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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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白日梦，此时在总统府里的徐世昌也是一样。徐是北洋元老，在直皖的争夺中被作为何时老腿上了总统的宝座，但是冯国璋下台后，作为边防督办的段祺瑞通过安福国会和徐树诤牢牢的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大权，这使得他大大的不满。他本人不掌握一支军队，但是他却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总统的头衔。当我在不停的打马虎眼的时候，他虽然纳闷，但是总是认为这中间有什么玄机。当他看到直皖大战在即时，就想到若北军南来，一定可以促使皖系的倒台。只有各派力量互相牵制他这个总统才可能又发挥的余地，因此他当然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如今各省军阀自扫门前雪，只有京畿周围的地区才能对中央产生影响，但是山西的力量弱小，阎又投靠皖系，不能指望，只有强大的东北才有这样的能力。虽然他对东北的高调门不怎么感冒，但是直觉和理智都告诉他，东北不可能坐视皖系的独大。正好此时靳云鹏也是受徐的排挤，他就让靳云鹏拿着他的总统手谕秘密出关，要东北军入关。当9日东北军入关的消息传来时，他自然高兴万分，仿佛看到了段祺瑞的失败。但是，得知消息的段祺瑞立即命令一支部队包围了总统府，说是保卫总统实际上是将他软禁，一方面是对他的报复，另一方面也是防止他再耍什么花招。
各个战场的战况都在第一时间汇报到沈阳的最高统帅部。靳云鹏见我不出门一步就可以如此顺利的指挥全军赞叹不已。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了无线电设备，但是普遍重视不够，向国民军这样依赖电台进行指挥的更是头一会。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后，我先是命令骑兵集群于8日夜，秘密的越过长城，穿过京奉铁路北京至天津段，运动到东西两线战场之间的空隙部，密切关注战场局势相机而动日，28师全师开始沿着京奉铁路向天津开进，27师余部8000人也越过长城，向北京方向运动。德意志师的一个旅开始向山海关方向运动。
当得知了吴的困境后，我命令出骑兵外，全军向皖军发动全面进攻。
日，吴的反击使得皖军大败，陆11师也在CIA的运作下也向54旅打开城门，并将段祺瑞扣留。我在获得了战场的最新战况后，立即想到皖系可能全面失败。于是急令28师将直皖两军的东线军队全部解决；同时根据CIA特工提供的情报；命令常荫槐部奇袭只有2000人的保定城。结果自然在显然不过；谁也想不到我军会突然向直军进攻；说实话；如果不是得知了吴佩孚将曹琨的卫队旅大部调往前线；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冒险的。我知道吴佩孚这个人虽然狂傲不已；但是他对曹琨是绝对忠心的。只要控制了曹琨；我就可以迫使直系接受体面的结果。由于我军的快速行动；段祺瑞、徐树诤、曹琨先后被我军控制。在获悉了曹琨被俘后，吴佩孚呆立了几分钟后，大骂了一声，“混蛋！”
日，吴佩孚收到徐世昌和我的口信，“望君16日于北京共商国事。”吴佩孚对国民军的行动气愤不已，还恨不得把我吃了，要让他接受这样的结果毕竟有点难为他了。我军的行动对于他来说不嗤于刚刚到嘴里的肥肉却莫明其妙的丢了。吴佩孚向我发来电文，电文上说，如果曹锟有任何闪失，他就要拼个鱼死网破。我也向他发电，电文上说，曹督军只是应邀出席北京会议共商国是，他的安全绝对没有问题，并说诸君盼望吴师长到京商谈国是，结束内战。但是，这样的电文对吴来说并不算什么正式的保证，我知道要让他来京，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消除他的疑虑。毕竟，现在前线的6万多军队实际上都受他的指挥，这支军队常年在外征战，也算是中国的能征惯战之军了。如果吴不同意来京谈判，那么这场内战就不能算是了结了。
