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1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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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地——北京。
9月30日，到达首都的，有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直隶六省代表卅一人，秘密决定于10月1日上午先在中央公园集合，然后同赴总统府请愿。怎知这个消息却走漏了，当他们第二天早上分别到达中央公园时，军警们早已严阵以待，并且断绝了天安门一带的交通，代表们不能不变更计划，采取分批的办法，直接到新华门集中请愿。于是他们直奔新华门，到达后，即要求晋见总统，徐世昌仍不接见，派曾彝进出来和代表们谈话，曾说：“各位远来都很辛苦，你们请愿，把对象弄错了，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依照《约法》的规定，人民请愿，并无向总统请愿的规定，所以请你们去国务院。”代表们回答说：“如果讲《约法》，《约法》上也没有规定不许人民向总统请愿的一条。现在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总统是一国最高元首，应该要处理重大问题的。”一方拒绝，一方一定要见总统请愿，便僵持了。请愿代表坚持不退，北京政府只得又出动警察，把31位代表全部挟往警察厅，限令他们于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否则押返原籍，他们不肯具结，便一直扣留。
双十国庆快到了，全国学生准备借国庆在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爱国讲演。北京学生定制了7万个馒头，上面印上“打倒军阀”的字样，准备在10月10日散发给听讲的群众。不料被警察机关发现，遂将全部馒头扣留。学生代表们到警察厅交涉，警察厅才予以发还。
10月10日，北京中等以上28校学生约5000人，从上午10点钟即分途在北京城内外演讲，北京的军警并没有加以干涉。12时，各路讲演队在中华门集合，军警阻止通过，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跑来劝告他们散队，他们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处继续讲演。下午有部分学生在中央公园一带散发“打倒军阀”的传单。
在上海，也有盛大的国庆纪念。全上海市的商店都停业一天，晚上还举行提灯游行大会。
北京和上海的国庆活动，都没有发生事故，大约北京政府觉得国庆日总不好意思闹出什么不幸的事情吧！
北京和上海在8年国庆日虽然没有发生不幸的事情，可是天津却发生了。
天津市准备以大游行来庆祝国庆，10日早上，天津市民约四五万人都集中在南开大学的操场，准备出发游行。突然天津市的警察厅长杨以德派出了武装警察赶来阻止游行的群众出发。双方剑拔弩张，空气甚为紧张，学生代表出来交涉，担保没有意外发生，警察置之不理。双方相持约一小时，游行前队认为不冲是没有办法通过了，因此就一拥向前，强行通过，旁观的市民也大声疾呼，呐喊助威。这一来，激怒了警察，在你冲我阻的情况下，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警察先动手了，他们举起枪柄，向学生迎头乱打。
当然在这种失去理智的冲突中，学生被打伤的很多，可是游行队伍群情激昂，他们集中力量向前猛冲，警察的封锁线便被冲破，游行队伍先到天津警察厅，质问警察为什么持械伤人，阻止国庆游行？
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是存心要对付学生和群众，他早已布置了保安队、马队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在警察厅外重重把守，他没有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只是派人出来传话，他说：“你们不必和我找罗嗦，我就是这样办，你们要讲理讲法，可以到法院告状。”游行队伍知道杨以德蛮不讲理，于是折了回来转向直隶省公署去请愿，可是因为这天是假期，公署里没有人办公。
11日天津学生罢课抗议杨以德压迫学生和市民。杨却反控说在游行队伍中发现抗税标语和推倒政府的传单。
