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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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伤期间,我一再幻想,如果唐琪能在我身边守护,我一定会复元得极快;可是,每当我看到以全副精力扶侍我的贺大哥时,我就会责备自己不该再想到唐琪,彷佛想到她就等于忽视了贺大哥给予我的细心爱护。贺大哥每天厮守着我不离寸步,真难为他,生龙活虎般的一条汉子,囚在这个小房间里,每天为我端菜、送饭,还要拿尿盆、屎罐——他居然会这么耐心而温柔,我感激地,笑着告诉他:
“您真是一个好褓姆,我就差没吃您的奶了!”
尽管贺大哥身材魁梧,孔武有力;我还是一再想到:要他背着体重不轻的一个大男人,走出险恶的太行山,简直不可思议。他自己也对我说:“回想那天,我真难以明白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背着你,我也曾两次几乎跌倒下去,我咬紧牙,也不住告上苍,真是有如神助啊,在那紧急关头,人可能发挥出极限无限的力量——老实说,现在要我把你背起来,我相信背不动——”
我的伤势好得很快。打在臀部的子弹,当时洞穿而出,两处创口逐渐合缝长起新肉,打进肩头的子弹,没法取出,但已不感觉疼痛。房主爷儿俩为我一次又一次地买来一大堆一大堆的“党参”(产自太行山区的上党),教给贺大哥熬制“党参膏”。那是和人参有同样功效的大补剂,对于我的体力恢复,确实极有帮助。我一再向房主恳要求,万勿再为我买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爷儿俩却异口同声地说:
“小意思,小意思,不算啥,不算啥,俺们这里出党参,一斤才卖两毛,到你们外乡,一钱就要卖两块钱了!”
约摸过了三星期,我已能行动自如,房主人烙饼、炒鸡蛋,给我们送行。对于这朴仁慈的父子俩,我此生无法忘记他们的救助,也无法答报他们的恩惠。
在一个漆黑的无月无星的夜里,那年轻的房主人充做向导,带我们由险恶崎岖的羊肠小道,偷越过晋博公路,到达国军驻守的沁阳县紫陵镇。那夜赶路,足有一百里。
太行山已远在我们背后。心情似飞脱出恐怖的牢宠一般愉快。像由一个噩梦醒来,又像自阴山背后重新走向人间。当我们直向黄河渡口铁谢行进时,却万分恋恋不舍地,一再回顾身后连绵起伏的山影,那恐怖、阴森、血腥的太行,在这剎那呈现出一片淡淡的青紫色,分外美丽,分外安谧。
在紫陵睡了一个近年来最舒适的觉。贺大哥卖掉了常年戴在他手上的一枚戒指,我们有了“马拉犁”,便决定痛快地大吃一顿。在黄河渡口,粽子、糖葫芦、凉粉、老糟、鸡蛋、枣粥、酱肉、香肠、花生、面条,还有下锅前仍在活蹦乱跳的黄河“尺鲤”(产自黄河一尺长的鲤鱼最是美味)——我们不放掉一样,遍吃一过。一个毗连一个的大小帐蓬支在河岸,充做了热闹的市场,老头儿、老婆儿、小伙子、小媳妇、小孩子,一齐愉快地吆喝着兜揽生意,对于我们这些看荒山乱石看得麻木了的人,这一片景色好可亲好可爱。我们一面大吃,一面大逛。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黄河,是那么庄严、壮丽。奔腾豪放的水势,汹涌澎湃的涛音,不由使人想到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已高伸出了坚实的臂膀,同时发出了雄伟的吼声!
对岸一片青山,其中透明得碧翠欲滴的一簇树丛,是闻名的汉光武古冢,后面衬托出飘荡着,朵朵白云的蓝天,好一幅迷人的风景画啊。我凝望良久,不禁脱口叫出:
“我就要飞过来啊,白云故乡!”
