城以求将其拒之“门”外。秦朝之覆灭，在某种程度上与匈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没有匈奴的侵扰，就不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就不必大量征召民众服役戍边，也就不会有陈胜、吴广首先发难而成浩荡之势的农民起义；如果三十万大军没有进入遥远的北疆防守、征讨匈奴，而是及时地用于平叛，消灭各路义军肯定易如反掌。中国长期的边境之患，其实与皇家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必然关联。
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一统，刘邦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地盘，并建立起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刘邦抓住韩王信投降匈奴的机会，于公元前200年冬天，亲率一支三十万人马的大军发动了一场讨伐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军交锋，冒顿单于佯败而逃。刘邦紧追不舍，恨不得一口气立即吞掉匈奴，以发泄长期积淤着的屈辱与愤怒。结果贸然轻进，中了单于奸诈之计，致使骑兵与步兵分为两处，无法照应。刘邦只有驻扎平城白登山，等待步兵前来救援。步兵未能等到，冒顿突率三十多万精兵回师反戈，将刘邦紧紧包围，困于白登。刘邦组织兵力多次突围不成，穷途末路之际，只得使出惯用的“流氓”绝招，采取阴柔手法，暗中派人贿赂冒顿的王后阏氏。阏氏收了汉朝暗中送去的厚礼，就对冒顿说匈奴就是占领了汉地，也无法长期统治，最好的方式就是骚扰抢劫；与其损兵折将地进攻，不如放弃围困算了；这样做，也算是让汉人知晓匈奴的利害，让他们长长见识。冒顿对阏氏爱得不行，自然言听计从，就对汉军网开一面。刘邦被围困了七天七夜之久，这才率兵突围而出。
回到都城长安，刘邦认识自己能力有限，一时无法用军事方式解决匈奴问题。然后，他们又总是出其不意地前来侵扰，弄得你防不胜防，总得想点什么遏制的办法才是。有什么好法子呢？刘邦脑子三转两转，他那骨子里的流氓习性不觉使他想出了个“流氓”主意——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结成亲家。
公元前198年，刘邦派遣刘敬出使匈奴与冒顿议和，双方终于达成了和亲协议。
刘邦的和亲协议，其实是中华外交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和亲协定包括四项条款，其主要内容就是汉朝派送一名公主前往匈奴与单于结婚，每年多次向匈奴送去丝绸、稻米及其他食物的大量礼品。
协议的约束主要是针对中国方面的，又是送女人，又是送礼品，可匈奴却没有实质性的回报。后来也有汉臣提出匈奴应将太子送往中国作为人质的要求，可匈奴连理都不予理睬。
刘邦的原意，一是想通过“和亲”协定，改变匈奴单于的血统，下一代的匈奴单于继承者，不就是汉人的外甥吗？既有汉人的血液，必在骨子里亲近中国；二是改善与匈奴的关系，使其不再南下侵扰中华。
然而，这都是刘邦的一厢情愿。匈奴从协议中得到了大量好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收敛了过去的抢掠行径；协议签订以后，冒顿更加小瞧中国了，他继续奉行扩张、蚕食中国领土的原则，对汉朝的态度越来越傲慢，对中国货物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公元前192年，冒顿简直狂傲到了极点，他派使节送信给汉朝，提出了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
双方的交往，只有建立在实力与武力的基础之上才有平等可言。对待邪恶，往往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遏制与消灭的目的。
刘邦想出的“和亲”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忍让、迁就、惧怕与退缩之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可后任者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施行。刘邦遗留下来的这一民族性问题着实让他的后代伤透了脑筋。
尽管无法假设，我还是时常展开浪漫的翅膀想象不已：如果是项羽当上了皇帝，他的对外政策会是怎样？以他那能征惯战的勇武，肯定不会出现平城之围的屈辱与惨败，极有可能会长驱直入，将匈奴或斩尽杀绝，或赶到遥远的大漠深处；即使一时势弱，以他的贵族血性，断然不会想出“和亲”之类的策略。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也当是另一种全新的样式，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