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宋庆龄对此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当时她号召群众把此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40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她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宋庆龄当时的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 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同年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以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 这句话后，她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 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 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不久，广州传来了噩耗。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途径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廖仲恺就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她和孙中山感情最深的挚友。并且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尤其是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所有这些都更激起了宋庆龄的愤慨和反抗，她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
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猝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当时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并举行了游行。这是自5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对右派一次有力的反击。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当时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常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彼时，她还没有从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址，尽管不断有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当时，宋庆龄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那天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大会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当时一位妇女领袖刘清扬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当天她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当时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宋庆龄也为之大受感动。
第七章 邸柱在中流
1．姐弟分手
1926年11月26日，武汉火车站。
清晨，刚下了一场小雪。
车站像一座“白头翁”，显得异常肃静。惟有车站的出口处，人来人往，显出车站的生命之所在。但那些人却把头缩在大衣领内，没有人深情地望上一眼，哪怕仅仅一瞥也好……在车站的出口处，仁立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身披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黄色的裘皮领翻卷在脖子上；一双棕色的高筒皮靴，踏在雪地上；一条黑底带绿花围巾包着头，只露出一副俊俏的脸庞。此时，她正在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辆甲虫般的乌龟小轿车驶了过来，在她身旁停下，旋即跳下一位与她脸庞差不多的少妇。
“小妹，让你久等了。”宋庆龄上前打招呼道。
“二姐，冻死我了。”宋美龄搓着手。
“快上车吧。”宋庆龄挥手道：“刚刚开过一个碰头会，时间晚了一点。”
这是当年武汉的第一场雪，整个武汉城在雪的覆盖之中。小车穿过几条马路，在一个不大的院落前停下来。
宋美龄挽着二姐的胳膊下了车，一种姐妹亲情在宋庆龄心中流淌着。然后，姐俩跺跺粘在脚上的雪，便进了屋。
卫兵小阚把一盆炭火端了过来，放在客人身旁。宋庆龄又忙去泡茶。宋美龄趁机瞧了一个屋内的摆设：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两排老式沙发，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整个房间显得整洁和恬静。只是那镶着孙中山遗像的镜框，使人看了不免有些沉闷。
宋庆龄把一杯清茶端过来，送到宋美龄手中：“小妹，快喝点，暖暖身子。”
“嗯。”宋美龄接过茶杯刚呷了一口，旋即叫了起来：“哎呀，好烫啊！”
围着炭火盆，姐妹俩畅谈起来，亲情家情，往事新事，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小妹，我想问妈咪怎么样？”宋庆龄理了理腮边的秀发。
“妈咪可想你啦。说起你来她就掉泪。”宋美龄望了一眼孙中山的遗像道。“这次来，也是妈咪催我来的，再说我也想二姐了。”
“前段听子文说妈咪病了，得的是什么病？”宋庆龄抚着美龄的秀发问。
“唉！还不是那老毛病，心脏不好，再加上着凉患了感冒。”宋美龄答，“现在一切都好了。请二姐放心。”
“妈咪有病你在跟前吗？”心细的宋庆龄又问。
“你们都不在家，我再不在跟前，你说能像话吗？”
“唉”宋庆龄联想到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叹口气道：“妈咪这一生太不容易了。”继而又问：“大姐经常回去吗广
“反正，比你回去的多。”宋美龄毫不掩饰地回答。
“是啊，我们三姐妹中，我是不孝之女了。”宋庆龄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问道：“小妹，听说你和蒋总司令的事定下来了？”
“没结婚就不能算定下来。”宋美龄知道二姐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话就故意没有全部讲出来。
“我的事已经给老人添了乱，想起来就觉着对不住老人家。你的事也要多听听妈咪的意见。”宋庆龄不无遗憾地说：“蒋介石这个人能力强，北伐中也出了力，但野心太大。本来说好的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知为何他变了卦，非要设在南京。”
“政治上的事，我不管。”宋美龄说到这里，又感到话说得太绝了点，马上又补充道：“不过，二姐需要捎话的时候，我可以转达，决不贪污。”
“不用了！”宋庆龄若有所思：“我只怕你结婚后，就会把二姐忘了的。”
“二姐，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我的两位姐姐中，你对我的关心更大些。这一点，小妹一辈子也忘不了。”显然宋美龄是在指在美国留学那段时间。
“那就谢天谢地了。”
“前些日子，大姐和妈咪议论你再婚的事，不知二姐是如何想的？”宋美龄笑问。
“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再说我也不想考虑。”
说着说着，已近开饭时间，宋子文也推门进来。
“听说我们的小妹来了，是不是要我来请客？”宋子文幽默地说。
“你是国民政府的财神爷，当然应该由你请客。”宋美龄到哪儿嘴都不让人。
“小妹是咱家的掌上明珠，你说吃什么，开个菜谱，我包了。”宋子文看了二姐一眼说：“不过，二二姐是我的上司，新当选的中执委员。此事还得经过她点头。”
宋庆龄笑了：“你也别请了，今天我来请，你来陪小妹。”说完宋庆龄站起身，对门外的警卫道：“多加两道菜，把饭端到屋里吃。”
接着，她们又谈了起来。尽管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着分裂的危局，但在中国这个国度里，亲情永远是神圣的，她像一只无形的手，既能拂平人们的创口，也能揭开旧的伤疤并使其血流不止……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国共合作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事频频告捷，革命军一直打到长江以南。当时为解放全中国，国民政府及时召开了“二大”会议，选举新的机构，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妇女部长。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取得的政治上最高职位。1927年元旦，是宋美龄来武汉的第5天，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为此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和董必武等。
此时长江北岸的英帝国主义妄图扼杀新生政权，可新生政权又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一场冲突又开始了……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中国民众。这时期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名国民党并把他们交给了北京军阀政府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正如早些时候在广州发生的那样，拒不将“关余”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反动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当时并不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反而倒是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英国水兵撤回到军舰上，于是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的包围之下。
摆在武汉政府面前当时有两种道路：一是仍像过去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再就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坚决废止那些外国人的特权！
作为新改组的武汉革命政府，当然站在人民一边，支持群众的行动，并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英租界。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
当时宋庆龄曾同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战略，一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则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的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则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