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3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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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所致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迄今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有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之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阅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一日不能安其生也。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丁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敦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之困苦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铲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大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二四三、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吴佩孚久攻南口不下,最后靠了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大力相助,才算解决了这个僵局。他在北方既不得意,在南方也走错了路,因为他既不和广东的革命势力合流,又逼迫唐生智投靠革命阵营。
湖南问题是当时南北之间的一个烫手的洋山芋,袁世凯和段祺瑞时代都在湖南问题上栽了跟斗,袁、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吴佩孚如今二次出山,本来就是强弩之末,当然更解决不了湖南问题。吴的谋士张其锽屡次劝吴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吴则小视了湖南,他过去以衡阳撤兵而崛起,每次处理湖南问题都得心应手,这次再起也是起于湖南,他认为别人对付湖南有麻烦,可是他却迎刃而解,所以他对湘事自行其是。
15年4月25日他派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耀祖为湖南省长。
5月2日叶开鑫军进攻长沙,唐军措手不及,由长沙退衡州,叶部分六路追击唐军。
叶开鑫、贺耀祖等都热切希望赵恒惕能遄程返湘,主持全省大政,因此在长沙攻下后,叶即电湘省耆绅转达吴佩孚,请勿下叶督湘、贺长湘的命令,同时通电迎赵讨唐。
5月8日叶开鑫入长沙,委王隆中为湘南招抚使,俾收编唐生智的军队。
湘军一、二、三师组成护湘军,推赵恒惕为总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赵未回湘前由叶开鑫代理总司令,贺耀祖亦以护湘军名义拥赵讨唐,其致赵电略谓战事扩大,非得钓座速归主持,不足以靖湘乱。
赵恒惕自赴上海后,湘省和各方均敦促赵出山,他坚决表示不愿回湘,孙传芳在南京曾热烈相邀,赵遂赴宁小住,孙也促赵回湘主持一切,且电吴说:恢复赵的湘督,于联省、联军、联防俱有禅益,乞一致敦促。
赵恒惕曾有电到广州给国民政府,主张所有客军都退出湘境。因为自唐生智退守衡州后,广东方面即决定出兵援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派戴岳、张赞化、李明扬各军兼程援湘,并令白崇禧、夏威率桂军入湘。
15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
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提早国民革命军北伐。
唐生智获得革命军助阵后声势为之大振,15年6月中旬反攻屡为得手。叶军反胜为败,退据湘乡、湘潭。叶开鑫拟赴前线督师,吴佩孚电派末大霈、王都庆、唐福山为援湘军三路总司令,彭汉章为湘黔边防督办,令彭助叶攻唐。怎知这时彭已向国民政府输诚,通电谓已率全体部属移驻黔东,请政府予以正式名义改编,听候调遣。
这时候吴尚在长辛店,不肯回师南向,他狃于过去湘鄂之役的胜利,低估了革命军力量,只为贵州有袁祖铭,江西有邓如琢,一旦革命军入湘,恰恰陷于左右两翼的包围中,同时也没有海军为江面上的掩护,使长沙和岳州都无法攻也无法守。所以他仍在做“四次征湘”的迷梦。吴佩孚对现状缺乏认识,过去湘军援鄂之役,对吴军没有作战的决心,又因和谈错过了一鼓直下武汉的机会,遂使吴军一举而败湘军。如今唐生智的湘军虽然有限,可是唐军之后尚有养精蓄锐的革命军。这支生力军是初生之犊,都抱有气吞斗牛,灭此朝食的勇气。过去吴的部队是基本部队,同时,北方完全是直系的天下,后路源源接应,而这次吴手下只是些杂牌军队,既不能打,又不愿打,今昔异势,吴竟茫然不自知。
