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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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敌进我进”，就是当时采取的新的对策。聂荣臻回忆说：这个时期，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在认识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对敌人这种缓慢进行的攻势比较轻视，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在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2）
聂荣臻的这个办法，是根据内战时期反“围剿”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1942年1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会议上，聂荣臻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目前敌人正加紧挖沟筑堡，逐步向我基本区“蚕食”压缩，步步推进，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深入切实地研究对策。当前敌人基本上是分散配备，在第一线据点堡垒主要配备日军，侧后则多为伪军。堡垒推进，敌后空隙增大，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聂荣臻讲，“这时，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此次会议后，“我们的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彭德怀也在考虑这个问题，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左权等中共北方局成员，在清漳河畔一个名叫下南会的村子，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彭德怀首先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
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不过这时还未有谈到具体的方式，具体的口号。会后，彭德怀不断找人谈话、查看各地的报告，心里的想法愈来愈明确。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三八六旅旅长陈赓说，该旅有一个连，在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他们回答说：“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晋察冀军区报告，1941年夏，军区组织有武力掩护的宣传队，到敌后去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效果很好。
……
这许许多多的信息告诉彭德怀：敌人的后方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大部队进不去了，可以派小部队去。纯粹的工作队站不住了，可以派武装工作队去。敌人从四面八方来
挤压我们的地盘，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太舒服了。也应该去搞乱敌人的地盘。1942年1月，彭德怀正式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2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了一个文，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强的县委书纪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并提出“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的口号。5月4日，又由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往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明确提出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你利用“点”、“线”封锁的“囚笼政策”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也要让你的老巢四处冒烟，八方告急。
你开展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治安强化运动”来搞我们，我们也要派人到你们的地盘开展全面的进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一对策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起了很大的作用。聂荣臻指出，到敌人后方去这一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当年武工队把日本人搞得多么狼狈吧？”
从现有的资料看，“敌进我进”的策略、武工队的作法是彭德怀首先提出来的。历史，应记住彭老总这一功绩。
“敌进我进”的对策，虽说早在1942年2月就已正式见诸文件，但如同现在的许多政策一样。政策本身虽说是好政策，但要真正变成群众的行动，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正如聂荣臻指出的，“到‘敌后之敌后’，有个发展过程。开始，还是处于有行动但不是很自觉的状态。”更不要说，有的地区有的部队，连这种“很不自觉”的行动都还没有。1941年，许多人还沉浸在“百团大战”的胜利声中，觉得只有打大仗才过瘾，小打小闹没意思。当年任晋察冀军区五团政委的肖锋，曾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当年五团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很有典型意义。他写道：一天，军区来人到我们团检查工作，我正在汇报，八连副指导员曹振国同志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他早上带着半个班出去执行侦察任务，走到觉石院村北，看见一群鬼子押着民夫在山上修炮楼，还抢着吃东西，他们六条三八枪同时瞄准，突然开火，一下把鬼子打倒四个，剩下的拔起腿就往碉堡跟前跑，半路又给放倒了一个。听了这个报告，军区来的同志很重视，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好办法，值得推广。可是，我却不以为然地问曹振国同志：“缴来了枪没有？”他低声回答说：“没有！”我冷冷地说：“没有缴到枪，只撂倒几个人，算个什么了不起的奇闻！”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3）
