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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最后一个匈奴-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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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地里的西红柿,正是成熟时节,阳光下红艳艳的,逗得这些孩子们直流口水。菜地外边,用酸枣刺一棵挨一棵,围了一圈,要想去摘西红柿,得钻过这一道篱笆。于是,这些孩子,公推他们中年龄最小,个头最小的一个,从枣刺与枣刺之间的一个缝隙里,钻过去,偷西红柿给他们吃。

这个孩子正是杨岸乡。其实,不要小伙伴们催他,他自己也在跃跃欲试,在篱笆外边徘徊着,寻找着缺口。缺口找到了,杨岸乡钻了进去,西红柿搭成了一溜二溜的三角架,他在三角架中出没着,挑那些大些红些的西红柿,往外扔。

最后,小孩子重新钻出了篱笆。一个个精着身子的伙伴们,现在人人都弄了个肚儿圆,嘴角上也沾满了西红柿红色的汁水。大家腆着肚皮,就要离开交际处大院。

这时候,杨岸乡又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那个行军床上的外国人,穿着一件半裤,他注意到了,外国人交裆里的牛牛特别大,鼓囊囊的一团,仿佛要将裤子撑破的样子。于是,他喊了一声,小伙伴们听到喊声,就都跑了回来,围着这个外国人看。

杨岸乡从篱笆上,摘下一根又粗又硬的红牙枣刺,轻手轻脚地走到了行军床跟前。小伙伴们都明白了杨岸乡想干什么,心里有些胆怯,就哄地一声,跑到交际处的大门外去了,然后一边在墙头上瞅着,等着看笑话,一边做好逃跑的准备。

杨岸乡猫着腰,钻到了行军床底下,然后探出头来,伸手用红牙枣刺,在这个睡着了的外国人的牛牛上,轻轻地扎了一下。

这个外国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当时他正在肤施城的保育院(后来又称保育小学、育才小学)当医生。马海德在睡梦中,感到下部火辣辣一阵疼痛,迷糊之间,伸手揉了起来,然后又睁开眼睛,朝四周看了看。

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那些围墙外边的孩子,早缩回了头,笑着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

马海德以为大约是蜜蜂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蜇了他一下。他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继续沉沉睡去。

围墙外边的孩子,见那个外国人又睡去了,于是又在墙头上,伸舌挠耳,指手画脚,怂恿杨岸乡再扎。杨岸乡受了怂恿,便又从行军床底下,探出头来,伸手要去扎第二次。

这时候,从交际处东边那栋小楼的门口,传来了笑声。杨岸乡听到笑声,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手。他搭眼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站在那里,正在望着杨岸乡笑。

“你过来,伢子!”这位首长说。

墙头上趴着的孩子,见有人发现了他们的恶作剧,喊了一声:“快跑,大人来了!”登时就没影了。

杨岸乡想跑,可是不敢。那首长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于是,他就钻在了行军床下。他在床底,任来人怎么说,也不肯出来。

“你是毛主席,我认识你。我们家的墙壁上,挂着你的照片!”杨岸乡在行军床底下说。

“我是毛泽东。那么你是谁呢?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那位首长说。

这确实是毛泽东。那天,他到边区大礼堂开会,来到南关,因为下午还有会,于是中午时间,便在交际处休息用饭。这些孩子刚才摘西红柿的情景,他都看见了。孩子们的举动唤起了他的童心,他带着会心的微笑,注视着这一幕田园剧,并且阻止了警卫员的打搅。直到最后,杨岸乡用枣刺扎马海德的这一幕,才引起了他的不快,于是走出来制止。

杨岸乡见毛主席问他,答道:“我大叫杨作新,殁了;我妈叫荞麦,我……”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毛泽东说:“你先别说你的名字,让我想想:杨……白杨……一棵白杨傲岸地站立在陕北的山野上。你叫杨岸山,对吧?”