22日天津市民和学生代表万余人向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撤换杨以德，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兄弟）亲自接见，向学生们表示歉意，并且慰问请愿群众，认为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大家为国事而辛苦，实在钦佩。关于撤换杨以德一事，表示“自有办法”。请愿的群众认为满意，当天就终止了罢课。
可是曹锐的支票并没有兑现，等了一个星期仍无消息。10月30日学生们举行了第二次请愿。曹锐仍然满堆笑脸劝学生们冷静地忍耐，再等等看，自己正在努力中。学生们体谅到省长不能直接罢免警察厅长，需向北京请示，而杨以德在北京又有靠山，所以对曹锐还是体谅。一直到第三次请愿，曹锐对学生的表示，好像有难言之隐。其实很简单，曹锐是直系，而杨以德是段系所支持。
11月19日，天津日领船津，公然致函北京政府农商部，抗议天津商会选出卞荫昌为会长，要求改选，因卞为救国十人团团长。天津市民对此极为忿怒，也要求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撤换船津领事的要求。
福建也是在日本势力范围下，其处境近似山东。
福州市有一个发国难财的商人，他是福州总商会会长黄瞻鸿——恒盛布店的老板。福州学生查出他在抵制日货期间私藏了大量日货，因此向他质问。6月14日，这位奸商堆着满面笑容邀请学生代表到他家里检查存货，怎知学生们受了骗，黄瞻鸿把学生们骗进家去，就关闭了大门，指挥家丁痛打学生，还加上匪徒行劫的罪名，向督军报告，16日福州学生千余人到省议会请愿惩办不法奸商，督军李厚基派兵把全体请愿学生带往第一中学予以监禁。李厚基向北京政府诳报被扣的全是匪徒，手持白旗，遍布街市，倡言杀人，为了防止日本派兵登陆，所以将这些匪徒悉数逮捕。
李厚基的诬告，引起了福州各界极大的愤怒，因此采取罢市罢课行动表示抗议，李厚基受到巨大的反抗，被迫于18日释放了拘押的学生，同时把奸商黄瞻鸿兄弟拿送检察厅拘留。几天后，又把黄氏兄弟送入陆军医院，然后偷偷放走了事。
6月20日，日本派来了三艘军舰到福州来示威，日本领事要求福建省当局取缔抵制日货，解散爱国团体，禁止各报发表抗日言论，否则日本将断然采取必要行动。
11月6日，学生表演新剧，剧中以日本侵害中国为主题，突有日本浪人跑来，跳到台上痛打演员。福州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勒令学生停演。下午又有日本浪人百余名，身怀凶器入城挑衅。有七个青年会学生坐了人力车经过大桥头，被日本浪人拉下车来，施以毒打。其中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另外四个学生拔足狂奔，日本人紧紧追赶，一直追到青年会，日本浪人竟公然在街上开枪，打伤了其中一个学生。青年会美籍教员段仿华闻声跑出来，日本人竟击以铁尺，段仿华被击，痛极倒地。警察闻声赶来调解，不料日人不由分说，竟开枪射击，而警察奉令不许对外人放枪，因此被夺去马枪二支。警察无法还击，只好大鸣警笛，大批警察赶到，日本人才慌张夺路逃走。警察当场捉到放枪的福田原藏，及身怀凶器，化装为中国人的与津良郎和三木小四郎三人。另七个日本浪人则逃到顺记菜店，被市民和警察包围，他们就跑到楼上开枪拒捕。子弹用尽了，他们把桌椅用具当作武器抛下楼来，有的爬到屋顶投瓦片。一直到警察奋勇登楼，他们才停止战斗，把他们的身份表示出来。原来他们是日本领事署的职员，其中一人就是领署警察长江口善海。因为他们有外交官身份，警察也不敢逮捕他们，只得电请外交交涉员转告日本领事署，请他们派人来把这十个肇事的日本浪人领回去。
在这次闹事中，由于警察不敢对日本人开枪还击，所以闹事的十个日本浪人，一个也未受伤。可是中国方面却有警察史孝亮胸腹部中四弹，马江海军学校学生刘祥开腿部中弹折骨，市民朱伊才弹穿肋骨，均人事不知。学生郑学谦、刘钟植均受刀棍重伤，黄玉苍受伤晕绝，所携现钞1000元被劫去。受伤者共计十人，均由日领派人到场认明。还有顺记西药店所受损失约3000元。
17日，福州各学校一致罢课，各商店一致罢市，抗议日本人的暴行。各界人士在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向日本领事提出惩凶、恤伤等严重交涉。17、18两日福州街头上仍然发现日本浪人追打学生情事，美国领事要求派警保护各教会学校。这次福州事件，本来是日本人有计划要制造事端，作为侵略的借口，以便于开来炮舰直接镇压中国人民。所以凶案发生的当天，福州日领就电请日本政府火速派舰来援，19日日本政府命令佐世保第二十一驱逐舰出发，20日就有日舰两艘驶抵马江。
福州日人的暴行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和愤怒，于是反日的爱国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在各地爆发，因为新的刺激，使原已要爆破的火山，缺口更增扩大。