当时我这样讲，倒不是专门给曹振国同志泼冷水。主要是自己思想上扭着一个大疙瘩，觉得那样零打碎敲解决不了大问题，还认为主力团用不着去干那些小手小脚的营生。
肖锋说，当时“全团经常保持着三四千人。武器大部是崭新发亮的日本造，接连着几仗也都打得不错，不仅边区人民大加赞扬，就是在附近敌人的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名望。正定、获鹿等敌占区的群众，有时夜间向根据地运送公粮路过敌人的据点，炮楼上的伪军一问：‘干什么的？’下面就大模大样地回答：‘五团的，你问什么！’伪军们听了之后，就再不敢吭声了。”肖锋说，正因五团有一定名气在1941年前后，部队的骄气“相当严重”，他说：
有一次，部队驻在北白雁村，我到二连去有事，见院子里围着一堆人，他们正在摆我团“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我一走过去，就有人得意地问：“政委，你说咱们团一次能包打多少日本鬼子？”另几个人就抢着回答，有的说：“一个大队，”有的说：“再多点也能包下来。”我也没有细嚼一下这些话的味道，就乘着他们的高兴，顺口附和地说：“一个大队也行，再多一点也行，反正是打大仗才过瘾。”听我这一讲，他们兴头更足了，纷纷嚷着说：“再打一定打个呱呱叫的，咱五团什么时候打过孬仗！”很显然，部队这种骄气是相当普遍的。骄兵必败，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敌人是如此，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肖锋回忆说：“1941年冬，日寇继秋季大‘扫荡’之后，又对晋察冀边区采取了新的‘蚕食’政策，在我团驻防的滹沱河北岸及灵寿以西地区，挖了好几道封锁沟，沿沟遍修炮楼，步步为营地向我团逼进。先占去一个村庄，又占去一个山头，再进一步就把一道川全占去了。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过几天就成了游击区，再过几天又成为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了。面对着这种新情况，我们的思想却没有转过弯来，因而没有采取新的措施，仍然是愿意打大仗、打硬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41年底，我们对日寇新修的据点狗台疙塔发起强攻。部队打得很英勇，一股劲往上冲。军区的山炮营也参加了战斗。但因敌人的堡垒工事坚固，手榴弹炸不垮，子弹穿不透，战士们几次爬上梯子，都被反扑下来。有人提议用炸药炸，我们指挥上却轻视这个办法，没有采用，仍是一再组织硬攻。结果攻了一天一夜，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据点还是没有拿下来。最后敌人援兵快到跟前了，才被迫撤出了战斗。
狗台疙塔战斗没打好，对五团来讲是个不小的教训。但我们领导上仍然未能及时领悟，一心想下次打个漂亮的歼灭战，出出这口闷气。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接连几个攻坚战斗都打得不太理想。敌人的‘蚕食’反而越逼越紧。过了年以后，原来我们团部常住的南甸、七级、李家坡一带，也相继被敌人‘蚕食’去了。日本鬼子也似乎抓住了五团的什么弱点，瞅空子就想来整我们。记得是1942年4月15日拂晓，日寇理杉混成大队突然摸到我们团部村边上来了。团部住在魏家院，哨兵已经和敌人打响，机关里大部人员还未起床，真是危险万分。幸亏住在外村的三个营机动勇猛，跑步压过来，里外配合才打退敌人的偷袭。并且把敌人追到吴家庄揍了一顿，毙伤敌四五百人，最后敌人狼狈逃回平山。这次战斗虽然转危为安，但我们也付出了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对五团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教训。吴家庄战斗是一次危险而被动的消耗战，但我还是更多地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觉得战果不小，以为像这样的仗多打几次，大概可以解决反‘蚕食’的问题。第四天，我到军区去请示工作，聂荣臻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接见了我。我向他们汇报了吴家庄战斗如何转败为胜，如何差一点全歼日寇理杉大队，如何把敌人打得狼狈溃逃的情况，聂司令员站起来走近我说：‘你只知道打垮敌人理杉大队，可是你今天打垮了，明天他还会来。敌强我弱的局面，不是一仗两仗就能改观的！’紧接着他又说：‘肖锋同志，你们五团的战术思想落后了，你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吗？’聂司令员这样一问，我的脑袋不由嗡的一下涨起来。”
聂司令员接着又问肖锋：“听说你瞧不起打小仗，是吗？”肖锋直爽地把自己对“零打碎敲”的看法摆了一遍。聂司令员听了不住地摇头，耐心地说：“我们全边区约有二百个县，每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是六千多，相当于敌人一个旅团。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枪炮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一旋就旋出来了，但它却旋不出人来。人在任何时候总是起决定因素的。”肖锋写道：“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当时“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教育。”回到团里，立即召开会议，让大家提意见。
一位教导员说：“过去敌人老挨五团的打，现在五团要挨敌人的打了。魏家院被偷袭那次多危险，团部差一点叫敌人摸掉。我们的侦察警戒工作哪里去了？我们的轻敌麻痹思想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领导上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有人反映了当地老乡的意见，说当地老乡本来对五团是很好的，可近来有些群众却说：“你们还讲抗日，把日本鬼子都快抗到老百姓炕头上来了。”
聂司令员的批评，使肖锋震动很大。这次会，又让肖锋受到很大震动。“同志们讲的许多事，过去很少听到过，也很少去留心过。这说明自己脑子过于热了，主观主义抬头，民主作风不够；只想痛痛快快地去硬冲硬打，不愿在艰苦环境中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这次会上，大家不仅批评了领导，同时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的说：“敌人搞‘蚕食’，正是他外强中干的表现。敌人第一线兵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