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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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
时间一长，这些学者将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他们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甚至还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产生优越感，集合起来形成身份团体，在民众的头上加上一层新的暴政。
（8）民族精神的深层作用
说到底，废除还是保留普选制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并没有什么要紧。
不论是限制群众的选举权，还是把选举权不加甄别地广播出去。
不论民众的选举权是在共和制下行使，还是在君主制下行使。
更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或者是在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选举制度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说一千道一万，民众的选举结果，所要表达的只不过是一个民族潜意识的向往与需要。
假如民众未曾呼唤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法国，拿破仑即使具备再大的威力，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
假如民众未曾向往着从宗教和贵族的羽翼下面解脱出来，被记入1789年史册的就将是几个匪徒的阴谋暴乱，而非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革命浪潮。
由于法兰西民族的性格特征，使得它的民众绝不可能忍受任何刺激，只要对他们稍加拨弄，他们就会因此而陷入极端。罗伯斯庇尔也好，拿破仑也罢，甚至远到德国的俾斯麦、意大利的加富尔，他们所做的事情，也都是民众急切渴望的事情。
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当选领袖的意见，都会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禀性，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从来都不会出现显著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地遇到了民族这个基本概念。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也曾多次遇到它，现在我们一定会得到最新的认识。那就是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来说，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它主要受种族的禀性支配。换句话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受着某些遗传品质的支配，而所谓的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因此，无论情况多么错综复杂，种族和我们日常所需这两架枷锁，乃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第五章 议会
（1）没有明智的议会
同前面的群体不同，议会是我们研究的第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不过，这种区别也仅仅限于名称而已。
尽管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这些议会之间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下，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削弱了，因为各国的议会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不过这并不会妨碍他们的表现。。
许多大不相同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却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使各自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
然而，议会制度却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人们往往会认为，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一个五百人组成的议会，肯定要比十几个人组成的内阁要高明，
从我们的群众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观念肯定是彻底错误的，但是在至今为止的时间里，却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我们必须要下一个结论，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存在着一个明智的议会，除非这个议会只有一名议员。我们可以在议会中看到群体的普遍特征，比如头脑简单、情绪善变、容易受暗示、喜欢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导人物的主导作用。
可以说，议会具备了群体的普遍特征，也就连带着会犯群体犯过的大部分错误。
不过，因为议会成员的特殊构成，使得它也会有一些独特的表现，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2）议会的特征
议会最重要的一条特征，就是他们总是将意见简单化。
在所有的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党派总是把问题想的过于简单，常常会认为有一种方法能够包治百病。当然，每一个党派都有着自己的原则，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一定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意见。
议会总是有着特别天真的想法，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典型。他们往往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糊不清的普遍观念，喜欢忙不迭地贯彻死板的原则，却不去关心事实如何。
在谈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却并没有看清这场革命的实质。
在那些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引导之下，这些人以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却适得其反，让一个高度精致¨wén rén shū wū¨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采用的办法，与那些极端质朴的人有着同样的特点。
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他们道路上的一切统统毁掉。不管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全都受着同样的精神的激励。
（3）议而不决的议会
议会之所以叫做议会，很大原因都是因为它只会展开议论，却很难拿出一个决定。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早在16世纪就已经存在。在负责选举教皇的红衣主教团中，总是会爆发各种各样的争执，选举教皇的工作也会因此而被无限期地拖延。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红衣主教们隐没在一个封闭的住处，他们不允许离开这里，直到他们作出决定，甚至连窗户都被封了起来，只允许食物进入秘密会议室。
当一段时间过去后，封闭的室内温度上升，闷热的气氛和需要换洗的衣服，更有益于他们尽快争吵出一个结果。当议程变得更加深入时，食物的质量和数量被削减了，数十位与会的肥胖的红衣主教们穿着恶臭的红色袍服，食物降至每日一餐，与严格的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的饮食标准相差无几。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教们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争吵。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议会中的成员，总是会受到暗示的影响。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而且像所有群体一样，这种暗示都是来自那些享受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这种容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一种很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比如说，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因为这些问题总是和有势力选民的利益有关，像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问题，即使一个人有着天才演说家的口才，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
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会发出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反对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维护。
不过，这仅仅是议会的一个方面。每当涉及到一般性问题，比如说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议会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
尽管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不过这却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
这种情形的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已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
于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会做出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每届议会之中，都会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也存在着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说，议会需要讨论的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领袖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而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4）议会中领袖的影响力
尽管议会总是吵来吵去，看上去总是以乌合之众的形式存在，但我们还是无法忽视领袖的作用。
在无数次的辩论中，每当涉及到一个问题，议员们又没有强烈的先见之明时，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
在一些人看来，议会是体现着民主精神的地方，是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因此绝不应该存在着领袖或是强势人物。然而我们要说，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在议会中，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因为根据我们的理论，群体绝没有远见，因此，组成群体的人没了头头便一事无成。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然而虽然是这样，议会还是与普通群体有着不同的地方，领袖的作用也远没有普通群体那么强大。
议会领袖的影响力总是处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题，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的名望。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因为什么情况威信扫地，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的魅力，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我们有着非常具体的例子。
在1848年国民议会的大人物中，路易·拿破仑在两个月之前还无所不能，转瞬之间却变得无足轻重。
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也是议会成员，此人机智幽默，极富口才，人们听他讲话如同观看喜剧演员的表演一样，但是他却并不能博得多少掌声。议员们不喜欢他的那些想法，尽管他们承认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最伟大的演说家，尽管他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丝毫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
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
如果一个人想要享有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崇敬，那么就必须要有急迫而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会忘记它的感激和受到的惊吓。
我们知道，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X先生在多年时间里因其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上次大选中由于某些金融问题而被击败，此事广为人知。然而他只消做个手势，内阁便倒台了。
这位X先生，我们要为他付出三倍于通常让我们付出的代价。主要是因为这个人，使得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岌可危，又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法国人甚至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X先生的谬论让法国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对于这种领袖，我们却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使我们损失惨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而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目前还远没有超越过去的水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因此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5）如何影响议会（上）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名望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这不仅体现在它对群体的影响力方面。
它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不用费力就能够得到，就像拿破仑一样，总是能用自身的名望去压制、去感染他人。当然，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样的名望，它也可能在后天得到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极短，也可能是一段遥遥无期的时间。
正因为如此，当一位领袖试图对群体进行说服的时候，除了应用到他们的名望之外，还应当掌握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
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他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胸，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
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向他们说话，要善于以激烈的排比句式、反问句式来振聋发聩。
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应当具备特殊的辩才，这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