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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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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敬远回到他的办公室。电话铃“叮吟吟”地响,又是大门对面宪兵岗楼摇过来的,声音带着笑:“特任官,有空吗?”听声音就知道,不是叫去打牌,就是喝酒。
  “我要洗个澡。”汪敬远确实有点累。
  “好的,给你留着。”
  “什么东西?”
  “园林管理局朱鼎送来一筐鲥鱼,天太热,留不住。今晚把它消磨了。”
  “噢,我过会去。”
  汪敬远见过朱鼎其人。他原来是个山东济宁一家皮货商的学徒。矮个,宽额头,嘴唇薄而宽。因嗜赌成性,被掌柜辞退。临走头天晚上,偷了钱柜,潜逃上海,当了伪军,混上个排长,从此敲诈勒索百姓,被弟兄们半夜把他蒙头捆起来狠打了一顿。他没想到汉奸伪军里还有这等人,却不敢声张,因为弟兄们说了:“漏一点风出去,马上宰了你。”他见呆不下去了,跑到南京,当上了治安便衣,凭着手里有金条,结识一帮地痞流氓,混进了园林管理局,今年春天起,常和公馆门外的警士们厮混。
  汪敬远洗过澡,换了衣,见陈壁君已经出门坐车走了,抬脚过马路,进了警士团,警士们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大摇大摆上了二楼,果然一个个正在又吃又喝,便也嘻嘻哈哈上了桌。
  酒醉饭抱后,照例又是一局赌,照例又是他赢。到晚11 点,估计陈壁君该回公馆了,便起身告退,几个陪赌的,却盛情挽留。他说不敢久呆,万一夫人有事,担不起罪。他们说没关系,他执意要走,其中一个惋借他说:“特任官,今晚你只好在这里委曲一会了。”
  他惊问:“这话什么意思?”
  那人看看墙上挂钟说:“到12 点,他们来接你。”
  “谁来接我?”
  “我们也不清楚。”
  汪敬远火起来,高声叫:“看你们哪个敢拦我?”一拍桌子往外走,朱鼎突然从门外闪出,用短枪抵住他的当胸,瞪眼低声道:“我就敢!”
  “你敢造反?”汪敬远高叫一声,随手打去一记耳光。朱鼎没敢“造反”,只端着枪发愣。
  这时,屋里陪赌的,看赌的慌作一团。上校团副走上前,对汪敬远说:“特任官,不是他的事,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给我们安排的,有什么话,你到那里说去吧。我们都是朋友,实在没有办法。”
  汪敬远气急呼呼地指着朱鼎骂:“好,你小子,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上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她突出的位置。这片土地,20 世纪初起,被世界列强大块大块地分割吞并,名曰“租界”。这里有封建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他们张牙舞爪,无所不为地盘剥中国人。
  同时,这里也有中国优秀的产业工人群和孜孜进取的知识分子群。这两股力量,在革命运动中形成血缘关系,孕育出许多他们的优秀儿女。自1921 年6月起,到1949 年10 月止,28 年间,上海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说明和统计的。上海人精巧,用同样的原料,可以做出比别处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是被压迫下磨炼出来的本领。上海人具有革命共性,同样的压迫现象,他们会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灵敏有力的反抗,这是亲身感受着压迫的痛苦的本能反映。他们见不得以强凌弱,更忍不得异族侵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空前团结的感情基础。他们对汉奸,虽不当面拳脚相加,但他们总要扭转头骂一声“贱骨头!”他们用行动帮助抗日的人,譬如,故意挤凑上前,阻滞一下敌军宪特追捕一个散传单的人,随后不声不响地竖一下大拇指,笑一笑,转身而去。中国共产党早在上海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除了外围组织,还有数不清的同情者。他们都以有机会帮助一下共产党而感到无限欣慰。
  “在汉口路四川路附近日本汽车上跳下一个人,跌得头破血流。日本人急忙下车,慌手慌脚把他抬上车,拉到宪兵司令部去了。”这一消息,像五级风速般传遍大半个上海。
  人们互相传说,纷纷猜测:
  “是个什么人?”
