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潮-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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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浓度很高，而且一些经过的司机和好几个邻居都看到她在路上摇摇晃晃。其中一人说他试着劝她回家去，但遭她恶言相向，只好放弃。她的伤势——特别是头骨破裂和左手臂骨折——与遭重型车辆擦撞的情况相符：可能是一辆卡车，驶过时把她撞到两辆停着的汽车之间，再撞上路灯柱。由于当天晚上雨很大，灯柱上找不到任何血迹、毛发或人体组织，这并不令人意外。
没有司机出来承认，这一点也没有引起非议。那时候很暗，大雨倾盆，停放的车辆阻碍了视线，而且街道照明不足。验尸官语带批评地提到，地区委员会的官员让贫穷地区照明不足的街道变成交通繁忙的危险道路。他支持警方的看法，即巴茨小姐蹒跚地走下人行道时，正好碰到驶过的卡车，司机可能根本不知道撞了人。意外发生的时间无法确定，不过巴茨小姐的伤势很严重，不太可能存活超过15到30分钟。
验尸官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案件，突显出现代社会对弱者的照护应该带有强制性。有很明显的证据——她死后翌日警方进入她家时，那房子的脏乱程度；她的酗酒习惯——都显示她无法妥善照顾自己。他认为如果社工和卫生访员能强迫巴茨小姐接受帮助，那么她今日就会还活着。发现尸体的证人指称巴茨小姐的邻居以种族歧视的态度联合起来排挤她，但这一点没有证据，因而验尸官相信这位邻居的行动只是出自对她福祉的关切。尽管同一名证人情绪化地坚持有人故意将巴茨小姐推向驶来的车辆，但验尸官的结论很明确：这是意外死亡。结案……
这件事过后不久我就病了，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我告诉来看我的代理医生说我得了流感，但他诊断的结果是抑郁，开了镇静剂给我，我拒绝服用。我开始害怕电话，路上传来的任何声响都会让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我丈夫萨姆一开始很体谅，但很快就意兴阑珊，因为我开始睡在客房里，并嚷嚷地说楼下的厕所里有老鼠。不久之后，我患了轻微的广场恐惧症，要去上班是愈来愈困难。我是当地一所综合中学的老师，当我说置身在挤满学生的走廊上让我感到窒息时，我那些工作负荷过重的同事比萨姆还缺乏同情心。几个星期后，我干脆辞职了。
这整件事——从安妮的死到我丢掉工作——让我和萨姆之间有了嫌隙，头几周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对我，然后开始和我母亲电话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他很谨慎地关上门，但在我偶尔还耐烦去听的时候，仍然可以透过薄得跟纸一样的墙壁听见他大部分的对话。最常重复的话是“简直无法相处……”“精神崩溃……”“关于老鼠的妄想……”“愚蠢的发神经，为了一个他妈的黑女人……”“离婚……”
2月，我父母从他们居住的汉普郡开车来。萨姆三周前就搬出去了，到朋友家去睡沙发，我们的婚姻等于已宣告结束。我父亲很明智地拒绝介入，但我母亲抗拒不了替萨姆说话。她那一代的女人相信婚姻是女人幸福的关键，她很清楚地告诉我如果我决心不要萨姆，休想向她和我父亲求援。她挑明，朋友都不再理我，因为我的举动很古怪……我正很快地走向厌食之路……我没有工作……更糟的是，我坚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完全没有寻找新工作的指望。我打算要做什么？我打算要去哪里？
她对萨姆的话照单全收，这点我只表达了轻微的不悦，并建议她这辈子至少可以质疑一回男人的诚实度。这就像是对着斗牛挥舞红布一样。我们不可能谈性——或者说性的缺乏，萨姆真正对我不满的是这一点——因为这在我们之间是个禁忌话题，于是她转而教训我自暴自弃、没有为我勤奋工作的丈夫做顿像样的饭菜、没有认真打扫家里，当然不可避免地还提到我荒谬地执迷于一个黑人的死。