“不,我的官名叫杨岸乡!”孩子答道。

“是的,是的,杨岸乡,一个好听的名字!”毛泽东说。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我认识你的父亲。我们是朋友。他是一个优秀的陕北知识分子,陕北才子(奇。书。网……整。理。提。供)。可惜他死了。他太脆弱了。”毛泽东还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听说毛主席和他父亲是朋友,孩子不再怯生了。他从行军床底下爬出来,拽住毛主席的手。

“你不会处罚我吧?你不会给我娘告我吧?”孩子说。

毛泽东没有言语,他的脸色很严峻,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抱起了这个只穿一条半裤,浑身尘土的小男孩。毛泽东详细地问了荞麦母子现在的情况,最后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奇*shu网收集整理,你愿意做吗?”

“什么事?”

“你应该上学了,伢子。我想介绍你到保育院去,你愿意吗?那里有许多孩子,当然他们比你大,有彭湃的女儿,方志敏的儿子,还有刘志丹的女儿,你愿意和他们一起上学吗?”

“那得问妈妈。”

“妈妈那里,我会派人去说的。”

行军床上的马海德,现在一场大梦,终于苏醒。眼皮还未睁开,他又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交裆。待要睁开眼睛,一眼看见站在身边、抱着孩子的毛泽东时奇書网,他为自己刚才不雅的举止,有些脸红。

马海德自我解嘲地说:“蜜蜂,这里的蜜蜂,叮人专会找地方!”

“是的,院子里有蜜蜂!”毛泽东的眼睛,朝空中望了一下,笑着说。

马海德问毛主席有什么事。毛泽东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一件大事,他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个烈士的遗孤,他要马海德,亲自将这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去上学,安排在初级班。

“那么现在,亲爱的孩子,”毛泽东将杨岸乡放下来,拍拍他的后脑勺,说,“你仍旧从那个去处,去为我摘颗西红柿来;当然,最好是两颗,还有一颗,给这位大鼻子叔叔!”

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

看见北斗七星,正君临我们头上;

今天早晨,我凭栏远望,

看见吉祥云彩,正偏集西北方向。

于是,我偷偷地哭了,

我感受到我们居住的北方,

它的神秘,它的奇异,它的魔幻,

它的诗一般梦一般的力量。

……

那黄土高原千万条沉默的山冈,

像千万条黄牛昂首走向东方,

咬紧牙关,背后拖着冰山和草原,

喘息着,将干裂的舌头伸向海洋。

……

北方啊,我亲爱的北方,

我们在你怀里出生,又在你怀里死亡,

假如有一天离你而出走,

你会用北斗星夜夜为我导航。

———引自旧作

那静静地佇立于天宇之下的,那喧嚣于时间流程之中的,那以拦羊嗓子回牛声喊出惊天动地的歌声的,是我的陕北,我的亲爱的父母之邦吗?哦,这一块荒凉的、贫瘠的、苍白的、豪迈的、不安生的、富有牺牲精神的土地,这大自然神工鬼斧的产物,这隶属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中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这个黄金高原。

雄心勃勃的作者,欲为二十世纪写一部编年史,于是他选择了陕北高原,选择了这荒落的山村,懒洋洋的小镇,尘土飞扬的盘陀路,以及金碧辉煌的肤施城,作为他的人物一展身手的地方。他选择了那深深沉淀于黄土颗粒中,或像“活化石”一样依然风行于现代时间流程中的种种陕北大文化现象,作为人物活动的诗意的氛围和审美背景。他带领你结识了一群人物,这些人物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细细梳理,你会发现,他们隶属于四个家世迥异的家族,即吴儿堡与最后一个匈奴联姻的杨氏家族,自宁塞川南入高原的回族后裔黑氏家族,那古老的自轩辕氏时代就在这里定居的白氏家族,以及被我们戏称的“赵半城”和“赵督学”(他们的后裔将在下一部几乎成为主要人物)———这自山西大槐树底下西跨黄河进入肤施城,又匆匆离开的赵氏家族。

当然,作者将他的主要的目光,放在了吴儿堡家族身上,或者说,放在了陕北才子杨作新身上。他怀着热忱和梦想,怀着善良的愿望和几分无可奈何的心情,为你介绍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走向革命的历程,并且让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当然,这结束生命的责任不在作者本身,而只能有一种解释:因为那是事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苛刻的读者也许会这样发难,他们认为作者应该给他们甜食吃,应该让一切都像伊甸园(假如没有蛇)一样美好,假如有死亡,那死亡也应当像电影中或小说中写的那样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死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