  “还用问吗?”
  “可是那辆车一路上没有拉警报啊?”
  “抓的是重要人物,他敢拉?”
  “有人看见是从‘满铁,开出来的。”
  “是他们自己的人吧?”
  “他们自己人会跳车吗?用得着吗?”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
  “从‘满铁’出来的?”
  “我敢断定,是地下游击队。”
  “听说他跳下车的时候大喊了一声。”
  “喊什么了?”
  “大家都没听清楚。”
  “喊着口号跳车的可不是一般人。”
  “。。”
  我们说过,中国人最后的武器是沉默。世上除了死,哪有真正的沉默?有的人死后也不会沉默,因为另有人代替他,却不是代替他继续去沉默。
  上海人传说这消息,并非有意代替程和生不沉默,而是出于巨大的痛惜和震惊,且含有希望和鼓励的成分。仿佛如果他们早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位抗日分子,也早去投靠他了。又仿佛他们断定,这样的抗日分子在上海还有,不过人家不丘露罢了。这种自动着力的传说、猜测、议论,无意间既标明了自己,又鼓励了周围的人。张明达是第二天下午听到这传说的,当时他已到香港路“中联社”分社去交过差事了。在回家的闵行路上,听到人们议论,不由心头一惊。连忙到紧急联络点,给程和生发信号,要求见面。他在接头点附近,转来转去,直到天黑,不见程和生来,知道出事了。第一个念头便是:情况紧急,事不宜迟,要赶紧回南京,给老李报答。
  昏黄的马路灯光,照着空旷的大街,像比白天突然加宽了许多。不见什么行人,到处一片寂静。远方传来“隆隆”雷声,闪电耀眼的白光,映出幢幢大楼直耸的黑影,和黝黑而低沉的夜空。
  怎么回南京?直奔火车站?夜里几点钟有到南京的票车?凭这身服装,能像白天一样大摇大摆的不买票,走日伪要员专用的通道吗?
  他的脚步渐渐犹豫了。
  先回家去,过一夜,明天再走?
  不成,不成,不成。事情太急迫了,现在,敌人已经开始对我们紧急行动,只有“提上脑袋撞金钟”了。
  他脚步越来越快。
  上海的街道,他熟悉,不管从哪个方位到火车站,走哪条街最近,穿哪条巷省路,他都了若指掌。他可以随时敲一家住户的门惜路穿堂越巷,也可以随时敲一家熟悉的商号的门,请求给点帮助。在上海,他有多少熟人,可没法计算。他认识的人多,认识他的人更多。
  麻烦的是身上这套衣服,若在白天就好了。而现在,是宵禁时间,行人不准通行,怎么走啊?把衣服脱下来抓在手里,光膀子走?更容易招来麻烦。
  走到一家旅馆门前,旅馆的门虚掩着,泄出一道浅黄色的灯光,从背后照着他,不高的个子,却投出条长长的影子。旅馆的门,都是这样通宵虚掩着的,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随时会有巡捕、包打听、便衣特务和汉奸、宪兵来查店,来打秋风。
  “急中生智”,这话一点也不假。他随即推门进了这家旅馆,向店员说明,求借用一下电话。店员明白,这个时间,突然闯进来借用电话的,都不是等闲之人,便很客气地答应了。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对方通了话。然后坐下来和店员闲谈,问他店里的生意,问他自己的生活。店员很警惕,一方面客气地有问必答,另方面不多说一句话。同时不断偷眼打量他。
  大约半个小时,来了个老闸捕房的巡捕。店员忙迎上去。那巡捕向他摇摇手,口叫“去去去”,赶店员进了后柜房。然后拿出一套巡捕服和一套中式便服,问张明达:“穿哪套?”
