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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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嫌疑人。
再后来,他们一家和曹国栋先后回了沈阳,毛主席的“五七”道路走到了终点。事后,我去过几次沈阳,每次都要看望他们。他们老了,过上了清闲的生活,但我想,农村的那段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也会不断的闪回。
董魁,沈阳某纺织厂厂长,因涉及共同犯罪也被遣送下乡。他也是解放前这里的老住户,但“流放”不同于衣锦还乡,很是郁闷。后来虽然经过数次上访,甚至找到了东北局的宋任穷,企求平反,无奈犯罪事实清楚,只好作罢。现在依然生活在德盛堡村,年事已高,无所事事了。厂长,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个大官了,都觉得他有两套。在生产队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他被推为队长,结果让他手忙脚乱,令人大失所望。他慨叹:就是皇上来了,想领导好农民也未必能行啊!
董魁有五男二女,9口之家挤在不到20平米的三间土草房内。看看晚上睡觉的炕,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头。狭小的房屋俨然是一个特色的囚笼,捆住了他们生活的双手,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那年的五一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家给农民每个人2斤白面。就得说是“给”,虽然是拿自家的玉米来换,还得找差价,不给你到哪去吃面粉啊!也就是说给你指标,“给”就就是一种恩惠,包括“四类分子”所有的农民。
那时我是会计,负责收取粗粮换细粮的玉米和钱款。多数人家都按时把钱粮交到了生产队,就差董魁一家,求人捎信催了几次也无动于衷,我只好亲自登门。
五一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家早就没有一粒粮食了,钱就更不用说了。
本着让家家户户过好五一节的政治原则,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他家的粮食暂时有生产队的马料里出,秋后再从口粮里扣除。钱怎么办?生产队也没有,只好由我垫付了。
直到实行了责任制,董魁一家艰苦的日子才算熬到了头。
全公社一共有多少名“五七”战士,我不太清除,但至少也得有200多人吧。其中除了来自沈阳的占大多数,也有省内其他市区的,“下放”到团山子大队的郭洪文和妻子隋长兰(音)就是大连市的。郭洪文是大连市财经学院的党委书记,在“五七”战士中级别最高了,她爱人也是一位“高官”。我所以对他们很熟悉,因为我是他们两个男孩的初中老师。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却在一个班级里念书,是走“五七道路”耽误了大孩子读书的时间。
郭洪文是全公社“五七”战士的头,他所以选择团山子落脚,因为那里是他的老家。很多人都是这样选择的,投亲靠友,似乎天经地义。他们就的这样做心里踏实,人不亲土亲,谁晓得社会形势会有什么变故,农村的亲亲故故是最可靠,也是最后的一层保护伞。
郭洪文名气不小,所以陈锡联到我们那农村视察的时候就选择了团山子。陪同陈锡联的是毛远新,他们的来到惊动了新民县的各位领导,前来拜谒的大小车辆趋之若鹜,但都没有排上号,充当了警卫角色。听团山子目击人说,陈锡联毛远新和郭洪文夫妇亲切握手,问寒问暖,还给了他们在座的每人一支香烟。隋长兰不会吸烟,就留作纪念了。后来,这一事实得到他的两个孩子的证实。
我很钦佩陈锡联革命的经历与功绩,但后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是他在“文革”中的一道命令,造反派革了我的命,抄了我的家,吓哭了我的孩子。
那么,曹国栋被“流放”到我们生产队的背景是什么?
曹国栋的爱人姓董,叫董淑兰。董淑兰就是我们这的人,娘家在西房号,离我们这里仅仅2华里。因为我们这紧靠沈法公路,交通相对方便,人也较熟就落户了。
曹国栋是河南郑州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某学校任教。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富农,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第一批走了“五七道路”。董淑兰倒是根红苗正,是学校的校医,但受到了曹国栋的牵连,只好带着三个女孩一同当上了“五七”战士。
刚来农村时,他们夫妻什么具体工作也没有,农民叫他们为“散仙”,或叫“逍遥自在王”。按理说,他们是有任务的,任务就是“抓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你想,他们自己都是“阶级斗争”的受害者,甚至就是“阶级敌人”,让他们去抓“阶级斗争”能抓得起来吗?所以,有时候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曹国栋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念念报纸,传达传达有关文件而已。
不久,有人对此清醒了,新的任务也来了。
3 同行诸友(半师半友)(3)
3同行诸友(半师半友)(3)
“五七”战士由“无业”到“就业”,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一个文件下来,他们都有了自己新的岗位,不再是逍遥自在的散仙了。
根据原来的“从业”来安排新工作,算得上人尽其才了,曹国栋又重操旧业,和董淑兰一起走进了学校。潘德舫和马杏春上了年纪,没有再就业,办理了退休手续,赋闲在家。
曹国栋不像我们又教学又养猪还得养鸡,他和爱人每个人的工资都能顶上我们七八个人的“工分”收入,经济条件十分优裕。董淑兰是校医出身,学校没有分配她任何教学工作,上下班也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干家务活就成了她一天最重要的“公事”了。所以,曹国栋更显得比我们清闲得多了,是学校里惟一一个不被生活拖累的人。
论文凭,论水平,曹国栋在学校中都是顶尖人物,很受同志们的尊重与拥戴。曹老师待人和善,平易,对待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循循善诱,算得上诲人不倦了。在农村,我们之间很少以老师相互称呼对方,都是“大哥,大姐”式的。按农村的辈分,从董淑兰那论,我们多数人都叫曹老师“老姑爷”,他也有长辈的风度,事事处处对我们都关爱有加。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文化知识都得到很快很大的提高,学校的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也可以说,城里人到乡下来,对于他们是一种“痛苦”的磨练,对于农村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改变”,改变着许许多多陈旧的观念。在相互交流中,农村人真实地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与封闭,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坚定地走“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路,并充满了希望与理想。
