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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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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暮色中错过了?他决定再到张家去看看。
  踏出一家小店门,前行没几步,忽见张明达在他右前方大摇大摆往前走,中等个头,斜挎的大帆布包特别显眼,这个身影和装束他特别熟悉。快走几步,赶上前,待和张明达走并了肩,见四下无人,便低声问他:
  “怎么才到?”
  “戚墅堰的铁路给‘老四’扒了。”张明达声音里含着笑,脸上也笑咪咪。
  “我当你出事了呢?”
  “我出事?”张明达语调带着傲气,转头看他一眼,脸上还是笑咪咪,他这笑咪咪,含有很多内容,是乐观、信心、大胆,对人友好的综合。他的大胆,可不是北方人说的那种“愣头青”,是南方人说的那种机灵、精明。这是生活磨炼出来的。
  他已经26 岁了,但是这张笑咪咪的娃娃脸,很容易使人把他误看成个失业的中学生。
  “有什么事?”程和生问。
  张明达把一本日文的《中央公论》递给他。他俩都知道,那上面有南京站密写处理的重要情报。然后张明达轻声说:“老李叫问,听说东京出了事,上海知道不?是真是假?如果是真,我们采取什么对策?”
  程和生低声答道:“派人调查去了。还没回来。不管真假,你们要提高警惕。有了消息就告诉你们。”
  “好吧,还有别的事吗?”
  “告诉老李,上海‘蓝衣社’14 个人叛变投敌了。你们南京要注意。”
  “知道了。”
  就这样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两人在吴淤路口分别各走各的,程和生回自己住处,张明达回家。
  在许多描写地下工作者的作品里,尤其电影、电视里,作者们往往给人物过多地涂抹些神秘色彩,同时,又多在情节的紧张上着力渲染,主人公如何在危险的九死一生中取胜等等。不必否定艺术创作的需要,但过分了,便常弄巧成拙,从漏洞中让人们看到了虚假。其实,地下工作,岗位明确,任务明确,关系明确,各司其职,出于对同志的无限信任,越是长期隐蔽,工作越是顺利。以这两位联络员而论,他们只管联络,传达情报,上通下达。情报由情报员去搜集。他们像行政人员管理业务干部一样,作情报员们的后勤;他们的联络,有时非常按部就班,按时见面,按时吃饭、睡觉。当然他们也逛闹市、下饭馆,春秋也作郊游。不过,那都是提前约定好时间和地点,是他们完成任务的一种活动形式。
  张明达是浙江慈溪人,贫困的家庭生活,本来难供他读书,不幸又父母双亡,12 岁时,跟随乡亲从宁波坐船到上海,经同乡辗转托人介绍,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谋生。
  说起来,中药铺应当不同于一般手工行业那样有各种封建陈规陋俗,而有文化行业的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然,学徒第一任务是无休止的劳动,搬晒药材,铡切药材,炮制药材,药材、药材、药材,每天夜以继日地在药材堆里忙碌,满身汗垢,疲累不堪。还要给客户煎药、送药,还要手里捏个“折子”跑熟悉的商号给“先生”买茶叶,买水烟。三年“出师”除了贴在药柜上的各种药名还熟悉外,没学到一点医术和别的文化知识。什么学徒!出师!就是药铺拣个12 岁的孩子干活,童工!
