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3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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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决定在湖南提早发动攻击，期一举规复长沙，打通北伐之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前敌总指挥，令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主力分攻醴陵、株州。第八军李品仙师及周斓教导师与鄂军夏斗寅师担任涟水正面佯攻 ，以牵制敌方兵力。以第八军之何键师及刘兴师与第七军之钟祖培旅为主攻部队，攻击潭市及娄底，进而压迫敌人于湘潭湘乡及宁乡，最后会攻长沙。预定7月5日开始攻击。
7月11日革命军李品仙师攻占长沙。
8月12日，蒋中正移驻长沙，主持进攻武汉的部署。决定分三路进军湖北：
中央军以武汉——武胜关为作战目标；
右翼军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
左翼军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
8月16日，蒋中正在长沙发表讨吴宣言。
8月15日起援湘军在汩罗河与吴军大战，援湘军突破汩罗江防线，相继攻占通城、岳州，五里牌、羊楼司等重要地点，吴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入鄂省，向羊楼洞、赵李桥集中。鄂督陈嘉谟亲率第十三混成旅及廿五师改编之一团，开赴汀泗桥增援。
15年8月21日吴佩孚在保定接李倬章等急电乞速南下，而北方战局已告一段落，乃命齐燮元代总司令留长辛店处理一切，吴亲率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南下。23日由保定乘火车南返，24日抵郑州，途过郾城，先召开防务会议，25日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才下车即获悉一片败讯，前方藩篱尽撤，大为震怒。立即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汉口空气非常紧张，租界堆布了沙包，房租一天天飞涨，汽车、马车、洋车满戴箱箧像潮水般流入租界，尤其是有财有地位的人跑得最快。吴在军事会议上痛斥各路将领，并宣布以刘玉春为联军第八军总司令，并严令李倬章等收集岳州、平江、商域败退各军坚守汀泗桥要隘。
8月20日吴亲率刘玉春和陈嘉谟抵咸宁。这时蒋中正亦统率革命军抵达岳州，吴军和革命军在汀泗桥大战，吴佩孚亲临前线，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分八路把守各要口，监视各军，遇有退缩官兵即一刀一个，人头滚滚，一日之间杀了退却的团营长九人，逃兵正法者不计其数，对于没有战意的北洋军，稍挽颓势。
吴佩孚自己立于猛烈的炮火中，刘玉春紧紧地追随他。除了大刀督战队而外，又有机枪督战队。这场大战真是杀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这是北伐军讨吴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如果不是革命军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则吴的这一套战术会守得住的。无如吴佩孚的运气太坏，他遇上的是勇武无敌的革命军，战局稍稍稳定，吴率军回鲇鱼套，飞调海军集中待命，并催援军火速开到武昌来。吴仍在火车中设置他的总部。
有人向吴密告，说汉阳不稳，刘佐龙勾通革命军，吴不相信。前线又传败讯，援军迟迟不来，海军又不及调度。刘玉春从前方败了下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下，满脸淌着热泪说：“我对不起大帅，我的人死了一半，请大帅把我正法吧！”吴正据案草拟反攻命令，获知前线败讯，乃停笔叹了一口气说：“好，你起来吧，你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现在你仍回前方照料，我决定死在武昌了。”他最后一句话声音沙哑，神情惨淡。
吴佩孚撕了反攻计划，决定死守武汉三镇。他下了三道命令：
（一）任命高汝桐为汉阳防守司令；
（二）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