21日，北京学生代表分途向外交部、教育部请愿。22日北京政府电令驻日代办庄景珂向日本政府抗议，并提出赔偿损失，抚恤伤亡，撤退在马江的日舰等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对于赔偿和抚恤等问题，承认派员查明办理，至于撤退兵舰一事则不予接受。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对民间排斥日货运动的取缔没有尽到力。同时日本驻华公使还向北京政府提出制止各地抗日排货运动的反抗议。
23日，日舰“嵯峨”、“樱橘”又开抵福州大桥下，并且鸣炮18响，派水兵登陆游行示威。北京政府在人民请愿游行和日本炮舰示威的双重压力下，真是左右为难，顾人民则怕得罪日本，顾日本则良心既不安，人民的愤怒更无法遏阻。在这种情形下，只得授权福州地方当局，令他们直接和日领交涉。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认为北京中央政府简直是开玩笑，这等大事地方政府如何办得了交涉，自然是中央政府的事，中央政府万万不可以打太极，敷衍和推诿，所以一再要求，对于和日本交涉事宜还是请中央政府和日本驻京公使办理。
福建全省也和山东全省一样，学生和人民愤怒到了顶点，他们都了解政府在对外交涉上硬不起来，如果不挺身站出来，则日本人得寸进尺，最后必然吞吃了福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民已实际体味到了。
福州凶案发生后，全国震动。11月23日，上海各界召开声援闽案大会，提出（一）惩凶、（二）撤领、（三）抚恤伤亡、（四）惩办日本领署参加暴动人员、（五）日本政府应向中国谢罪、（六）撤退日舰、（七）保证今后日侨不得携带武器、（八）取消日本在福州的领事裁判权。
27日，北京的闽籍学生在北大开会，高师学生刘庆平当场慷慨激昂，斩断手指，以示抗议。北大和闽籍学生代表，要求北京政府认真进行交涉。27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劝告人民对闽案应静候解决，“切勿别生枝节，致贻彼方口实。”
为了抗议福州日人的暴行，北京学生决定举行一次游行演讲示威运动。这次示威运动不罢课，参加的学生都是请假前来的。29日上午11时，北京中等以上34校学生三万余人在天安门集合，12时出发游行讲演，下午3时回到天安门集合散队，军警未加干涉。
上海学生自12月3日起停课四天举行爱国讲演，并且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以抗议福州日人的暴动。
12月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福建同乡会等17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与会人士约10万人，公推商会会长安迪生为主席，由于北京商会对抵制日货缺乏热情，因此这次大会故意推商会会长为主席，以迫他表明态度。下午1时开会时间已到，安迪生却无影无踪，没有出席，大会乃改提断指的刘庆平担任临时主席。群众们对于安迪生迟迟不到表示不满，在群情愤激中有人大呼推翻总商会。就在这个时候，安迪生率商界代表千余赶到，他站在台上代表商界全体，表示一致坚决抵制日货的人民公意。与会群众要求商会签字为信，安迪生承诺商界全体在三天内将现存日货封存不卖，群众认为不满，嘘嘘之声大作，几乎闹出事来。幸而大会主持人向到会群众说明，今天大会的目的是一致对外，劝大家冷静下来，不要引起内部纠纷。大会议决声援闽案各条，与各省市所提者大致相同，另外发表对世界各国的宣言，否认一切中日密约的效力。
由于这次大会的规模和结果，北京抵制日货运动才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北大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从10日起派人到税关检查进口货。各业商人在商会集体宣誓，永远不进日货，并且用电报通知日本退货。日本工商界看出中国人抵制日货是有决心贯彻的，因此日本民间和商界才开始发出改善中日关系的要求。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得寸进尺，不幸中国抗日的情绪，在民国初年只表现在民间，而政府的表现则是软弱无能，这给日本侵略者一种极大的鼓励。
这一时期，各省都发生军阀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同时迁怒于教育事业。
12月1日福州学联被福建督军李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