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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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廖梦醒为办公所主任、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为秘书、邓文钊为财务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香港西摩道英国爵士府邸旁边一座楼房里，并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当时宋子文因中国银行由上海迁往香港，亦住在德辅道广东银行楼上。在宋庆龄的影响下，他也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会长职务。姐弟俩自1927年分道扬镳后，此时又重新携手并肩走到一起来了。直到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联合通电谴责蒋介石时，宋子文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便在美国发表了《关于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明》。宋子文在声明中说：“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蹂躏的平民。而宋子文退出同盟的借口是：“同盟不应该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于是，宋子文在当时的关键时刻，又一次背弃了他的二姐宋庆龄。此是后话了。
1940年6月14日，蒋介石委派宋子文赴美并在致美国罗斯福总统函中说：
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党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往华府晋谒，彼因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子亲切之洽淡，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
当时宋子文夫妇抵美后，即发动了他的外交攻势且进展顺利，并且当年就收到效益：美国政府宣布可以钨砂为抵押，借款2500万美元予中国，供中国政府外汇之需要。同年10月22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签字，李干代表中央银行签字，在华盛顿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中美钨砂借款合同》。该合约规定：美国于本年内贷予中方2500万美元，年息4厘，分5年偿付还清。美方购买价值3000万美元的中国钨砂，以其“净收入”为借款担保。
当时，美国密切关注中日战争的进展。1940年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与汪精卫签订“日汪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的前一天，罗斯福要求其财政部长摩根索再安排一项5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当时宋子文在与摩根索会谈中指出：蒋委员长需要二亿至3亿美元，但目前可先予1亿美元，并要求美方立即宣布。摩根索在请示罗斯福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旋同意了宋子文的要求给予中国1亿美元的贷款，其条件是中国必须答应把这1亿美元用在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上，以牵制100多万侵华日军；从而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以使侵略者向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速度。当时此项贷款分为各5000万美元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皮尔逊的进出口银行提供，用于支付中国从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公司购买的粮食、汽油、坦克和卡车；另一部分由摩根索的财政部提供平准基金，用来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开始美国财政部只准备实际支付3000万美元借款，其余2000万美元由孔样熙1937年7月所订立黄金作抵押的借款补足。宋子文在与美财政部官员谈话时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声明：如果这次平准借款不能实借中国5000万美元，就是政府公开接受，我个人也不愿接受。因此，当晚双方不欢而散。后来，美财政部经慎重考虑，决定采取宋子文的主张，实借5000万美元，并打电话邀请他开始洽商条件。为了管理这笔巨款及处理由此而来的复杂交易，宋子文着手在纽纽设环球公司，以便出面购买军用物资，然后将这些物资经国际补给线运抵中国。
在美国宣布贷款1亿美元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
接着1941年的2月4日，中美签订《金属借款合约》。美方由进出口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其中2500万美元交现款，不限用途；2500万美元贷款随用随支，条件是年息4厘，7年偿清。同年4月1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李干代表中央银行，又与美国和英国分别签订了“平准基金协定”；英美两国分别贷予中国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以支持法币并稳定法币对美元、英镑兑换价格。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大一次英美贷款。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在要求美国扩大对华经济援助的同时，一再电令宋子文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军事援助，尤以空军为重。抗战初期，日寇有作战飞机2000多架，中国则不到500架，且缺乏弹药。当时中国在空军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因此抗战之初日军完全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肆意对中国大后方狂轰滥炸，就连陪都重庆也难幸免。中国空军虽几经整补，又由苏联提供了近千架飞机，仍不敷使用，空军作战人员亦十分缺乏。1940年7月10日，蒋介石叮嘱宋子文向罗斯福提出从美国出售法国的各种飞机中，转让最新型驱逐机300架、远距离重轰炸机50－100架给中国。9月27日，宋子文要求重庆国民政府速告所需飞机种类及数目、发动机式样。机关枪和小炮等数目，并饬请美国退役上尉军官、当时已担任中国空军战术指导的陈纳德拟定一个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大纲，由美国协助训练中国飞行人员2000名。其生源一部分由华侨中挑选，另一部分由国内初级飞行毕业学员中选送。同年10月，蒋介石派陈纳德到华盛顿协助宋子文一道工作，具体洽商购买飞机事宜。于是，陈纳德花了许多时间与宋子文及宋的朋友们一起，拟定一个采购清单，并设法从各个渠道购买战斗飞机。
1940年12月9日，宋子文对摩根索财长说：中国需要500架飞机。但摩根索回答说，这等于要500颗星星，因为当时美国已经许诺向英国提供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英国一次就向美国订购14000架，不久又请求美国政府添购12000架。而彼时美国飞机生产产量有限，各厂订货均超过1941年年底。
当时宋子文为说服摩根索，便将空军的调查报告送给摩根索阅示，力陈中国若能得到500架飞机就能牵制日军1500架飞机，遏制日本陆、海军南向攻击太平洋群岛的利害关系。终于，他打动了摩根索。摩氏建议宋子文转告蒋介石，如中国空军即行轰炸东京和大皈的话，他可向罗斯福请示从英国所订的且已制成最大最新式的72吨轰炸机俗称飞行堡垒，拨给中国若干架，并可搭配若干架驱逐机保卫空军基地。宋子文随即向蒋介石报告：“自文东日（即1940年12月1日）为维护法币借款实数事与摩财长力争后，摩态度反加亲善，真所谓西洋人脾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借款大大增加，合计为5．5亿美元。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获得美国借款8次，共7．5亿美元及大量物资援助。而在向美国借款方面，可以说宋子文当年是出了大力的。