（三）任命靳云鄂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
吴佩孚虽然用大刀督战队和机关枪督战队，可是兵败如山倒，溃兵退却像打冲锋一样。贺胜桥不守，前线距离吴的司令部越来越近，溃退的北兵竟向吴的火车开枪，打死了一名副官和两名卫队。
吴忍痛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不再阻挡退兵，下令设立水陆溃兵收容所，并在蛇山和龟山架设大炮以资防守。吴身边除了刘玉春是一员战将而外，四顾已无可用之将，吴本已不用靳云鹗，可是靳到底还是一员战将，所以临危又起用了他。
在战火告一段落时，刘玉春满头大汗地跑到吴的火车司令部来，仍然直挺挺地跪下，流着眼泪说：“大帅，一切都不成了，这些败兵已经丧魂落魄，靠他们守最后一道防线是不济事的。”吴岸然说：“我绝不放弃武昌，我吴子玉宁肯死在战场上也比死在床上好。”刘慨然站起来挺胸大声说：“大帅不能死，刘玉春愿代大帅守武昌，刘玉春为大帅战死，死也瞑目。”吴猛然双泪夺眶而出，他提拔过不知多少封疆大吏，可是事到危急，竟无一人敢挺身任事，面前这名爱将本是一个无名之辈，却忠义薄天，他慨然说：“事情都坏在岘亭（陈嘉谟）手里，我不许他走开，要他同负城防责任。”
刘玉春当年48岁，是河北省玉田县人，一副北方人高大魁梧模样，头发带着灰白色，他原是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第八师本驻守宜昌，并非吴佩孚的基本队伍。吴命寇英杰攻河南时，调第八师为正面进攻部队，刘玉春率三团人参加。前面曾叙述过蒋世杰坚守信阳，而进攻部队就是刘玉春，两人可算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信阳攻下后，寇英杰委刘为信阳警备司令。
蒋世杰死守信阳，使刘玉春印象深刻，这也给他死守武昌增加了信心。吴再起后，左右都是不堪一战的衰兵懦将，刘不失为燕赵慷慨之士，因此吴提升刘为第八师师长，继而又升他为第八军军长，吴北上时就把刘的三团编为卫队旅，用为亲兵。吴南下时又调这三团驰赴前线汀泗桥，所以当时人称刘玉春是吴身边的赵子龙，其实吴、刘的关系就只是这么短。
汀泗桥之战，刘玉春的三个团长都战死，卅39个连长只剩五个，士兵死伤过半。
刘玉春对吴有知遇之感，慷慨独任死守武昌之责。
武汉是中国的心脏，长江和汉水的交叉点，京汉和粤汉铁路的衔接处，华中水陆交通的要冲，东连吴越，西通巴蜀，南接岭表，北带中原，自古即为政略战略必争之地，左有鄱阳湖和洞庭湖，右有汉水和襄河，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盆地，适合守势的持久战。
吴佩孚决定死守武汉，而革命军追击吴军时被水淹阻滞，遂使吴军能从容渡江北逃，一部分退入武昌城内。
15年8月底，革命军沿铁路正面近迫武昌城郊，并向汉阳挺进。
武昌城内的吴军有刘玉春的第八师，吴俊卿的第三师和鄂军第二师的一个营，第廿五师的一个团，第一旅的一部分；守备汉阳、汉口的是高汝桐的第十四师，在武汉上游屯口和金口一带则有叶开鑫的湘军残部及娄云鹤旅的一部，又在武汉下游阳逻，黄州一带则为马济的武卫军及任应歧的豫军第十师。襄河方面自蔡甸至沙洋一带有刘佐龙的鄂军第二师和阎日仁的豫军第二师。此外尚有王献臣的河南游击队，张占鳌的十三混成旅均集结于汉口附近，自北方调来的毅军约四个旅，集中于广水、花园一带积极备战。
9月2日吴佩孚渡江回到查家墩司令部，靳云鹗已应召由鸡公山抵汉，毅然以坚守武汉三镇为己任。这时武昌城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革命军在龟山的大炮。龟山在汉阳，其大炮向武昌郊外轰击。
吴恃长江为天堑，所以对大局尚不绝望，他在炮声隆隆中，一会儿渡江到武昌，一会儿回到汉口，夜不交睫，席不暇暖，这是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战。他当时的兵力如下：
总司令吴佩孚驻汉口查家墩。
武、阳、夏警备总司令靳云鹗驻汉口。
湖北督理兼陆军第廿五师师长陈嘉谟，驻汉口、武昌。
湖北暂编第一师长宋大霈由湘境退鄂。
湖北暂编第二师长刘佐龙驻汉阳、蔡甸。
湖北暂编第四师长陈德麟驻武汉。
陆军第七师长王都庆由湘境退鄂。
陆军第八师长刘玉春由信阳调来。
陆军第十四师长高汝桐驻汉阳、汉口。
河南第二师长阎日仁驻襄河方面。
河南第三师长吴俊卿由河南巩县调来。
河南第十师长任应歧驻阳逻、黄冈方面。
第十三混成旅长张占鳌驻武汉。
武卫军马济驻阳逻、黄冈方面。
汉黄镇守使兼水上游击司令杜锡珪驻汉口。
浚滑游击司令王献臣驻武汉。
湘鄂边防军司令兼援湘总司令李倬章驻湘鄂边境。
援湘副司令董政国驻湘鄂边境。
湘军总司令叶开鑫驻武汉、上游。
海军江防舰队驻汉口，江防舰队有军舰十余艘。
毅军约四个旅驻花园、广水。
