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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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6月，敌人在豆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龙堂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西辛庄建岗楼，驻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宋庄建岗楼，驻日军一班，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后堤建据点，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7月：敌人在大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窝北建据点，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中队，伪警一班；……
日军在冀中修筑的炮楼、碉堡据《深县志》所载“深县境内伪据点碉堡一览表”统计，在冀中腹心区的深县，有敌伪据点、碉堡102个，其中41个，是“五一”大“扫荡”后新建的。这么多新建据点、岗楼，加上原有据点，几乎遍布全县角角落落。以前，日本人只是在县城及大城镇待着，许多偏僻点的村庄的村民，抗了几年日，和日本人都没打过照面。现在可好，日本人就在村里住着，一天到晚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此一来，汉奸、坏人还了阳，觉得腰杆硬了，落后分子更加消极，甚至投向日伪。中间态度的群众，也都顾忌重重。原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说到一位抗属老人对他们说：“大侄女，侄子们，你们的家，都距这里不远，我给你们点钱，你们回家吧，在哪儿也不如守着自己的爹娘保险，平时抗日还行，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再抗就危险了，听大伯的话，以后，日本人走了，你们愿意抗再出来，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五一”大“扫荡”后的实际情况。不要说主力部队了，就是县大队、区小队等地方武装也不太好找。有的老人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的大城县“全县仅剩三十六七个县区干部坚持斗争，到处碉堡林立，公路如网，伪大乡、伪保甲和伪情报网在各村建立起来，鬼子以抓去的叛徒做眼线，驱使着以叛徒组成的宪兵工作队到各村抓干部、党员，杀人放火，横征暴敛，全县处于一片恐怖状态。”大城县是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当年任之光县县委书记的曹洪涛老人也说，县里在“扫荡”后只剩下几十个干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采访曹洪涛记录。
冀中作家徐光耀创作的小说《平原烈火》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鬼子、“皇协”到处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装的八路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的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勾”了。看吧，满眼尽是敌人的势力：白天，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在“倒退了二十年”这样的客观环境下，百姓们见不着我们的队伍，见不着我们的干部，只瞧见村口岗楼的太阳旗，只听见这个叛变那个投敌，也不由有些悲观感叹地说：“难道五年抗战就这样结束了吗？”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2）
