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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极乐诱惑-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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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年1月2日,湘军大军进围九江。 
  至此,简要表一表曾国藩的湘军,分析一下这支地方民兵类武装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战斗力。由于先前唐浩明先生首先为曾国藩“翻案”,有关这位“中兴之臣”以及湘军的著作,坊间极多,精芜相杂,水分不少。笔者试图客观、不偏不倚地简述一下曾国藩的湘军发迹因由和成功端倪。   
  “个人英雄主义”的绝佳表演(4)   
  太平天国起事之时,昔日纵横天下的“八旗”兵,早已是明日黄花。甭说时光荏苒了二百多年,早在吴三桂等人“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战斗力已经退化得厉害。除“八旗”外,清政府最倚重的还有一支“绿营”军,以步兵为主,基本上都是汉人,为满清立国后国家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到清朝后期,“绿营”这支生力军也已经腐败变质,平乱不足,扰民有余。兵士将官们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械斗争气,“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十足的无赖兵痞。而且,世界潮流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绿营军的装备还是刀矛弓箭等冷兵器,最多有一些鸟铳、抬枪、“火箭”等东西,那些只能叫“火器”,不能称为“热兵器”。清朝依袭这种募兵制度,征兵愈多,“贼势愈炽”。 
  汲取嘉庆年间平灭“白莲教”的经验,咸丰二年开始,清廷正式下诏在各省组织“团练”,并以大臣专责主持。开始时,“团练”这种民兵式的半军事组织没什么效用,参加者多为失业农人或市井无赖,他们为钱受雇,唯利是图,临危不受命,打仗先讲价。这些人不仅奸懒馋滑刁,不少地方的“坏分子”们还以组织团练为名,各自结寨称雄,藐视地方长官,聚众仇杀械斗,更严重的甚至抗粮拒税,成为大“不和谐”因素。但是,有了曾国藩,就有了“湘军”,这些湖南的团练,气象全新。 
  自1852年曾国藩在家守制时,即受命于湖南组织团练。在地方和中央磨砺多年,曾国藩办事老到,经验丰富。湖南本省,其实是个会道门组织众多的地方,天地会不必讲,什么大乘会、捆柴会、串子会、红黑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名目奇异,千奇百怪,皆为邪教歪门,往往勾结成乱。自太平天国乱起,湖南各地如鼎沸一般,有数万数十万人应声而起,或乘间劫掠,或结众杀人,无法无天。在大乱之时,人心思定,各地乡绅和本分农民特别支持曾国藩训练“湘军”来保乡卫民。 
  曾国藩办团练,先从人员抓起。首先,他要求新招兵勇一定要那些老实巴交的忠勇之人,特别喜欢山间僻乡的老实农民子弟,认定近城市的青年最难选用,凡是“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皆不收用。至于各级中小军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曾国藩懂得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这就不似绿营和八旗那样是粗鲁的职业军人在军中为将为校。文官代替武夫为将的好处在于,这些人饱读诗书,无官气,有血性,忠君爱国,所以一直能保持勃勃朝气和锐进之心。 
  除步军外,曾国藩深知水上作战的重要性,在衡州一直加紧训练水师。所以,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曾国藩才能水陆并用,使太平军在湖南止步。此时的湘军,已经在湖南境内小试牛刀,先后平灭了浏阳征义堂、常宁何六吴、衡山刘积厚等小股造反,有兵一万七千余人。而后,越来越势大,至最后灭亡太平天国时,各地作战的湘军几近二十万人,而清政府原先的全国绿营兵数也就是六十万。在当时,能与湘军抗衡并论的军队,只有僧格林沁所领的数万旗兵与李鸿章的数万“淮军”。 
  湘军的特别,概括而言,无外乎以下几点:乡土性、私人性、理学性。 
  先说乡土性。湘军湘军,自然90%以上的将卒是湖南人。“总以一方一会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胡林翼语)所以,江忠源是新宁人,其部下自然全是新宁子弟;李元度平江人,手下皆平江人;曾国荃、罗泽南湘乡人,手下皆为湘乡乡党,甚至“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老乡观念,用到极致。因此,如果不是湖南人,在“湘军”中就很吃亏。勇将鲍超立功无数,由于他是四川人,一直受到排挤压抑;金国琛江西人,多才有智,在湘军中打滚近十年,顶多混个道台虚衔顶戴……而且,湘军将校之间盘根错节,同学、同乡、同年、同宗,或师生,或姻亲,上下固牢,枝攀藤缠。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在军,江忠源兄弟五人在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续宾三兄弟,王錱、王勋兄弟,都是真正的父子兄弟兵,整族亲属相率入伍,亲故众多。另外,“师承”也是一大特点: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为同学,老师是贺熙龄;江忠源、曾国藩的“座师”,乃湖广总督吴文镕;李续宾兄弟以及王鑫,又都是罗泽南的学生……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亲”关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乡里乡亲,血缘相通,自然是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相互忘死救护,而清朝正规军往往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个人英雄主义”的绝佳表演(5)   