2．孙夫人香港活动片断
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莫里哀路宋庆龄的寓所就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条战线上的一个指挥部。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2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抗战宣言，红军随即集结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再次重兵进攻华东门户上海。对此蒋介石调集70多万军队进行抵抗。
宋庆龄看到随着国共合作实现，全国新近出现的共同抗日局面，非常高兴。她一直盼望的全民抗战局面已经开始，而且她早已着手进行的抗日准备工作，也将收到成效。
在宋庆龄的积极推动下，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何香凝的住宅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何香凝被公推为主席，宋庆龄和宋蔼龄担任了常务理事，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太太们也出任了理事。在宋庆龄和何香凝领导下，妇女抗敌后援会立即展开工作：进行抗日宣传，训练妇女担任战地护士，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支援抗日。一时间，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后来，该团体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从属于宋美龄领导的妇慰会。宋美龄听说后激动万分，除给二姐打电话外，她又亲笔写了一信，派专人把信送到上海宋庆龄处，以表示她对二姐胸怀坦荡和磊落无私的无比钦敬。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以比上次“…·二八”淞沪抗战更高的热情，发动妇女捐款捐物，训练妇女担任照料伤员的战地护士，并组织抗日宣传。一时间，她比以往更忙了。当时她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抗日形势，鼓舞人民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她还到处进行演讲，号召人们为抗日出力出钱；并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争取国际力量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
一次，宋庆龄到南洋女子中学演讲，几天后仅该女中附近居住的居民就赶做出1000多件丝棉背心，经宋庆龄转送给了前线将士。在妇慰分会的动员下，上海妇女还赶做了20万双手套送往前线。当国民党政府准备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时，10年来宋庆龄第一次对政府的决定没有给予批评，而是从支持政府抗战的角度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她亲自布置了上海妇女“献金”日，号召大家踊跃购买公债。仅9月5日那一天，上海妇慰分会的常务理事们就购买了23000多元救国公债。
当时宋蔼龄在妇慰分会中也积极工作。一次，宋庆龄筹备了一次中外妇女联席会议，以便向各国在上海的妇女代表报告中国抗日情况；并期望通过她们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以使各国同声谴责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会议召开那天，宋庆龄偏偏病了，不能亲自出席。紧急关头，宋蔼龄当仁不让地登台主持了会议，并且亲自用英语向各国妇女代表进行演讲。她报告了上海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展情况，要求各国妇女主持公道，敦促她们本国政府同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当即宋蔼龄流利的英语和表达的与宋庆龄一致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不久就是1937年的11月，大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后一个严寒过早降临的冬季。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上海保卫战进行了将近3个月，使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成为泡影。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许多弱点。如蒋介石虽然派出了重兵，但他自以为是、越级随意指挥军队的毛病并没有改正。结果，往往使官员不知所措，自乱阵脚。虽然当时国民党允许人民救亡组织存在，但对人民并不真正信任，对各救国团体的活动又给予了太多的限制。加上战争初期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确实存在差距。于是，日本侵略军在付出了五六万人伤亡的代价后，最后还是攻占了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美丽城市。
上海失陷，使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也暴露在日军炮口之下。蒋介石先是把政府机关迁往武汉，后来又迁到了战时陪都重庆。1937年岁末，南京军民虽对日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但最后南京还是失守了。于是，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次就屠杀中国放下武器的军人和平民30万人，致使天地变色，人神共愤。“南京大屠杀”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宣传的“东亚共荣”的虚伪和欺骗，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力征服和亡国灭种的侵略野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当时，国民党政府西撤，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宋庆龄此时要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坚持抗战，显然已不太可能，而且也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当时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安全，拍来电报要求她离开上海，最好是到香港开展抗日工作。国民党政府也非常希望利用宋庆龄的声望，所以动员她随国民党政府西撒。此时，虽然尚不是中共党员的宋庆龄，却明确表示要尊重中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的意见，转移到香港开展新的抗日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转移香港和宋庆龄决定尊重党中央的意见离沪去港，都是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的。彼时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宣布同英国交战，香港名义上还是中立地区，香港毗邻广州，便于直接同国内来往而支持抗日；同时因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蒋介石对那里不能直接控制，可以少受国民党特务的干涉和监视，在香港可以更加方便地同各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和华侨联系，并且宋庆龄在广大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她可以很方便地把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收集起来，运送给中国抗日军民。所以，当宋庆龄的联络员李云把中共中央建议她到香港开展工作的电报交给她时，宋庆龄立即表示，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办，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