■沙皇和列宁分家1942年秋天的一天，六地委地委书记张逢时来到44地区队驻地，并给大家带来一份“五一”大“扫荡”后第一次出版的《团结报》，大伙很久没看上报纸了，都争着抢着看。报上印着一行大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并登了一篇寓言故事，题目叫《沙皇和列宁分家》，内容是这样的：沙皇提出要和列宁分家，沙皇说：我给你一半庄园和土地怎么样，你要什么？列宁回答说：庄园我不要，土地我也不要，我就要老百姓，没有老百姓，我的革命就成不了功。冀中的老人们为什么对这么一则寓言故事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呢？或许是因为，这虽是一则故事，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五一”大“扫荡”过后冀中的实情：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老百姓了……
那么，大“扫荡”后，百姓们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老人们说，都说“五一”大“扫荡”苦，其实，“五一”大“扫荡”过后的1942年秋、冬至1943年青纱帐起来之前这段日子更苦。说起那个年月的苦事、惨事，真是说不完。
先说物质生活的贫穷。日本人占了冀中，死命地搜刮，恨不能一根树枝也榨出油来。什么都要，什么都抢。鬼子一进村，后头跟着什么“砸锅队”、“敛铁队”、“倒油队”，砸锅队负责把各家各户的锅都给砸了，敛铁队负责搜集能找到的所有铁器，连铲子、小刀都拿走，倒油队是专管搜倒各家的煤油灯瓶的。至于粮食、牲口、木料、柴草，更是不在话下，统统拉走。鬼子从任丘县梁沟这么个普通村庄，一次就拉走80大车东西。从安新县端村，抢来的东西装满载重两万斤的大船三艘。
抢不走的就糟踏。5月16日，深泽县日军“扫荡”贾村，等鬼子走后村民们回家一看，村子四周及村内到处是火堆，烧的是各家的柴草、衣服、门扇、柜盖……院子里乱堆着烧焦的猪头，一团团鸡毛，大便、粮食，每家的锅和缸，都有两个以上窟窿。收拾收拾，几乎没一件完整可用的东西。
鬼子抢来的羊糟蹋完了还要勒索。百姓养的牲口，不管是牛、驴、骡，一个季度要纳税大洋5元，一年就是20元。不纳税，就得不到一个写着“保险版”的小木片（挂在牲口头上），可以随意被日伪拉走。养只鸡一季要交税5角，养条狗也要交税。牲口都要交税，人就更不用说了，良民像要交5角，户口册子7角，伪“自卫团”袖章7角。除了牲口、人，土地也得交税，每季每亩27元，还有什么“地摊”，每季每亩40元，结果地越多税越多，再贱的价钱，也没人愿买地。
除了这些死税，还时常有“活税”，即日伪找种种借口敲诈百姓。如宁晋县伪军向一个村要500个一样的老头去出工，村里派了500人去，但却遭了一顿打。后来才想明白他要的不是真的老头，而是印有“老头像”的十元一张伪钞500张。保定东郊的伪军跑到白庙庄，张口就让每家做100个人的饭，做少了，做慢了，马上拉出去枪毙。小家小户谁一下子能做出100个人的饭来，还不也是借故诈财。
日本人抢、汉奸们诈，真是弄得百姓们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任丘县长村，百八十户人家，在“五一”大“扫荡”后，有粮能支持到过秋的有二三十家，能支持到过年的仅有三五家，其余的已断了粮，靠挖地梨吃维生。富户的生活水平都降到贫农的生活水平了。冀中的百姓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在美丽富饶的冀中大平原上，出现了讨饭、饿死、年青妇女断经、抛弃孩子等种种以往大灾年都没有过的事情。在束鹿县的旧城等地，甚至出现了买卖人口的人市。
如果仅仅是贫穷还好说，更要命的是在日伪统治下，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日本人惨无人道的奸淫妇女，变着花样的残杀百姓。
说起日本人奸淫妇女，一位老人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1942年冬天，我正在任丘一带坚持斗争。一天，日本人突然包围了一个村子，把村里没跑了的姑娘、媳妇全集中到一起，当着众人的面，扒光衣服，大冬天往身上泼冰冷的井水，看着她们冻的样子取乐。日本人走后，当时就有个姑娘跳了井。其他的姑娘、媳妇也都要寻死，好孬叫家人和乡亲们给拉了回去。老村长敲着锣，在村里喊着：“不要寻死啊，大家也不要闲言碎语，她们可都是受害者啊……”采访张震寰记录。
