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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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华银行虽然财务困顿,但资产质量优良,仅在香港一地,就设有26家分行,在海外还有4家办事处。此外,嘉华银行还与荷兰安美保险集团合资开设嘉华安美保险公司。金德琴入主后,依托中信财力,经过一番整顿治理,在很短时间内便救活这盘“死棋”。
金德琴的业务能力毋庸置疑,算得上当时大陆银行界的翘楚,但他并不是一位德才兼备的管理者。撤职一事显然没有给他留下足够的教训,在嘉华董事长位上,金德琴因利乘便玩起“左手倒右手”的游戏。
1990年,中国银行借给中信集团3000万美元,作为嘉华银行增资备用贷款,约定10年归还。这笔巨资被金德琴直接划入自己在嘉华银行的私人账户,到账一个月后,金德琴只用其中2566万美元认购嘉华债券,余下的434万美元和一个月的利息184万港元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他的私人财产。
更令人发指的是,金德琴在中间抬高贷款利率,将6%的利息差额截留归己。从1991年到1995年,金德琴将本应归还国家的本息先存于私人账户,剥去6%的利息差额,然后再归还到中信账上,由此吃利息差价150万美元,加入本息再生利息一共获利达1639万港元。
到1998年离任,金德琴以各种途径中饱私囊3932万港元、159万美元,为嘉华银行造成近60亿港元的损失,濒临亏损。当年,继任者中信公司董事蔡重直发现漏洞:“1998年2月我去的时候,中信嘉华200亿贷款余额中有7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35%,是全香港第一。”
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信总部、中信香港忙于自保,千疮百孔的嘉华银行岌岌可危,左支右绌勉强支撑下来。1999年年初,金德琴一案开庭,金德琴在接受审判时居然这样说:“这是我个人面子大,国家借给我个人,当然是我自己担当风险,收益当然也是我个人的。”引自《人民日报》1999年4月7日第3版《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一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金德琴侵吞巨额公款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一文。
金德琴弊案震惊朝野,这位78岁的老党员晚节不保,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事后,中信加大对香港业务的管理力度,嘉华银行20多名金德琴时期的高管全部被炒掉,一年多后,出现700余张新面孔。
案件的严肃处理向外界释放了明确信号,荣智健与此并无瓜葛,但他还是从中嗅到紧张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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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逆转
引言
荣智健似乎有一颗永不安分的心,中信泰富的主业几经变更,唯一不变的是收购重组。
中信嘉华陷入困顿与荣智健无关,大可放心行事,他在中断增持之后,将目光投向业务扩展方面。此后,中信泰富相继介入内地电力、地产、通信等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最初起家的航空业务不断被剥离、套现,支撑主业发展。总而言之,荣智健治下的中信泰富始终处于业务更新状态,一刻不停地扩张。
扩张到钢铁领域时,荣智健决定暂时停下,重新整合资源。而这一停,就再也没有启动。
曾经志在必得的澳元成为引燃危机的“导火索”,荣智健黯淡离场,却不愿就此退出商业江湖。于是,一家名为“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应运而生,在这盘棋局上,荣氏又能走多远?