曹老师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文艺体育样样精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们成了“球友”。那时他刚刚来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
1974年夏,那是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挖猪菜,而是去了三面船集市买些急需的东西。
三面船属于法库县,与我们一河之隔,相距十几里路,是离我们最近的集市了,我们辽河南的人常去那赶集。
说来也巧,集市上有两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在谈论到河南打篮球,苦于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学校。
我本来就是个球迷,那时又教体育,就和他们俩搭话。就这样我们相识了,知道他们是三面船学校的老师,并约定下一个星期天进行球赛。
看得出,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他们也会认为我也不白给,不然不会和他们签订“君子之盟”。是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对自己的球队心里有底,男女生的校队在我的调教下,可谓训练有素。
开赛的日子到了,他们真不含糊,男女球队各有胜负,互相钦佩。最后一场球赛是老师男队的对抗,操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围观的看客人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我们队的个头比人家矮一截,胜负似乎已成定局。
那时的农村,男老师多于女老师,男女的比例大致是7:3,所以没有女队,所以一个学校的体育水平如何,全靠男老师一面独撑,所以这场球的胜负至关重要了。
我们男队缺少的就是中锋,有一个个子较高的王文杰只能打后卫,让他控制篮板球。情急之下,我忽然想起了曹老师,但又不好张口。人家才来不几天,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打篮球,怕为难他。
开球不久,我们就输了6分,那时候不讲罚篮,也不是现在的“球规”,也没有三分球。输了6分球可不是个小数了,叫停的时候我看了看曹老师,心里就明白了。我看出他跃跃欲试的神态,就知道他会打球,就提议他救场,他欣然接受,并让他打中锋。
曹老师一上场,一站位,我就特高兴,他是行家,也是高手。那就叫“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我是左撇子,打左前锋,王文杰打左后卫……半场球下来,我们遥遥领先对手,落下对方十多分。最后,我们大比分赢了三面船学校男队。
三面船是来“挑战”的,且胸有成竹来对抗。原以为自己实力雄厚,在河北打遍天下无敌手,如今输了球,自然心有不甘。
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尽管那时我们学校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我们给尽地主之谊,款待了客人。酒到酣处,我提议一个月后去三面船回访,令他们欣喜得很,也是他们的心意。
易地再战,大获全胜,这都是我们有个大中锋的优势。其实,曹老师的个头并不是太高,不到1。80米,但他技术全面,脚步灵活,视野开阔,弹跳力很强……是个难得的“球才”。
德盛堡学校的球队名声大振,先后受到法库县3所学校的约请,进行友谊联赛。不久,发展到辽河南北6个球队定期联赛。
从此,我们和曹老师成了真正的“球友”,也是忘年交,或叫做半师半友。我们常在一起谈球,谈时政,也谈人生,也在一起喝酒聊天论家常。每每都是曹老师出钱,不让我们花一分纹银。他说:“我比你们好多了,等你们宽裕的时候再请我吧……”我们还能说什么啊,每次去他家吃饭,都是曹老师事先安排好的,就说有些农活让我们帮忙。比如:挖菜窖、打坯、跺墙……这些活他不会干,但他早就求人干完了,让我们去就是喝酒。
正像曹老师所说的——社会慢慢就会走向正轨,“文革”就要结束了,而我们的交往却下轨了。曹老师在落实政策中,被调回了沈阳,任某中学教导主任。从此我们未曾谋面,想不到他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死后好多年我才知道……
3 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3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在曹老师回沈阳之前,另一名年轻的老师也离开了学校。他是68届的知识青年张玉林——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长。
张玉林下乡到我们德盛堡大队第六生产队,那时他才15岁。和其他知青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打架斗殴,实实在在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的生活很艰苦,好多知青常常借故回城呆上几日躲躲农忙,只有他等到过年了,才回家同父母团聚,他把生产队当成了自己的家。
两年后,他仅仅17岁,就当上了六队的队长,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一年以后,张玉林被公社任命为副大队长。又过一年,他来到了学校,图的是走进“知识”的氛围中,可见他的眼光与理想的宽阔与远大。那时,他早就入党了,是唯一一个在农村入党的知识青年。
我从二道房学校回到德盛堡学校时,张玉林就是老师了,教体育课。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文雅、和善,更是个好学上进的知识青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但他手里总拿着一本书看。那时是没有“黄书”可看的,那么,是什么书让他那么入迷?他见我问他是什么书,笑了,原来是当时的初中课本。
他下乡的时候只念了初中一年级,实际水平都不如现在小学5年级。听说我是老高毕业,他高兴得很,叫我李老师就有了另一番情感,绝不仅仅是相互的称呼了。他向我请教,总是选择最佳时机,从来不打扰我的备课时间,或做其他的什么事的时候。处处为他人着想,克制自己的求知欲望,很让我感动。所以,我就有意思地挤出时间来,对他“循循善诱”。
1975年,张玉林被组织上“保送”到上夹河的一所中专“进修”,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赶上了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成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自从他走后,我们一直没有谋面。大学毕业后,他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期间,多次回访了他的第二故乡,并给学校送来大屏幕彩色电视机。在那个时候,彩电可是稀罕贵重的礼物了。只可惜我们没有缘分,几次回来我多没有在家,尽管他他很想见到我。
自1985年至1998年的十多年间,辽河5次爆发洪水,农民的收入呈现负增长,学校的教学条件更是无从改善。张玉林得知后,一次就捐款2000元,解决了学校笔墨纸张的燃眉之急。
我的女儿就要大学毕业了,苦于分配无着,我曾打电话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