被鬼子强奸后又剖腹杀害的妇女那声音，一定是非常凄凉的吧？“扫荡”时，日本兵觉得最有刺激的事情就是可以四处搜寻“花姑娘”。日本人“扫荡”白洋淀边上的端村时，没有逃脱的妇女一夜被奸淫了50多个。其中50岁至70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7个，11岁至13岁的3个，13岁至15岁的5个 。“扫荡”结束后，日本人住到村里岗楼上，就更方便了。常常是翻着户口名册上的相片找人，把好看的青年妇女拉走，省得挨家挨户去搜了。常常是借“检查”为名，把途经岗楼的妇女拉上去，省得跑路了。如此的“方便”，不由让日本人淫兴大发。高阳县教台据点的鬼子，竟捉着一个11岁的女孩子，因强奸不便，先狠狠的用刺刀挑开了孩子的阴户，这个11岁的女孩就这样鲜血淋淋地死去了。定县木佃村的鬼子，把一个青年妇女拖上岗楼，轮奸一天之后，阴道里塞满了土，半死不活地扔了出来。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3）
“你家的闺女是叫刺刀割过的。”在当年，这是最毒的一句骂人话。
除了奸淫妇女，闲下来的时候，日本人便琢磨怎么杀人才更有刺激：“死三分钟”，这是驻博野县日军的“创造”，先把人拉过来用土埋上半截身子甚至全部身子，讲好价钱再挖出来。
“冰炸肉油条”，是驻任丘县啵菥莸闳站《映ば【帽５摹胺⒚鳌薄Ｕ飧鲂【帽Ｋ渲挥�19岁，但杀人上了瘾，到啵莶坏揭荒辏颓资稚绷�100多人，活埋了11个人。几乎三二天就要杀一个人。他规定，据点周围五里内的村民，不管男女老幼，听到钟声，必须跑步到啵荼惫丶稀Ｍ淼�10分钟的杀头。准时到达的马上排队，跑得满身大汗，却被逼的脱光衣服赤身卧在冰上，不久人和冰冻在一起，小久保再叫日本兵使劲拉，看到中国人肚皮拉破，鲜血涂冰，哈哈大笑。然后再视其“情绪”，不高兴时再扔几个中国人进冰窟窿。这就叫“冰炸肉油条”。
“听收音机”，这是驻饶阳日本人的“乐趣”，他们把人抓来活埋，土一过胸，人透不过气，难受得直哼哼，日本人就爱听这人临死前的呻吟声，说这是“听收音机”。“五马分尸”，这是驻高阳北归还村据点日本骑兵的“高招”。他们在小连口村抓住王洪卓、王自成两人，探问我军伤员的事。两人至死不说。于是日本人把王洪卓双脚、两手、头用绳子绑上，五马分尸了。王自成眼睛精灵好看，日本人就用刺刀刺瞎了他双眼。“拉蛤蚂弓”。地上置刺刀，刀尖向上，人弯着腰刺刀紧接肚子，两手垂下，拉着手榴弹引线。人体力不支，稍一向下刺刀扎进肚皮，稍一向上，手榴弹引线又被扯断爆炸。“滚毛驴”。大冬天让人脱光衣取用冷水从四面浇，浇得人在地上打滚。“人造自来泉”。一位游击小组长被俘，日本人灌了他一肚子冷水，肚子膨胀，然后使其仰卧，用板子一压，水从口中喷出。日本人大笑道：“人造自来泉”。“睡钉床”。在一木板上满钉铁钉，尖头朝上，把人放在上头用鞭子抽，钉子入肉，鲜血淋淋。“活闷人”。把人的脖子齐着板凳一头，脑袋向下仰垂着，在胸膛、臂部、大腿捆上3道绳，又弄来几桶水，放在他们的头下边，日本人把板凳一抬，人头便浸入水桶中，一会儿便把人憋晕。如不想让你死，把板凳一放，人头又出来了。“火烧”。从村里弄来些糊窗户纸，塞到人裤裆里点火烧。
……
“那日本人就是不把中国人当人，”冀中的老人们说。
冀中的作家孙犁曾写过一篇散文，说他见了远房嫂子二十多岁时的一张照片，不明白怎么这么一个活泼爱笑的人，却照得如此呆板。远房嫂子说：“那是日本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还顾的笑？”孙犁一细看才发现，这是张从“良民证”上揭下来的照片，照片角上有一点白光，那是敌人的刺刀反光，还有半个“验讫”的戳记。
“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照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远房嫂子说。
亡国奴，怎么笑得出来？孙犁还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位叫浅花的妇女要生孩子，地上没有安全的地方，只能到地道里去生。浅花笑着说：“那不成耗子了？”后来，她在地道里产下一个女婴。除了浅花，没有人听见这个孩子“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哭声。亡国奴，哭都没有人听！
在物质生活贫困，人身安全无保障的情况，相当一部分百姓在精神上觉得十分压抑，觉得这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算完呢？听见咱们的队伍打了胜仗，都高兴得流泪，烧香磕头，说“ 八路军可回来了，不打真叫人活不下去了。”
处境悲惨的群众在看不到头的苦日子中，宗教势力又抬头了。人们把精神寄托在宗教中，似乎得到了一点解脱。当年在之光县公安系统工作的刘剑华老人说：“在1943年，一贯道盛行一时，各村都在设‘坛’，坛主都是由地主、富农分子担任……每个道徒交费两元钱，坛主欺骗群众，对女道徒的不轨之事，更是不可言及。”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