饶有趣味的是,常振明在世纪之末再度赴港,扑灭荣智健燃起的“熊熊大火”。
常振明救火
金德琴事件在中信内部引起持久反思。金德琴自持辈高,远离京城,对“掌门”王军的指令熟视无睹,俨然将嘉华银行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事后,王军开始有意加强对香港方面的监管掌控。
蔡重直暂时稳住嘉华局面,而真正的“拯救者”另有其人,此乃43岁的常振明。
常振明是中信嫡系、银行界的少壮派,37岁便做到中信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与财技出类拔萃、相映生辉的还有他的精湛棋艺,从小受清华大学教书的父亲影响,自幼研习围棋,曾与“棋王”聂卫平同队。27岁时,这位围棋七段高手告别棋坛,加盟中信集团,从此进入商海,屡有出奇制胜之举。
2000年,嘉华银行还在为生存挣扎,常振明临危受命到香港接任嘉华总裁一职,掀起大刀阔斧的整顿。
嘉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业务萎缩,为此,常振明上任之后寻找各种途径扩大规模、拓展业务,而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莫过于收购重组。以嘉华的财务状况分析,收购对象为与其规模相当或较少者佳,否则可能导致重组困难。常振明随即聘请专业顾问,寻找合适对象。
香港银行数目虽多,按图索骥并非难事,廖创兴银行、港基国际银行、香港华人银行等四五家银行初步满足要求。但各家银行大股东均无意出售股份,唯有香港华人银行控股股东急于套现,有意转让股份。
香港华人银行成立于1955年,发展至2000年时在香港已有21家分行,规模和历史与嘉华银行相差不多。难能可贵的是,香港华人银行长期耕耘零售市场,拥有成熟的信用卡业务和大量中小企业客户,这是以中资大客户为主的嘉华银行所欠缺的。若双方合并,刚好优势互补。
一方急欲套现,一方急于收购,只要对价格达成共识,交易即可进行。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2001年11月,中信嘉华银行完成对香港华人银行的收购,成交价达42亿港元,中信系统内部筹集。
收购完成后,除了信用卡业务、储蓄散户和中小企业客户显而易见的增加,中信嘉华银行在香港的分行数量扩充至47家,资产规模提升到800亿港元,由此一举晋身香港四大上市银行之列。
常振明不负众望,解嘉华于倒悬之困,在中信总部声誉鹊起,“救火队长”形象呼之欲出。
多元化滥觞
嘉华银行在常振明治理下恢复活力,与此同时,荣智健正在为中信泰富的发展问题绞尽脑汁。
长期以来,荣智健为中信泰富主业不明所困扰,收购伊始,其主业集中在物业、航空、投资等领域,但优势并不突出。收购恒昌企业之后,新增贸易、服务、建筑等业务,主业被进一步淡化,以至于在海外投资者心目中,中信泰富更像一家毫无特点的信托公司,唯一的突出之处就是频繁的收购。
荣智健满心欢喜地介绍中信泰富,却被挑剔的日本人取笑,从那之后他便开始思考定位问题。
思考的结果是多元化发展,实际上中信泰富仍未找到定位。当时中信泰富旗下有国泰航空、港龙航空、恒昌企业和香港电讯等子公司,涉足航空、贸易和电信等领域,后来荣智健又主导中信泰富先后收购香港青衣化学肥料处理厂20%股份、江苏电厂56。13%股份、郑州电厂50%股份,新增发电、化肥两项。
上述收购完成时间已到了1994年,荣智健将中信泰富的发展重点定位于基建、地产和电力。
当年5月,中信泰富收购香港西区海底隧道(简称西隧)25%股份、东区海底隧道(简称东隧)28。48%股份。次年,中信泰富与中信香港联手拍下位于香港中环的添马舰商业地块,与郭鹤年家族旗下嘉里公司共同开发,建造中信大厦,中信泰富占有40%的权益。1996年,中信泰富发股收购江阴利港电厂;第二年,通过增持将香港东隧公路股份提至64%,成为控股股东。1999年,荣智健找来李嘉诚搭档,组建财团联手购入日本熊谷组集团持有的东隧股权,中信泰富持股量上升至45%。
可以发现,1994年之前,荣智健只是试探性地进军电力领域,时值内地基建起步,电厂建设日盛一日,荣智健很快意识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于是,1996年中信泰富购得江阴利港电厂。另一方面,西隧和东隧流量剧增,带来收益相应上升,多次增持股份,乃是前景向好表征,而建造中信大厦当有营造总部和地皮升值之意。
这一系列收购主要通过发售新股筹集资金完成,项目庞大时,荣智健便找来李嘉诚、郭鹤年或者香港中信一道投资、开发,既分摊成本、降低风险,又取悦于友人,同时还往往伴随着自己私人投资。然而,荣智健似乎过于热衷资本运作,以上种种,反而越发强化中信泰富信托公司的形象。