长沙再陷于唐生智军攻击中,赵恒惕在各方敦促下,于6月20日偕陈强、梅馨等抵汉口,叶开鑫闻赵抵汉,即驰电欢迎赵即日返湘主持一切。贺耀祖亦派代表到汉口迎赵。赵则分电叶、唐等,劝息兵停战,以免地方糜烂。
吴佩孚获知赵恒惕已抵汉口,即电赵请其尽速解决湘局,以便攻粤,对唐剿抚悉听主持。
6月27日援湘军将领林虎等30余人公宴赵恒惕,席间亦一致敦促赵出山领导湘事,赵则表示湘人苦战,必须各方罢兵言和,始愿出山。
孙传芳有个、寝两电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一则曰:湘人治湘历有年所,炎午返湘,必能息事宁人,南师北旅均宜互相约束,对于湘战严守中立,免致引起纠纷。一则曰:炎午回湘,当能调解一切,如双方减除误会,将湘事一任湘人自为,则前途皆相安于无事。至赣邓(琢如)调军窥粤之说,必系传闻之误,吾兄若将赣边粤军撤回和璞,必能阖境自安云云。
7月1日赵恒惕答宴湘鄂军政界,于是外间盛传鄂、赣、川、黔、粤,桂各军共推赵为总司令。孙传芳亦派代表抵汉谒赵,吴佩孚亦派符定一回汉与赵商湘事,吴并电鄂督陈嘉谟,令陈转达援湘各司令,一切听赵之命令。
国民革命军亦积极增援唐生智。
赵恒惕于7月初由汉口赴长沙。国民革命军于7月5日
电赵,劝赵改图讨吴,电云:
“长沙赵炎午先生鉴:日前接诵快电,兹闻已抵长沙,深为感慰,三湘为革命策源地,自湘与粤不同调,西南之团结破裂,北洋军阀愈无忌惮,比年以来,无岁不战,西南各省受其构煽,迄无宁日。联省自治之说只可涂饰一时之耳目,然而国家则将深受其祸矣。此次湘省战祸全为竞秋(叶开鑫号)受吴氏之伪命所构成。吴氏抱武力统一之迷梦,不惜倒行逆施以遂其大欲。其对于西南将士,几如帝国主义之对于殖民地之酋长,使其自相残杀为唯一妙计。竞秋之于梦潇(唐生智号),即认为兄弟阋墙之争,亦何至遽背全省人民之公意,悍然引吴军入室乎!先总理曾誓师北伐以讨曹吴,今吴氏复起,中正必继先总理遗志以讨之。公本革命党人,从前历史必不肯轻弃,宜以国家与民族之自由独立为重,吴氏之个人感情为轻,幡然改图,共讨国贼。竞秋处曾致忠告,倘得鼎言促其觉悟,为讨吴先驱,共雪嘉鱼之耻,则湘省之战立止,国民革命亦得以完成,全国人民实利赖之。蒋中正。”
北阀的兵力很单薄,革命军不过10万人,包括海军舰队一队,空军飞机一队。这样的兵力和任何一个北洋军阀相比较,都是比不上的。所以在作战的方针上,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采取各个击破。在军事目标上选定了吴佩孚为第一目标,孙传芳为第二目标,张作霖为第三目标。同时在首期作战时特别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从事政治作战。
吴佩孚既然轻视革命力量,加上他本身又是拼凑成军,在南方的兵力亦不雄厚,计有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所属驻守汩罗江北岸平江、通城、岳阳、澧县及鄂西之部可供调遣者约3万余人。陈嘉谟所部鄂军随时可供策应者亦约3万余人,湘军叶开鑫所指挥者亦约2万余人。至谢文炳、唐福山、马济、沈鸿英等部虽约有10万之众,不过谢、沈已溃不成军,唐福山军战斗力亦极薄弱。所以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比较,虽然众寡悬殊,不过革命军是以一当十当百,而北洋军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虽人多势众,却无作战力量。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湖南战局是革命军北伐的首次出师,15年5、6月间,第七军钟祖培旅及第四军叶挺之独立团进抵衡阳、安仁地区,遂使唐生智部在衡山、金兰寺及绿田、龙家湾等处之危急情势消失。6月上旬湘军在上述地区战斗不利,退守涟水及综水北岸。6月下旬革命军第四军之第十、第十二两师集中安仁,第七军之第二、第七,第八等三旅亦已到达永丰附近。
吴佩孚这时还在南口,深知湘局严重,遂令原来计划分四路兵力援湘的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等部增援,并令航空队率飞机两架及兵舰十余艘入湘备战。吴因自己一时不能南下,所以责成叶开鑫部能保有醴陵、湘潭、湘乡之线以待北军来援。不料革命军势如破竹,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集中进迫。湘军处境恶劣,直系在南方的乃急电吴南下,吴因南口战事不能分身,乃电鄂督陈嘉谟:“北方战事吃紧,自身万难南下督战,务请与李倬章、董政国、宋大霈等和衷共济,协助御敌,勿令敌军侵入鄂境。”
吴本希望征服全湘以进军西南,其后形势日非,则希望保持原来阵线以图进展,现在则希望在湖南作战,不使革命军进入湖北。
北伐军决定在湖南提早发动攻击,期一举规复长沙,打通北伐之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前敌总指挥,令第四军陈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