实际上,我将一天比一天距离北国故乡更远;然而,我确似游子重新投入故乡怀抱的心情,渴望到达黄河南岸,到达自由祖国——
一艘雪白巨帆大船,正由河心冲破紧紧结在一起的千万条滚动的银炼,驶来北岸,我们即将,被它带到南岸,然后,到达洛阳。
三十八
春暖花开季节,我享有一段愉快惬意的好时光。
我又重新穿上了军装,找到了我们的部队。我们的部队奉命在洛阳以西的张茅整编,准备不久重上前线杀敌——
不是回到太行山打八路军;是到中条山打日本。
贺蒙已随部队冲下太行山,健壮如初地在军中过活。对于我,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假如他果真战死,而我被贺大哥救活回来,我将一生不安。
另外值得高兴的事情很多:每天有报纸看,有收音机听,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后方同胞全力支持的新闻供我看够听够,再不像以前在沦陷区或太行山时,那么消息闭塞;军人应获的优待荣誉,我开始享受,看戏、坐火车,一律免费,买东西,商家一律给打折扣,老百姓由衷地敬爱军人,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所表现的热情,更令人感动,回想当年自己曾经做过崇拜军人的小学生,一晃几年,自己也能变为被小学生们崇拜的对象,怎奋也止不住一阵一阵欢喜。
逛名胜古迹、吃当地特产,也是那一段日子中最令人开心的事。豫、陕、川一带:绿珠坠楼的金谷园、赵王带着蔺相如和秦王会晤的渑池、杨贵妃的故乡灵宝、老子骑牛过的函峪关、贵妃出浴的华清池、王宝钏苦守十八年的寒窑(当然这是传说中的一个所在)、阿房宫故址、诸葛亮修过的栈道故址、万山环抱的张良庙、唐明皇夜雨闻铃断肠的剑阁——我都一一游览或路过;河南的大锅饼、瓦块鱼焙面、陕西的牛肉馍、水盆儿羊肉、四川的红油抄手、担担面,我更是吃得津津有味。
对于河南戏、陕西梆子、与川戏,我都很感兴趣,而最使我欢喜的则是河南戏。在洛阳时,我常和贺大哥去听河南戏,河南大戏跟平剧一样,气魄大,场面大,例如“大战宛城”,马踏青苗,曹操的八员大将,表现得威风凛凛,绝不输于平剧;我们也非常喜欢河南的“乡下小戏”——那些朴实可爱的河南大汉扮演的各种角色,亲切而生动,腔调别具风味,词句、道白、分外幽默。我一直无法忘记我最爱听的几出戏——“南阳关”、“陈州放粮”和“打潼关”。
“南阳关”中有这么两句:
师字旗呀嗨,
空中飘!
哦,上又上写着(念做昭):
提兵调将的伍云昭——
“陈州放粮”里的大宋皇帝一上场这么唱:
有为王出期来,
比官儿还大,
右思思,左想想,
俺是朝廷。
巡一步,退一步,
等于不走,
白萝卜、红萝卜,
都不是大葱!
包拯功在国家,皇帝赐宴犒赏他时,这么唱:
正宫娘娘烙的饼啊,
孤王亲自卷大葱——
听来好亲切,好一个平民化的可爱的皇帝!
“打潼关”里的秦琼出来这么唱:
秦琼跨下黄骠马,
秦琼手使剑青铜,
有人问俺名和姓,
姓秦名琼字秦琼。
接着,程咬金出来有这么一段道白:
拉马来到潼关,
不知是何地方?
待俺下马观看,
啊,上写三个大字:
潼关!
上面这几段滑稽的唱白,我和贺大哥立刻学会,并且变成了我俩平日问安道好的代用语,只要两人一见面必先对唱几句。一直到十数年后,我们还有这种“习惯”。
在洛阳我曾碰上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洛阳很少防空洞,只靠散兵壕改的防空壕躲避。一天,我和贺大哥在城外散步,敌机来袭,我们分别躲在两个小壕里,敌机正好在我们头顶上下起“蛋”来。弹尾风轮转动的尖锐声响,听得非常清楚,一下子我眼前完全黑了,几乎失去知觉,挣扎了一下,才觉出头顶上和全身上都压着一层厚土,心想:怎么这么快已经被炸死,又被人埋葬了?
突然,贺大哥的声音响了:
“醒亚,醒亚,怎么样?”