  “都穿上!”张明达先穿便服,手里一摸,是绸料,再穿巡捕眼,竟是老厚布,倒是挺刮。穿罢衣,匆匆结好钮扣,巡捕又递给他一根警棍。两人出了旅馆,并肩向北火车站走去。
  这个巡捕,是地下党外围同志。抗日初期,张明达在沪南活动时,就互相熟悉。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张明达故意疏远了许多熟人,包括他。偶然见面,也只点个头,不说话。今晚他电话急召,并且明确地向他提出要借用服装,他当然明白。所以,干脆送来两套,随你用。没想到,张明达竟都穿上了。他现在唯一怕的是碰上巡长或探目来查哨,那可就三言两语应付不过去了。
  张明达更紧张,穿上巡捕服,手提警棍,固然严然一巡捕。但是碰上巡长、探目或宪兵之类的怎么办?自己要露馅,还要把这位外围同志连累进去,所以他比这位巡捕更注意观察四周的动静。待他们走近火车站时,张明达从头发梢到脚底板,全身汗湿个透。觉得套在里面的衣裤,全粘贴在身上,头上汗水顺着帽边鬓角流进眼里,煞得眼疼睁不开,忙从里面裤袋掏出大手帕,抹一把,张眼仔细远望,发现快到北火车站的列车段了,他边走边把那位巡捕挤进一排长房黑影里。找个角落,匆匆脱下巡捕服,摘下帽子,匆匆叠起,用袖管和裤脚扎好,递给那位巡捕。推他一下,低声说:“路上小心。”目送他转过墙角的身影消失后,他才整整便衣,向列车段值班室走去。虽然雷雨前的闷热仍旧包围着他,但是仍然感受到突然的轻快和凉意。
  生活本身有时按意外的章法进行结构。当张明达和这位外围同志在墙角黑影里脱换衣服时,被躲在对面黑影里的一个人瞄上了。此人是谁?林得山。近半个多月来,林得山为他的差事,在南京、上海两地汽车站和火车站上往返忙碌,观察每个他见到的人。火车站,每天都有许多人上车、下车,既累眼又劳神,真个是苦不堪言。限期一天天逼近,拿不到这个共党“联络官”,他就要回监狱,这是无法讨价还价的。在经过一段奔波后,他突然醒悟,暗骂自己愚蠢。“共党分子”多是夜间活动,而自己却在日间瞎忙,怎能得手?于是他改变战术,白天睡觉,晚上通宵守候在火车站外。刚才灯影里,他看见两个巡捕快步走过,进了黑影里,片刻之后,一个款款而去,另个却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极力向黑影望去,好一阵时间后,才见另一个脚步沉稳地走出来。他决定跟上去看个究竟。心中暗喜:“说不定交差有望了。”
  张明达脱去巡捕虎皮,身着便衣,越发提心吊胆了。须知,这般宵禁夜里,在铁路附近走动是最危险的。从任何一个看不到的角落里冒出警戒的日本兵来,即使不被捅一刺刀,至少也要被捕无疑。正这时,转眼间,看见一个人,从右侧黑影走出来,一步步,跟上他。他的心“嗵嗵”直跳,胸膛里像在撞钟。
  他边走边打主意,现在撤腿逃跑是最下策,而且已经太迟了。必须弄清他是个什么人物,随机应变。他突然转身迎上去,面对来人站住。来人也在他面前站住脚,顶着灯光看他。借着灯光看去,张明达一下子认出了他。怎么会认不出呢?二十几天前,在票车上,他和押车日本兵并肩而坐,还和他用日语谈过话呢,他自称是西里龙夫的朋友,引起了张明达的警惕。就是为躲避他,从那天起,张明达安全观念大有提高。今晚他如此突然的出现,不是什么好兆头,但见他手里腰里没有刀枪之类的东西,张明达才放了点心,决定先发制人,便冷冷地道:“是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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