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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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启篡位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增多，启之后的政治集团和所属部落渐渐强盛于众小邦之上，各种制度日趋完善和巩固，原来的部落联盟渐渐向国家过渡，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形成了。往事越千年
从历史记载看，夏代从禹开始至最后一个帝桀终结，共为17世，总年数为471年或431年，其世系表为：
就在夏王朝建立并走向鼎盛的时候，在东方一个称为商的小国也在崛起。据司马迁《史记》载，商的始祖名叫契，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这位简狄在沐浴时遇到一只玄鸟下了一个蛋，简狄拾起来吃了下去，从此怀孕，之后生下了契。
尧舜时，契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司徒之职，其封地在一个叫商的地方，因而称为商族。
契死后，他的儿子昭明继位，昭明死，其子相土继位，相土是一位武功烈烈的国王，曾发明了马车等运载工具，其势力曾一度达到“海外”当商族迈入文明的门槛时，产生了一位著名的商王，名叫王亥。相传，王亥在马车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牛车，大大提高了车的功用，给人类的生产运输以及交通都带来了极大方便。据记载，王亥曾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后来到了一个叫做有易的部落进行贸易，受到当地人的盛情款待。像大多数后世暴发户一样，腰包鼓起，志得意满的王亥于得意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竟以帛和牛为诱饵，色胆包天地在有易部落做起了引诱、奸淫女人的勾当。有易部落的男人们见这个外来的小商人，自视手头有几匹帛和牛，就以为处己是世界霸主，丧心病狂地公开行淫乱之事，遂大怒。经请示部落首领同意，于月黑风高之夜，一大汉持刀欲室，将正在与有易女子行淫乱之事的王亥“咔嚓”一声砍头了事。
王亥的死讯很快传到商族部落，其弟王恒认为自己的兄弟为了几个女人命丧黄泉，很是窝囊，盛怒之下率领一干人马杀奔有易族，除夺回了王亥带去的牛车与帛，还占领了有易部落的土地，抢夺了大批女子和财物，算是为其兄报仇雪恨。——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商在灭夏之前已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小国。随着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国势渐渐强盛，最终形成了以商代夏的趋势。
自王亥之后又过了好几代，商国又出了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人物，名叫汤。这位汤王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广施仁政，国势再度加强。汤把自己的都城从叫商的地方迁到一个叫亳的地方，然后开始作灭夏的准备。这期间，汤王得到了两个极有才干的人物伊尹和仲虺的辅助，许多部落被征服，商的国力更加强大，灭夏的条件渐已成熟。
夏的最后一个帝，名叫桀，其人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所爱的世间之物除了美酒便是美女，号称“二美”当时居住在今河南西部一个叫斟鄩的地方。汤在灭夏之前，首先灭掉了夏在东方的韦、顾、昆吾等三个附属国，然后倾全力发动了对夏桀的进攻。桀、汤之间经过11次激战，桀终于力不能敌，全线溃败。夏桀率领残兵败将逃到了一个叫南巢的地方，从此宣告了夏王朝的灭亡。
夏朝灭亡后，汤率部回到了亳都，自称武王，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商代夏的新时代开始了。
许多历史记载都说商族经常迁都，汤打败夏之前先后迁都8次，灭夏后又迁过5次，直到盘庚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才不再迁都。商后期又称殷，或殷商并称。从记载看，商王朝的领土大约与夏统治的区域相似，介于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之间，而权力所及的地区可能达到了今陕西、辽宁甚至朝鲜半岛，这些地方是当时的夏朝权力伸展不到的。
自盘庚迁殷之后，又传了8代12王，历经200余年而灭亡。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和铸冶工艺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到了最后一个叫纣的国王统治时期，商的国势已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牧野一战，终于使商王朝彻底覆灭。
纵观商的历史，自契到汤凡14代，从汤灭夏到纣凡17代30王（汤子太丁早死，不计在内）。总积年有496年、629年等不同的说法。其世系为：
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宣告了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周武王自此成为天下的共主。
周武王之后，继位的分别是成王和康王，在这两个王执政的四十多年间，人民休养生息，社会安宁，天下太平。史载成康之世刑措四十年不用，其国势达到了整个周王朝的全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继短暂的成康盛世之后，周王朝日渐衰落。又经过几代，到周厉王时，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当政的周厉王又偏偏是一位极度专制的君主，除暴虐、骄横之外，还特别喜欢重用奸佞小人掌管朝政，搞得朝野内外乌烟瘴气，天下民众痛苦不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民众只好集合起来举行武装暴动，周厉王一看这阵势，知道颓局难挽，在性命堪忧的情形中，只好弃却豪华的宫殿和成群的美女，于混乱中偷渡黄河逃走，自是捡得了一条性命。此次暴动堪称是古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人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伟大壮举。由于厉王的出逃，使得周国无君，天下无主。当政治形势稍趋缓和后，在诸侯的推举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周厉王的职权，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共和”政治，而召、周二公行政的始年称为“共和元年”——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若以公元纪年计算，这一年为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出逃后，一去不复返，这个以国人为基础，由公卿执政的无君之邦，无王之天下，在经历了14个春秋之后，随着厉王在彘的死亡和其太子静（宣王）的继位而宣告结束。
由于宣王自小就历经艰苦磨难，即位之后，认真听取召公和众公卿的建议，努力治理政事，一时颇有中兴气象。令人扼腕的是，当周王朝的历史到宣王一代，外患实在太多太大，西北有强劲的戎部族侵扰，东南有夷族劫掠，南面有楚部落的进逼，虽然在召公和宣王的努力下，最终把诸夷一一平定，但周王朝的国力也大大衰弱，一蹶不振了。