我,用力由土堆中钻了出来,看到贺大哥满脸满身是土,正向我咧嘴苦笑。原来敌机一连在我们附近投下几个小炸弹,炸起来的土把我们给盖了起来。
“又是一度再世为人!”回城里的路上,我跟贺大哥说。
他搂紧我的肩膀:
“咱们这才真是生死患难弟兄。”
就这样,在贺大哥的爱里,我度过那一串难忘的好日子。
部队整编期间,我们看到了由后方寄来的国立编辑馆编印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书内有文章记述了两年前跟随我们部队转战南北的四存中学学生,于河北衡水与日军激战,那些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青少年居然能够单独战斗,勇猛异常,上百同学与多位老师均壮烈战死,因而获国府明令褒扬,着将光荣事迹宣付国史,且令地方于收复后建祠纪念。
我们读到这册教科书,在悼念为国捐躯的青少年勇士之余,也为他们名垂青史感到安慰。然而,我们又得知:衡水战役后不久,八路军集结贺龙、刘伯承、吕正操三万大军将我们的部队层层包围于深县北马庄,血战两夜一昼,双方死伤惨重,被俘之四存中学学生三百人之多,因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员身分,竟全被枪杀——这一史实则未见载于教科书中——我们真不禁要问:政府要“容忍”到几时呢?
另一桩令我们悲愤的事发生了,随军电台的同志传来“新四军事件”:
近年来,驻防江苏安徽地带的新四军(原是中共红军,七七战起,接受政府正式改编,给予国军番号),曾不断袭击敌后的国军与民团,扩张武力与地盘,自行成立政府,企图消灭苦撑在敌后的江苏省政府——如今,则更违抗统帅部调动他们北上与日军作战之命令,反而围攻中央军第四十师于三溪——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事态太过严重,无法再忍,下令还击——约两周后,电台同志告诉大家:经过剧烈战斗,新四军溃退,军长叶挺被俘。
我并不为此高兴庆贺,因为我清楚知道:无论如何这又是一场国人同胞自相杀戮的大悲剧。我心痛。我中弹的右肩已不再流血,我的心在淌血——
我们的部队开拔赴中条山时,贺大哥坚决要我和贺蒙退伍。他要贺蒙去投军校炮科(那正是贺蒙所渴望的),要我去大学读政治系,而他要到中央述职,并且奉调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正好带我们一路入川。
“你们年纪还很小,已经真刀真枪地跟敌人拚过命,对国家也交待得过去了,深造后,还有的是报国机会,”贺大哥一再劝阻我和贺蒙随部队开赴中条山,又劝阻我和贺蒙同入军校,“你俩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政治,将来军政配合,好好给多难的祖国做点事!”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已和我们建立了深厚情感的部队。在离开部队前夕,我们又听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率领我们在太行山上与日军苦争恶斗忠贞爱国的总指挥——张荫梧将军,在被八路军指控为“摩擦专家” 之后,接着竟被当时我们的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上将不分青红皂白给予“免职”处分。我们的部队不禁一时哗然。那位挂满“为国流血纪念章”的老排长,气得一面跳脚,一面咒骂:
“他娘的,逼人造反呀!要不是军人讲服从,我不去揪住程潜老家伙的鼻子骂他一脑袋浆糊才怪哩!”
官兵们差不多是人人流着泪,开赴中条山的。唉,那真是一支好部队。
贺大哥带我们经陕入川。贺蒙做了成都中央军官学校的入伍生,我经贺大哥的协助,以战区学生的身分被教育部保送到重庆沙坪坝一家国立大学,做了一年级生。那年,我二十一岁。
三十九
贺大哥在复兴关受训,每个星期日,不是他来沙坪坝看我,就是我去复兴关看他。现在他是我在重庆唯一的亲人了。我和成都的贺蒙约好每周必定通信一封,一开始尚能维持原议,日子一久,贺蒙的信便疏少了,他本来就不太爱写信,每周准期来信时,也不过草草数语如电报一般;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却从不欢喜在嘴上或纸上宣泄的人。
我每周和贺大哥见面时,他总要请我吃点好菜,四川话叫“打牙祭”。我们的牙祭打得很小,一盘榨菜炒肉丝或麻婆豆腐,两碗红烧牛肉面或双料排骨面(两块炸排骨),便很心满意足了。我们发现若干馆子门口挂着供应“飞机空来的大虾和海蟹” 的红条子,价目贵得惊人,据说每次到便争食一空;我们只有望“条” 兴叹,并对那一批食客发生反感,并非嫉妒他们吃得太好,只是觉得他们何必在这苦难的时代,非要如此摆谱儿,显示阔绰不可?
学校伙食很不好,两盘蔬菜中,用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