  三年出师的张明达,只觉得两手空空,前途茫茫,无路可走,还得在药铺里继续“学徒”。三年间的社会见闻,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直觉地感到,人没有学问,便不会有生路,不会被人尊敬,更不会有社会地位。恰在这时,他从《新闻报》上看到厂职业教育社举办职工晨校的招生广告,并说经济困难者,可以少收学费,他立即去报名。
  发榜那天,他跑去看,竟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他大喜过望,从此,他每天早晨6 点前到晨校读书,8 点前返回药铺干活。
  但是东家说这“有犯店规”,请来他的介绍人,当面打了他一顿,申明:再去念书,便要逐出店门。
  张明达挨一顿打,换来的却是打掉了念书求知的机会,他越想越觉得这世道太不公道,天下哪有不让念书的道理?这里就有。如果从此不念书,便只有在这里继续为活命而卖苦力。若要去念书,便要被逐出店门。他想与其让你逐出,不如我来辞职,看准丢脸,看谁体面。人都有起码的自尊心。他到职教社找他的潘仰尧老师求援,把情形一五一十讲个明白,潘老师听罢,流露出非同一般的同情和愤慨,特意托人把他介绍到虹口舟山路胜达呢绒厂当了一名“练习生”。从此,他可以有较多的钱买书和有较多的时间来读书了,还可以到职教社图书馆去看各种藏书。
  到图书馆去看藏书,大开了张明达的知识眼界,帮他学会了对社会各种现象做分析,他像突然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对社会道德美丑善恶区分明白的知识世界。他如饥似渴地不放过一点时间去图书馆,在那里他结交了几位理想、志趣相投的各种年龄的朋友,在与这些朋友交往中,他又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一个为推翻他所痛恶的旧社会而努力、而献身的有主义、有理想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奋斗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理想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压迫。在眼前的中国,第一步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叛变孙中山革命的蒋介石。此时的他,已经不再计较对无知的药铺店东那点个人怨忿和不满了,他的眼光看的是整个社会,要根除社会的病源。这是他在药铺学徒三年,和医药打交道三年从没听说过的中国的“大病”!
  为此,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在这头一年的秋天,日本挑起了“九·一八”侵华战争。蒋介石的不抵抗,激怒了全中国老百姓。在席卷大上海的抗日浪潮中,他参加罢工,参加游行,参加义勇军训练,誓死以身报国。翌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抗击。上海商会组织“上海市民义勇军”,年仅16 岁的他,人还没有步枪高,走上最前线,爬在堑壕里,配合156 旅翁昭垣部,向日军开火射击。
  张明达所见到的翁昭垣,是个身材魁梧的军人,指挥部队谨慎而坚决,说话温和,却斩钉截铁。由此,他相信,在众多的国民党军队军人中,民族大义是非常强烈的。可惜,他们都奉行军人不问政治的老传统。他们认为政治是政客们在政府、在幕后活动的手腕。他们厌恶政客,也便厌恶政治。虽然他们也参加国民党,但在他们的概念里,那是当军官必不可少的,像佩在胳膊上的臂章,是上级按军衔发给的一种待遇。所以在战场上,张明达没和任何一位军官谈论政治。也没那时间和心情,也没有那必要,大家对侵略军开火。守住分给的阵地就是了。
  那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由华北步步蚕食。中国人的抗日怒潮逐浪高涌。张明达在这汹涌激流里,从未停止过活动。“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国共合作抗日。日军占领上海郊区和南京后,他背起驳壳枪,参加上海近郊游击队,再次和国民党武装并肩作战。可是没想到“友军”的头儿戴笠竟那样坏,暗中勾结了日军,一支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小队伍,被日本飞机炸了个死伤惨重。这使他对蒋介石的抗日诚意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1939 年夏天,他奉组织之命到南京朱雀桥北堍开了个小百货店作掩护,接收在“中华联合通讯社”任首席记者的陈一峰送来的情报,处理后,送上海情报科联络员程和生上送。这是南京情报站的初建阶段。