宣王之后，继位的是中国历史上颇为著名的幽王，这位幽王之所以著名，不是像他的祖辈如文王、武王那样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和业绩，而是他的暴虐、淫乱和荒唐之举，久传不衰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便是他的“杰作”本来当幽王即位之时，周王室已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袭来，周王室大厦即将倾塌。但这位幽王似乎并不把这凶兆险境放在心上，一味地走鸡溜狗，寻欢作乐，尤其在得到了一个叫褒姒的女人之后，更是骄淫无耻，荒诞暴戾。当他一意孤行地废去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之时，激怒了申后的父亲申侯，这位申侯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实力，一气之下约集了鄫国与犬戎等部落，联合发兵攻周。气数已尽的周王室力不能敌，镐京城陷，幽王在败逃中被杀死，西周宣告灭亡。
幽王死后，鉴于镐京在战火中化为瓦砾灰烬，无法再作为都城，申侯便在自己的国土上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21年后，周平王在晋文侯的帮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以周公早年所建的东都洛邑为京畿之地号令天下，后人始称东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即鲁隐公元年，相传这一年孔子始作鲁国史《春秋》从此历史进人了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周王室虽然还有天下共主的名分，但政治重心却渐渐转移到列国霸主的身上，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急剧动荡、频繁变革、战争连绵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世系表为：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和—宣王—幽王
第二章 在新世纪的光照里疑古、信古、释古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传把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述下来的，只是到了文字产生之后，远古的历史和现实发生的事迹，才用各种书写工具断断续续地记载下来。由于口耳相传的缘故，对于远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后人增益、编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汉代典籍中对于古史的记载就变得互有差异，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三皇”、“五帝”的记载，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说法。如商的始祖简狄吞吃玄鸟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等，显然是神话，若以今天的科学眼光分析，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关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圆其说的古史系统，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学者产生了疑古思想，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一种疑古思想的萌芽阶段，并未形成对伪书、伪说考辨的气候。真正形成气候则是秦汉之后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尽灭六国，定天下为一统后，围绕一场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在丞相李斯的鼓动和蛊惑下，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关于焚书之事，秦王朝明令规定，“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不难想见，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焚书，对先秦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国史书损失尤为惨重。正如司马迁所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但是，由于《诗》、《书》及诸子书“多藏人家”则远没有被烧绝，故而到了西汉初年，“时有失而复见者”重新被发现的古文经共有十种，如《周易》、《尚书》、《毛诗》、《礼记》等。古文经的不断发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这场学术之争，导致了后世大量伪书的出现，并直接影响着辨伪学的发展。
自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学术界升起了一股疑古风潮，在这股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一个“古史辨派”也随之滋生发展起来，这一派别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历史进行一次总清算的大旗，一时间甚嚣尘上，几站占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按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清算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号称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历史骤然被缩短了一半，流风所及，遍及海内外。极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响，使许多国内外华人丧失了对古籍和传统古史的信心，对中国文明从兴起到繁荣的夏商周三代产生了怀疑。此后的部分学者虽没有完全否认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却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武断地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历代相传的古籍文献如《尚书》、《左传》、《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到底全是传说还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在学术界思想陷入迷茫与混乱的时刻，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文明的探索仍怀有满腔热情和足够的信心。他们以“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为学术思想指导，从狂热的论争和迷茫混乱的思想态势中悄然走出，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以求得对中国古史的认知。1925年9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
正是凭借这一学术指导思想，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1899年开始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译，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极端疑古派的结论，在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同时，也轰然撞开了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遥远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