从曹锟被俘以后，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我的目标是维持皖系的表面优势，但又不能让直系垮掉日，民国党中央决策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开始讨论国内局势，商谈应对策略。经过连续两天的讨论，最后形成了几点原则意见。一是皖系不能垮，直系也不能垮，但是都必须给两者以打击，同时必须促使段祺瑞和曹锟的下台，扶持徐和吴，从内部分裂皖直两系。而是必须为同盟取得长城外的自由行动权，为了名正言顺，必须进一步削弱北京政府的权威。三是要高举尊王、和平和民主的旗号，所谓尊王就是要把承认北京政府作为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实体的象征，避免任何公开分裂国家的行为。四是大力扶持各省的反北洋派，寻求关内的同盟者。
日，民国时报发表了名为“统一还是和平”的署名为鲁迅的时评。这篇时评是由蔡元培推荐周树人写的，蔡元培说他“见解独特、文笔犀利。”文章分析了护国战争后，国家分裂，军费激增，军阀混战的现实。文章说和平乃是全国民众之希望，指出了军阀争权乃是国家混乱的根源，因此，文章认为国民应该反对军阀混战，敦促军队不应擅离防区，而应护卫国民。文章说，既然统一还不成熟，那么就应该维持和平，切莫擅动刀兵。
日，我发表公开通电，表达了结束战争的愿望，并向吴佩孚表示曹锟的安全绝对没有问题，邀请他到北京谈判。在当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有记者问：“有传言说，张总督会在北京扣留吴佩孚，不知总督如何评价？”我回答道：“绝对没有这种事，我一点都没有想过，要是有，那么我张作霖不得好死，我张家从此绝子绝孙。”当日晚上，我出发前往北京准备出席北京会议。
日，吴佩孚终于发表通电表示即刻启程前往北京商谈国是。当然，他最终决定去北京，我的保证只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这几天里，在我通过各种途径的暗示下，徐树铮和段祺瑞先后发表通电表示将会支持北京会议。他们能发表这样的通电，除了寄人篱下外，我对皖系的保证也是促使他们突然这么道貌岸然的因素之一。战场上得不到的，当然希望能在谈判桌上得到。而曹锟在受到我的威胁后，也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北京会议并要求吴参加会议，同时频频接见亲信，向吴施加压力，还发牢骚说“行动迟缓，分明不顾我的死活！”前线的直军中的众多将领闻讯纷纷向吴施加压力，要求他去北京谈判，就出大帅，扭转局势。
日，各方大员都来到了北京，包括我、徐世昌、靳云鹏、段祺瑞、徐树铮、曹锟、吴佩孚，当日，徐世昌和我举行了一个酒会，在酒会上为段和曹压惊。由于我保证支持徐和靳继续当总统和总理，因此我们三人俨然成了一伙，唯一令段祺瑞高兴的是，靳并没有忘记他旧日的恩德，对他仍然十分的热情，并表示一定会为皖系说话，但也不免向段发徐的牢骚。在当日的祝酒辞中，我公开发表了对段曹不顾国体和国内和平而擅自开战的不满，要他们给国民一个交待。当晚开始，各方开始秘密接触讨价还价。段祺瑞和曹锟都不明白交待一词适合意义，在我的暗示下，他们终于知道了，那就是我想让他们都下野。如果单单是这一点我想双方定会一致反对。但是，我私下里又向段保证让徐树铮作直隶督军时，先是徐本人开始向我大现殷勤，接着开始不断的向段游说。“督办即使在野，大家也是要听你的的。”段祺瑞终于放下了虚名，向我私下里保证愿意下野。而曹锟当然不会答应我的了，他说到：“为什么是我，要下野大家一起下野。”
日开始，七大巨头举行了5天的会议，最终终于达成了协议。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为了巩固北方的新入盟地区，经各方同意，各特别区全部改设行省，当然，西南的几个特别区沾了北方特别区的光，我带上他们只是用来掩饰自己的得势。同时为了打击皖系，从甘肃省中析置宁夏省，这是为同盟向甘肃扩张势力开辟道路。为了流放龙济光，又析广东省分置海南省，该省的设立大半要归功于徐树铮，徐树铮在得知自己被任命为直隶督军后就俨然把直隶当作自己的私人范围，龙济光这个外人自然要打发。龙济光也是皖系成员，他得到消息后立即找到段祺瑞，向他诉苦，并说徐树铮排斥异己，“分明是想造反！”