9月6日清晨，吴佩孚同幕僚在汉口查家墩总部树林中，席地而坐，正谈论前方战况时，忽有炮弹数枚，自龟山方面飞来，落于院内荷花池里，大家极为惊讶。初时据报，说是自己的炮，调错了方向；继则说是刘佐龙师叛变。吴遂率总部各处官佐及卫队一团，登车北上。
吴自汉口仓皇败退，武昌的守城重任便落到刘玉春的身上。武昌守将刘玉春毫无问题是北洋时代一个特殊的军人，他既能打仗又忠于长官，他对吴佩孚有知遇之感，所以死守武昌。
15年10月间，吴佩孚已退出武胜关外，江西南昌已发生争夺战，外面形势日非。而武昌城内尽是败兵之将，在刘玉春所指挥的守城部队万余人中，他直属的第八师只有2000人，别人天天要降，刘则坚持要与城共存亡。他认为吴大帅如此赏识他，他无以为报，奉命守武昌，不能让武昌城断送在他手上。因此，当城外炮火震天，军心离散之际，他一方面要布置死守，一方面还要分出兵力来监视城内杂牌军的行动。
革命军没有用重炮攻城是为了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着想，所以经由商会和英领事居中调停。刘玉春为了缓和革命军的进攻，所以虚与委蛇，暗中却天天和吴佩孚、孙传芳通消息，企望他们能来援救，待援不到，就打算一死。
当时武昌城内尚有居民十万，革命军与城内杂牌军互通声气，馈以香烟和大米饭，城内粮尽援断，见到这些恩物，如获至宝，于是战意更见消沉。刘玉春伤脑筋的，是杂牌军军纪太坏，诛不胜诛。
10月10日武昌城攻破时，刘登蛇山指挥守军死战，战至全城守兵尽降时才被身边的于旅长把他生拉活扯地拉到文华书院，卒被革命军擒获，解往第四军司令部。
蒋中正以刘不失为忠勇军人，下令优待。刘的囚室中有茶、有烟、有卧具，刘的手足也没有上刑具。
革命军攻下武昌后，新闻记者前往采访新闻，顺道访问战俘，其时陈嘉谟亦被俘，与刘囚禁一处。记者们见到这两大战俘时，陈嘉谟垂首不语，刘则慨然而语：“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自问对得住吴大帅，只是觉得太对不住老百姓了。我陆续打开汉阳门放他们出城，由于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放出2000人左右，且争挤淹死的很多，我听了很是伤心。”记者问他是不是反对革命，他说：“今天我已战败，还谈得上反对不反对，我只是凭良心说话。吴大帅主张也许不对，但人格很高，对我更有知遇之恩，我所以明知不能守而要苦战，就是报答吴大帅。我自知殃民危害地方，一死不足以谢罪，今既被俘，把我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赎罪吧！”
刘一边说一边做割肉的手式，新闻记者听了他的话，几忘其为反革命之战俘，却佩服其忠义之气概和视死如归的人格。
北伐军以宽大为怀，陈嘉谟和刘玉春都获释。刘回天津贫困无以为生，落拓而死。
吴佩孚在武汉苦战，望孙传芳之援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孙传芳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孙传芳是王占元的部将，他在王占元下面并不得意，他的崭露头角完全是吴佩孚所提拔，这是民国10年湘军援鄂之役，当时孙是败军之将，却为吴所看重。
当民国九、十年间，王占元在北洋军人中和吴佩孚不相上下，仅次于曹锟、张作霖两巨头。湘军攻鄂时，王在湖北不堪一击，乞援于吴，吴虽派萧耀南来援，却袖手旁观，坐待王占元的垮台，乘机攫取了湖北。此后吴虽重用孙，孙则认为江山是自己打的，对吴仅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无所谓知遇之感。所以当吴独力抵挡革命军的攻感时，孙暗自欢喜报了当年萧耀南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失败之仇。孙还有一个妄想，在直系中，曹锟倒了，现在吴佩孚又一蹶不振，此后直系便唯“孙”独尊了。孙传芳希望吴佩孚和革命军两败俱伤，他便可以渔翁得利，独霸中原。
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孙传芳有这种心理，他以为孙是他提携的，同属于直系，又同是山东同乡，不只是这些，退一步来说孙传芳即使只认是友军，过去吴也有恩于孙。过去孙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造成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吴认为多少得到吴的支持；当孙传芳进军浙江时，夏超和周凤歧作了内应，这两人和吴暗中早有联络，因吴的关系才推到孙身上；当孙部与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