“如果她是我们其中的一分子，那或许还有点道理，”最后她刻薄地说；“但她根本不是英国人……不过是又一个靠社会福利过活的无耻移民，带着外来的疾病到处散播。我们干嘛让他们进来，我实在想不通，而你竟让她危害到你的婚姻——”她突兀地中断。“难道你看不出来你的行为有多可笑吗？”
我是看不出来，但我并不准备跟她争辩。正如所料，我的沉默让她相信她吵赢了，事实上她只是成功地向我证明了，除了自己的意见之外我谁的意见都不在乎。怪的是，她完全缺乏体谅的态度并不令我难受，反而解放了我，因为这让我领悟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经过冷冰冰的盘算后，我同意跟丈夫重修旧好，就算只是为了让我自己有地方住。
蛇之形1（3）
三个月后，萨姆和我搬到了国外。
验尸官办公室安·巴茨小姐之医疗报告，致验尸官布莱恩·胡珀先生，于1978年12月12日由开业医生暨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希拉·阿诺德医生（原为萨里郡里士满的克伦威尔街诊所之合伙人），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豪渥司诊所提出。
（阿诺德医生于1978年9月10日去美国进行为期12个月的带薪休假，巴茨小姐死亡时她不在国内。尽管已安排巴茨小姐在阿诺德医生休假期间由另一位合伙人看诊，但在该合伙人尚未与巴茨小姐会面并评估病情之前，巴茨小姐便已死亡。因此同意由阿诺德医生自美国呈交以下报告。关于巴茨小姐的完整医疗记录，已由克伦威尔街诊所提供给验尸官。）从1969年6月到我1978年9月10日去美国为止，安·巴茨一直是我的病人。她患有Tourette综合症，这种脑神经疾病的主要特征是频繁的肌肉痉挛及不受意志控制的言语。该病遗传自其母，她母亲表现出这种病的复合症状，有秽语症，即会不由自主地口出秽言。巴茨照顾母亲多年，直到其母于1968年死亡，因而对Tourette综合症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学会成功地控制住自己的病况。巴茨最明显的症状有：（1）脸部及双肩的运动痉挛；（2）无法克制的自言自语；（3）偏执的举止，尤其是有关住家和个人安全方面。
1969年12月，我将她转诊给米德塞斯医院的蓝德瑞司·帕泰尔医生，帕泰尔医师对巴茨特别感兴趣，很理解她坚持反对服用对心理有影响的药物的观点：巴茨认为那些药物没有使她母亲的病况好转，反而恶化。医界当前仍无法治愈Tourette综合症，但此病的病情通常会随年龄增长而改善，巴茨也不例外。据我了解，她十几岁时痉挛的情况要明显得多（她出生于1936年3月12日），因此饱受同龄人的取笑和残忍对待，很早便中辍正式教育，也缺乏社交技能。近年来巴茨的症状已比较和缓，不过因为饮酒过量，不时又会加剧。她智力中等，可以独立过活，但对住家及个人安全的偏执使她远离人群。我坚持每隔六到八个星期就去探视她一次，最后一次是1978年9月8日，当时她的身心健康都很良好。
希拉·阿诺德医生2 0年后Twenty Years Later拉内莱夫妇回英国前与家人的书信往来时间为1999年克 兰 屋德文郡托凯镇白草路1999年5月27日，星期四亲爱的：我不懂，为什么别人质疑你的决定时你总是那么生气。在电话中像个泼妇一样尖叫，实在太不淑女了，尤其是你人还远在三千英里外。爸爸和我当然很高兴你要回家来，但你不能指望我们对你要在多尔切斯特租间农舍的傻主意感到兴奋。从我们这边到那里的车程超过两小时，你爸爸不可能当天开车来回。这点真让人伤心。这20年来我们只见过孙子两次——两次都是非常昂贵的假期——我们总希望你们回国定居时会带他们住在我们附近。
我还是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帮你们在德文郡找个地方。这里有个很好的房地产中介，手上有一批价钱合理的房子可租。你有没有多花点心思去调查一下那间农舍？你形容得很模糊，而且老实说，穷乡僻壤的一间房子一个月要650镑听来实在很贵。我想你该知道到处都有骗子，要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登个广告来吸引外国人租间避暑别墅，是轻而易举的事。