另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被任命为北疆经略史，总督北疆军政事务，我获得这么大权力的借口就是保卫边疆，当然又是为了掩饰，打着保卫边疆的借口，龙济光被任命为海南督军，马福祥被任命为宁夏督军，马麒被任命为青海督军，熊克武被任命为西康督军兼康藏经略史。由于龙济光事件，段祺瑞也感受到了徐树铮的威胁，他想不到徐这么快就锋芒毕露，于是在他的保荐下，卢永祥被任命为闽浙巡阅史，这也是段祺瑞玩的平衡伎俩。同时，为了安抚受到排斥的直系，吴佩孚被任命为京汉铁路护军史，监察直、豫、鄂三省，驻郑州。
第三个重大的决定就是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同时为了缓和川省内部斗争，任命实力派刘湘为川东镇守史，驻重庆。已经在这场战争中被解散的长江上游警备司令部的第八师番号授予冯玉祥部，他本人也被任命为鄂西镇守史，驻荆州。而第二十师、第二、四混成旅的番号则被授予康藏经略史熊克武用于保卫边疆。这当然是我玩平衡的伎俩，在我看来，这两人很可能会成为同盟在关内的朋友。同时，作为对以往发动战争的否认以及对湖南现实的承认，赵恒惕被任命为湖南督军，谭延辏П蝗蚊鲜〕ぁ�
第三十六章 十新行省
协议中还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条款，就是由于段和曹破坏国内和平，他们必须主动下野。这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军阀因发动内战而被迫下也的先河，此后，若有人在想发动内战，那就要掂掂自己的分量了日，七巨头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协议内容，在记者招待会上，段祺瑞和曹锟宣布由于发动战争，自感有愧于国民，宣布下野。我在后面又说了几句，“段督办尊重民意，不愧有三造共和的历史美名阿！”我的话当然是借机挖苦他一下，段祺瑞本人当然听得出来。
最后，徐世昌宣读了一个北京宣言，上面全是冠冕堂皇的话，比如说，北京政府是获得各友邦承认的全中国政府，因此它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对于各界要解散安福国会的要求，宣言上说，国会是国体的需要，没有国会则国将不国。对于辛亥以来的各省动不动就独立的问题，宣言上说，自治是欢迎的，独立是反对的，自治是天赋人权，独立是分裂国家，从此同盟的存在获得了完全合法的依据，宣言同时还呼吁南方军政府与北京政府继续进行和平统一谈判，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统一。和平是北京宣言的最大主题，宣言明确的反对各省军队擅自离开防地，发动内战，呼吁各省军队原地驻防，护土保民，同时以总统令的形式要求各省督军全权指挥省内军队，护卫境内和平。这一点是实际上取消了北京调动军队的任何可能，关于这一点到是获得了各方的一致认同，谁都明白军队乃是一切，都不想在军队指挥权的问题上使自己陷入任何在法理上为难的境地。
北京会议比较完满的了结了国内的战乱，由于各方力量的基本平衡，一时为国人描绘了和平的远景。此次会议的对全国局势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全国建立了整齐划一的行省制度。在此时的民国，全国共有22个行省和8个特别区，他们是黑龙江、吉林、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22个省以及热河、察哈尔、绥远、蒙古、科布多、青海、川边、西藏8个特别区。经过此次调整，8个特别区分别被改建成热河、察哈尔、绥远、蒙古、科布多、青海、西康、西藏八个省，并新设立了宁夏和海南省，这样全国共有32个行省，如果加上割让给日本的台湾省就是33个行省。
统一的行省制度建立具体的体现了五族共和的理念，有利于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往和融合，这在以后的同盟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与此同时，各各省区的边界也有所调整，此次内战中被占领的直隶西北地区被划入察哈尔省，与此同时还有山西北部二道长城以北的地区也被划入察哈尔省，这样察哈尔省的省界就直抵直、晋两省的二道长城边上。直隶的青龙县和京兆的兴隆县被划入热河，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