  张明达本来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习惯大规模群众运动。搞街头宣传,工人罢工游行,学生罢课请愿,他都走在前面。在人头攒动的大会上演说,举行飞行集会时,他带领群众在敌人的警察、特务包围中高呼口号,散传单,与敌人徒手搏斗;打反共的白俄报馆时,他怀里揣里铜板,蒙过警察检查线,一声令下,用铜板砸白俄报馆的印刷机。后来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和敌人明枪明刀相对,用机关枪手榴弹拼杀,他更展眉舒气。现在突然转到隐蔽的情报战线,他着实不习惯。
  但是没办法,这是组织决定,他得服从。严格的纪律约束,使他不得不收敛一些锋芒。随时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这就造成他性格的急剧变化,由外向转内向。办事先看三步棋,小心谨慎,不能多言多语。由于先天性格是明快爽朗的,受到这种压抑,使他在言行表现上常发出突然的爆发性,使周围人觉得他脾气火爆,甚至古怪。
  每次,陈一峰送来情报,他得连夜处理。把原件烧掉,然后送到上海交给程和生。他很矛盾,一方面,他从看到的情报中得知了这些情报的重要内容,看到了这些情报的重要价值,也看到了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伟大意义。然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憋得慌。但是,还是那句话,没办法,只得强制自己去习惯。后来,他又渐渐发现两大工作问题,其一,为送情报,陈一峰必须经常来光顾他这个不起眼的小店,一次来买条毛巾,再次来买包香烟,三次四次没完没了的来买些小零碎。这对于一位西装革履,经常活动在上层人物中间,进出高级机关、大饭店、跳舞厅的堂堂“中联社”首席记者的陈一峰,不是太不合身份了吗?容易露马脚的。其次,隔不了几天,他必须到上海去一趟。开始,可以对左邻盲舍放风说:“去进货”,“去兑付款项”,但是,次数多了,难免引起邻居们议论:“张老板怎么老往上海跑?”“有多大的买卖?进了多少货?”“有多大款项可兑付?”诸如此类的猜测,会引起更多怀疑。起码,“这位张老板真是靠这小买卖谋生度日的吗?”这又会引起更多的议论和猜测。中国人对邻居的观察和议论,比对他们自己的病体安危还要关心,这也算是一种传统吧。
  缘于这两种考虑,他向组织上提出,经陈一峰活动,终于进了“中联社”。担任该社由南京到上海沿途各城市分社分发新闻稿、公函、资料的传递员,也称为“联络员”。他臂戴臂章,身穿制服,挎着“中联社”的大帆布公文包,上火车由“中联社”派摩托车送到站,走日伪军政机关高级官员专用的
  通道,不受检查。沿途各站的“中联社”分社,则派专人按火车到站时刻进站接取新闻稿件等,到了上海,又有专用通道可走。日伪军警宪特没人过问,十分安全。
  “中联社”雇有三个传递员,他是其中之一。三人轮流,每三天往返一次,休息一天。但是,任你怎样巧妙,天下没有绝对安全的对敌工作,现在他就碰上了“事儿”。
  他前次从上海回到南京,第二天休息。他租房住在复兴路“中联社”南隔壁八条巷2 号院一家小房里,这里西斜对过是陈一峰等“中联社”高级职员的4 号院。往东北不远的小火瓦巷里,是情报站站长老李开的中医诊所,走动很方便。他按例定时要到老李的诊所去联络一趟。巧不巧?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穿伪军中校服,肩章金线熠熠,佩把金光闪闪的短剑,见了他,笑嘻嘻迎上来,紧拉住他的手,连声说:“啊呀,怎么在这碰上你!咱们多年没见了。”
  他仔细一看,猛地想起,此人名叫段天柱。当年在上海职工教育社图书馆里,也是个热血青年,参加了共青团。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到苏南去搞武装,再没见到他。
  “噢,噢,老段!”他忙陪出笑脸,也紧握他的手。“什么老段!嗨,我们都还年轻。你怎么在这儿?”段天柱颇诚恳地说着,上下打量他。“那你怎么在这儿呀?人是活的。”他努力用别后重逢的情绪笑着反问他。“对对,唉,真是两山碰不到一起,两人能碰到一起,怎么样?现在干什么呢?”“我能干什么?你想想看,中国这么个形势。”“是啊,我也是。嗨,走吧走吧,好久没见到一位老朋友了,今天我请客,走吧走吧。”“哪里去?我还有事呢。”“哎,什么要紧事?不给点面子?走走走。”从段天柱邀请的诚恳态度和语气里,他看出了他心里有某种不愿表达的私秘。也可说是他隐蔽着的一种和他的隔阂、距离,但毕竟又是老朋友,原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这是一种什么私秘呢?张明达一时还判断不出。共青团员们,都转成了共产党员。根据组织分配,大多转入各自的战线。也难说没有失去关系的,脱离组织的,走上各种道路的。汪伪军中校不值钱,可也不是随便可以拿到的军衔。没有重要关系,不送点够分量的礼,能当上中校?
  段天柱是党组织派去的?从他见面后的一笑、一语、一握手的神态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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