  私人性,是湘军最大特点之一。湘军在清朝为最独特的组织系统,这也拜太平天国所赐。如无战乱,清政府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汉人武装出现。最高首长方面,自然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样的人,他们这几个大魁目下辖“统领”。“统领”皆是在清政府有官职的人,他们在政府的级别差异甚大,但在湘军地位一律相等,各领一军。每军置若干营,营下有哨,哨下有百长,百长下有什长。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择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逐加遴选,递相钤制。”(《毛鸿宾奏稿》)如此一来,下级只对自己上级负责,私人性极强。在私恩愚忠观念指引下,将士打仗很卖力,但恪守这样的“准则”:勇丁只听从自家统领。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他本人升任粮台长官)手下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兵士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即使是原有主将战死,兵士只认主将的亲戚来当主将,否则只能把原军遣散,重新再行募选。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清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俯首听命。如此“奇迹”,在湘军中被视为寻常之事。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魁首,调用老弟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率部归淮军李鸿章指挥,程学启也明白相拒:“无九帅(曾国荃)之命,我不敢改任。”最后,只能曾国荃发话,这才算数。好在咸丰帝知人善任,对湘军这种“私人性”加以尊重,才最终倚恃这支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第三,湘军能抱团苦拼的精神原因,在于它本身高层长官集团的“理学性”。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人,他们本人都是理学大儒,特别强调“伦理纲常”,常常在演兵场亲自演讲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诵《爱民歌》、《得胜歌》等歌谣,毛润之先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则脱胎于他的湖南老前辈曾国藩。而在王錱的“老湘军”营中,几乎就是“军校”,平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诵声琅琅,终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朝政府军。 
  当然,湘军在勇猛之外,凶残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曾国藩本人都有“曾屠夫”之号,其手下自不必说。攻城陷地之后,他们对被俘的太平军施以凌迟、剜眼酷刑不说,常常以“从逆”为名滥杀百姓,并乘机抢掠奸淫,作恶不少。对此,同样官僚出身的谭嗣同就曾指责湘军的掳掠滥杀。 
  无论如何,曾国藩在1854年正月所发的《讨粤匪檄》,确实可作为湘军的“宣言书”: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於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唯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个人英雄主义”的绝佳表演(6)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此慷慨激昂的檄文,也给日后老曾的仕途留下后遗症:卫道的意味太浓,勤王的忠贞不够,致使满清朝廷对他产生疑忌。 
  山重水复疑无路——石达开的转败为胜 
  西征太平军节节败退之时,石达开指挥的湖口战役和九江战役,大胜克捷,一下子扭转了整个战局。 
  取得湘潭和田家镇两次大胜,曾国藩大受鼓舞,萌发出一股“灭此朝食”的精神头,立刻率水陆湘军杀向九江。湘军为南路,北路方面,还有清朝湖广总督杨霖率一支军队,率先入屯广济。 
  屡战屡败之际,杨秀清派出石达开和罗大纲率援军前来接应。 
  经过一番分析,石达开深知湘军厉害,特别是湘军水师,乃当前大敌。敌人乘胜之下,和湘军正面硬拼肯定不行。于是,他派林启容死守九江,罗大纲带人守卫湖口西岸的梅字镇,他本人率军固守江水东岸的湖口县城。 
  石达开严肃军纪,命令士兵深壕高垒,切勿轻易出营与湘军争锋。同时,太平军白天扰敌之外,天天夜间也不闲着,在江面散置三五成群的小船,上面堆满柴草,实以硝药膏油,点燃后顺江而放。接着,士兵在岸边鼓噪惊呼,大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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