亚洲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股价下挫,各项业务严重受损,这让荣智健认识到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做扎实主业与大肆收购并不矛盾,收购只是资产整合的初级手段,早先的航空、电信已经形成相对强大的抵抗能力,而电力、基建、地产等领域仍有待重组整合。
荣智健沉迷于宏大的产业构想,已不太在意外界看法。未来,他要做的是,在继续收购的同时,将旗下资产有机整合,形成强势板块。无疑,这更加考验管理者运筹帷幄的能力。
布局电力
1998年夏天,为缓解金融危机冲击导致的现金流紧张,荣智健将中信泰富所持中华电力部分股权(15%)出售。
令人瞩目的是,此次收购对象米高?嘉道理家族正是两年前邀请荣智健购股的中华电力大股东。当时,荣智健欣然同意,以162。54亿港元的价格认购4。097亿股中华电力新股,获得增发后总股本的20%股权。为筹集交易资金,荣智健委托摩根大通、恒生、汇丰等5家银行专门安排80亿港元贷款,此外不惜出让香港电讯7。74%的股份,以套现82亿港元。
荣智健当然不单是为了获得一个中华电力的董事席位,能够吸引他投资的项目均非池中之物,但能让他以出让优质资产——香港电讯来筹集收购资金的项目为数稀少。看来,中华电力一定魔力非凡。
成立于1901年的中华电力最初只是一家向九龙半岛提供照明用电的发电厂,在竞争匮乏用电高涨的香港一骑绝尘,到1990年占据香港总装机容量七成份额,晋身香港四大英资财团和十大上市公司行列。公司大股东米高?嘉道理家族看重中国内地市场前景,改革开放后与内地合作者合资开发不少项目,不仅将富裕电力输送到广东省,还在广东省就近投资建设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广东怀集小型梯级水电站、深圳前湾天然气发电厂等项目,斩获颇丰。
1989年前后,受中英关系恶化影响,中华电力遭致当时香港政府非难,将它在内地的电厂项目无限期推迟。
米高?嘉道理家族对政治干预颇有微词,但并未打消发展内地项目的计划,为此有意寻找背景雄厚的合作伙伴。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荣智健主掌的中信泰富都是合适选择,于是在1996年向荣智健发出邀请。当时中华电力业绩下滑,股价回落,中信泰富趁势入股,成为第二大股东。出乎荣智健意料的是,中信泰富由此获得中华电力三个董事席位,他自然在其中。
然而,位置还未坐稳,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不得已,荣智健只得将部分股权出让,收回127亿港元现金。
尽管中华电力同样因金融危机股价下跌,但比1996年形势有所好转,所以中信泰富转让股份不但没有亏本,还净赚5。5亿港元。1996年,收购中华电力20%股权花费162亿港元,15%股权折合121。5亿港元,两年后,出让价升值到127亿港元。荣智健投资中华电力价值已经实现,渡过危机后并未回购,而是在2000年初秋再次减持,出售2%股权,套现15。57亿港元,仅剩3%股份。
通过中华电力,荣智健真正触摸到内地电力市场的脉搏,他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中,欲分得一杯羹。
经过密集的考察、谈判,2001年11月,中信泰富与华能集团、神华集团和内蒙古电力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投资100亿元,在内蒙古组建北方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打造超大型发电企业。
内蒙古资源丰富,腹地辽阔,面向京津冀经济圈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市场潜力巨大,北方电力集团建成后将统领华北、东北电力市场,前景乐观。由此,进军内地的号角吹响了。
不久,中信泰富全资附属公司永胜投资与中信集团签订协议,收购后者所持新力能源65%的权益,新力能源持有江苏利港电力13。44%的权益和深圳协诚85%的注册资本。深圳协诚是一家电力器材制造企业,拥有深圳永达辉30%的注册资本和北京新朗25%的注册资本。前者专门开发、生产和销售电源开关及工业自动化设备,后者销售、安装照明设备、灯具及提供有关的技术服务。
随后,中信泰富收购江苏利港电厂第一、第二期9%股权,持股量增至65%,第三、第四期股权亦增至73%。至此,中信泰富在内地已有近20个发电项目,形成规模优势和产业集聚。
“奔腾一号”始末
金融危机退潮后,中信泰富股价升幅有限,对增发股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