你知道我最讨厌说东说西的了，但我的确纳闷你这次决定搬家有没有跟萨姆和男孩们商量过。你总是这样，我怕你这次又是擅自决定，一意孤行。你说你们打算只租那间农舍三四个月，但请你一定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多塞特郡比德文郡好。说你想重游你们度蜜月的地方，这实在太荒谬了。我不认为以你的理智会只以重温1976年的假期回忆作为选择居处的理由。
很高兴听到萨姆正在逐渐康复，虽然我们觉得路克和汤姆没大没小地提到他的“半吊子心脏”这种说法有些失当，尤其萨姆显然也在听电话。我很难相信他们已经一个18岁、一个19岁了。老实说在我看来他们这个年龄的男孩应该能表现得更成熟一点，恐怕你把他们宠坏了。
关于房地产中介的事，我等你回音。
爱你的妈妈附注：亲爱的M，我个人认为“半吊子心脏”说得太妙了，很高兴听到萨姆在电话那头大笑。你跟他和你们儿子之间的关系真是美好，这几个月来他们是我的一大慰藉。我很期待分享拉内莱家男孩们的笑话，就算要开两个小时的车也行！告诉路克，我已下定决心至少要试一次冲浪板，就算我真的摔个“屁股朝天”也没关系。我虽然是个老头，但是可还没进棺材呢。
爸开普敦6月5日母亲大人：这封信写得很赶。抱歉我在电话上尖叫，但线路状况实在很差。附上农舍的细节影印本。我参考数名推荐人，根据可靠的消息，650镑是合理的价钱。显而易见，要不是那是一座“个性化”的房子，租金会高得多，此种说法似乎是房地产经纪人用来表示“有点破烂”的代称。不过，萨姆和男孩们跟我一样期待去那里邋遢度日。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应该会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抵达，7月底前可以邀你和爸爸来玩。安顿好之后，我会马上打电话约个周末。我们都很好，问候你们俩。
蛇之形1（4）
多尔切斯特：18世纪石造农舍出租，长短期均可。个性化的房子，位于景色优美的乡间，离市中心二英里。五间卧房、三间客室、两间浴室，厨房大并铺有方形地砖。花园一英亩，邻接放牧草地。家具全，煤油炉冷热水，附车库。租金每月650镑。电话：01305 231494
蛇之形2（1）
一打开门我就认出了阿诺德医生，她没有认出我而回以微笑。我并不意外。我们两个都老了20岁，而且我在国外待了20年，样子比她变得更多。她一头银发，比以前瘦，大约57或58岁，敏锐的灰色眼睛仍然一如往昔，从容的神态反映出无懈可击的能力。我只见过她一次，当时觉得她令人畏惧，但今天当我告诉她我丈夫抱怨胸口痛时，她像姊妹般地在我手臂上拍了拍。
“他说是肌肉拉伤，”我边说边带路走上我们租来的农舍楼梯；“但他六个月前心脏病发过一次，我担心他又发作了。”
结果萨姆说得没错——是因为前一天在花园里挖土，工作太久导致肌肉拉伤——我用抱歉的微笑隐藏住我“早知如此”毫不意外的感受。阿诺德医生责备萨姆不该嘲笑我的担心。“你不能冒险，”她告诉他，一面收起听诊器；“尤其是你已经有过一次惊险记录了。”
萨姆对脸孔的记忆力几乎跟他对名字的记忆力一样差，他一边扣上衬衫纽扣，一边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根本是没事找事，大惊小怪。”他抱怨。“我说我要到诊所看病，可是她不肯让我去……非得要把我当成个没用的病人不可。”
“他已经骂了我整个早上了，”我告诉阿诺德医生；“这也是让我以为病情严重的原因之一。”
“真要命！”萨姆凶起来。“你到底是怎么搞的？我只不过说了句，我侧腰有点刺痛……想想我昨天挖掉了多少杂草，这可不令人意外。花园一塌糊涂，房子快垮了，你要我怎么样？整天坐着不管吗？”
阿诺德医生火上加油。“还有人关心你，愿意打这通电话，你就应该感激了。”她笑着说。“我有个病人，他太太任他痛苦地倒在厨房地板上挣扎，自己却喝掉了半瓶杜松子酒，庆祝即将成为寡妇。”
萨姆是那种很快就消气的人。“他有没有活下来？”他咧嘴一笑问道。
“差一点就没活成。他们的婚姻倒是没熬过去。”她盯着他的脸看，然后好奇地转向我。“我觉得好像认识你们两位，可是想不出为什么。”
“开门时我就认出你了，”我说；“这实在太巧了。你是我们在里士满的医生。我们在1976年到1979年初住在葛兰姆路。有次萨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