对于这种责难,我们怎么回答呢?也许作者觉得用一句现成的话来回答,比他自己的思考更有力:“除了作者,谁还应说神圣的真话呢?你们怕深刻探索的目光,你们自己也怕用深刻的目光去看任何东西,你们喜欢用不会思索的眼睛浮光掠影地看一切事物。①”在那场至今还在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牺牲和献身,大部分当然是以豪迈的进行曲形式完成的,但是也有许多,是以这种凭简单的道理很难说清的形式完成的,他们同样修得正果,飘扬的旗帜上同样有他们殷红的一丝血迹,历史有权利、责任在他们的面前行注目礼。道理说到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作者认为他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无可厚非。同样的,无独有偶,作者也可能受到来自另一方面的责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题材,应当由党史资料专家,而不是小说家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述,新潮的小说家应当有他另外的题材。对于这种责难,作者只能说,刚刚经历过的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陕北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无法抹煞的一个链条,构成了时间流程中不可跳跃的一页青史,而当作者,向那刚刚经历过的岁月回首溯望的时候,他透过雾蒙蒙的时间的尘埃,看到了英雄故事、美人传说,看到了这一方人类族群生活的广阔图景,看到了在命运的重轭下走向抗争、走向目标的芸芸众生,看到了大革命在这块苦难土地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于是他热泪涟涟,于是他感受到了一种悲剧感和崇高感,继而,他像一位行吟歌手那样,行进在高原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弹奏起他的竖琴。

杨作新悲惨地死去了,在高原那拥拥挤挤的坟墓中间,又增加了这壮志未遂的一座。在辽阔的北方原野上,古往今来,有多少这样的坟墓!当我们在北方原野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心中那种针刺麻醉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坟墓引起的吗?而北方黎明那魔幻般的暗蓝,早晨奇丽的霞光,也都与这些坟墓有关吗?据说人一生总要出天花,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人,躺在三尺地表之下,变成累累白骨的时候,他们的骨头也要出一次天花。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宛如一颗没有爆发的原子弹的杨作新被埋在了地下,他能够安宁吗?在陕北高原的西部边缘,横亘着一条古老的子午岭山脉,子午岭的山脉之上,有一条横穿高原,走出陕北的“天道”。这传说中的道路,给代代的陕北儿女以梦想。让他们在寂寞无旁的日子里,在凄清悲苦的岁月中,常常停住手中的镢头,喊住行在路途的毛驴,用片刻的工夫,眺望和遐想。但是,一山放过一山拦,生生灭灭,世世代代,他们更多的是把遐想和梦想,重新带进泥土,而一生一世,不能超越高原,跨出高原半步。

按照遗传学的最新解释,获得性有遗传的可能性。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是说,在人类漫长的行程中,它获得的一切,经验、智慧、苦难、失误、成功、屈辱、思考、教养、吃过的咸盐、跨过的桥梁、晒过的太阳,等等的这一切,并没有在一个人躺进棺材的时候,完全地带走,深埋于地下,他有可能通过遗传基因,将这一切“获得”,遗传给后世。

感谢杨作新,他在变成高高山上一抔土的同时,为我们丢下了一个杨岸乡。杨岸乡在成长,在行动,吴儿堡家族那千百年来的沉淀,最后沉淀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便作为吴儿堡家族的代表,代表这个家族生存和行动在杨作新之后的年代里。

当然,眼下,他生活在保育院里,那个被人们善意地戏称为中共的“贵族学校”里,那个在后来的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和电视剧《悬崖百合》中被出色地描写过的学校里,那个与彭湃、方志敏、刘志丹、毛泽民的后裔们共寝一室的战时孤儿院里。他在成长,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的亲爱的父亲,在临死前,曾经以一位父亲的口吻,向他深情地祝福,说将来的世事是他的;相信他的父亲,在被阳光烤得发烫的地下,仍然会这样喋喋不休地祝福。

而与此同时,在金碧辉煌的肤施城,这陕北高原的首府,历史,正进入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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