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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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来换去，却还不过是和命运较劲。
有一种关系，被我称作“圆舞关系”，就是那种身处庞大的世界，却只在有限人物间排列组合的关系。且不说陈冠希和他所牵涉到的明星，钻石大王和他身后的女明星们，即便我们心目中白衣飘飘的梁朝伟、张曼玉，一样是这个圆舞链条上的一个环节。A在无线电视台演员培训班是和B在一起，C参选亚姐是D在幕后支持，D还支持过E，E曾经是A的爱人，结果又被F把A夺走，F后来也没和A在一起，F现在的伴侣G曾经和E的前男友H是情敌，一起争过C的芳心。不是逻辑最清楚的人，绝对会被这个蜘蛛网搞混了。
其实每个人都身处这样一个有限的“圆舞关系”网络中，人的精力时间总是有限，把交际圈的半径延伸再延伸，恐怕还是大不到哪里去。何况还有口味脾性在做指引，你交往到的人，永远只是你想要交往的人，你所以为的浩瀚宇宙，不过是属性相近的星星不自觉凑成的一个最小星系。
所以，我随机打开一个博客，链接里至少会出现一个我的朋友。我在豆瓣上随机点开一个成员，他的友邻列表中总有我的熟人，我在MSN上聊到的一个远在巴黎的女孩子，有天忽然告诉我，她的室友，是我最好朋友的干爹的女儿。“六人法则”已然失效，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现在是三个人。
人际关系圈子，不过是一支圆舞圈，虽在不断更换舞伴，但跳舞的人，就那么几个。愿意被圈进来的，也就那么些人，换来换去，换不出什么新意。我卷走了你的舞伴，踩脏了你的舞鞋，或者把你的钟表提前拨到了十二点，都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这是一支圆舞。
《马缨丹》二零零一年
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我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一个谎言，常常等于十个谎言；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悉德尼·鲁迈特导演的电影《在魔鬼知道你死前》中，财务出现危机的兄弟俩，打算抢劫父母的珠宝店。他们的计划如下：弟弟出面去雇个人来，在周末的下午，趁着珠宝店的店员独自在店里时，抢了营业款就走，保险公司自会负责赔偿父母的损失。但结果却没这么简单，那天，珠宝店的店员请假，他们的母亲亲自去看店，雇来的劫匪不认识她，开枪把她打伤，自己也被打死。兄弟俩开始善后，却发现泥团越搅越大，被雇佣者的女友，伙同她的哥哥敲诈他们，为筹得钱款，他们又得去抢劫墨西哥毒贩，父亲却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彼得·伯格导演的电影《宝贝好坏》里，男主人公在婚礼前，与四个死党去拉斯维加斯狂欢，并召了脱衣舞娘来房间跳舞，结果失手将舞娘推倒，致她死亡。正巧安检人员接到对他们房间音量的投诉前来检查，发现了尸体，他们又合力杀了安检人员，终于把两具尸体全都处理完，五个人之间却起了冲突，一个接一个被干掉，而婚礼却要如期举行……
科恩兄弟导演的《老无所依》中，牛仔在毒贩的火拼现场，捡到了两百万美金，本可安全脱身，他却多此一举，在夜间重返现场，结果与毒贩遭遇，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变多了：逃跑，把两百万美金藏好，把妻子和神经质的岳母转移，躲过警察的质询……
都是貌似简单的事，却因为一个小意外开始渐渐失控，但若没有这个意外呢？也未必能让事主全身而退，谎言和坏事都是精密的系统工程，导致它麻烦起来的，不是它本身计划的简单或复杂，而是因为，它的不合理、不合法、它的冒险性、它对别人的伤害，使得它天然地比别的事物多几道工序。一个谎，要用十个谎来圆。一个谎成立的基础，是后续的十个谎都成立，一个谎不是单纯的一个谎，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十个无懈可击的谎。要编造谎言A，其程序应该是由A1……A10到A，而不是由A到A1……A10。坏事也一样，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一件坏事不至暴露的前提，是十件坏事都不会暴露。
所以连岳劝说一位想在十年间完成“1。钓到冤大头；2。让冤大头出钱供她去法国读书；3。再找到下一个冤大头；4。使财富增值；5。擦掉一路走来的痕迹；6。继续往上走。”等步骤的女孩子：“我们在揣摩自己的未来时，要首先记住这个常识，它适用于任何职业：无论是坐台还是坐班，不要尝试实现太过繁杂精密的计划，那样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等于一场风暴，一步棋等于十步棋，一个谎等于十个谎加上天意。在做坏事的可能性之前，使我们悚然止步的，通常都不是道德、法律，而是后续的那十件坏事。而不畏这十件坏事，毅然做下去的，不是蠢材，就是强人。
对他说， 听他说
《潘神的迷宫》导演吉勒莫·德尔托罗监制的影片《孤儿院》曾创下西班牙电影的票房新纪录，并获得戈雅奖14项提名，但它的故事实在让人心碎：女主人公带着儿子回到当初她居住过的大屋子里，想把那里办成一个孤儿院。住进去不多久，她的儿子告诉她，自己交了一个新朋友，她认为那是他的幻想，并不多加理会。孩子有天又告诉他，他的新朋友有个神秘的小屋，要带他去玩。她正忙着操办招待孤儿的派对，依旧急忙打断了他。派对后孩子却失踪了，直到六个月后，她才在楼梯下一间隐蔽的地下室找到他小小的尸身，原来他所说的神秘小屋，就是这个地方，而她也正是在那个派对中间，无意间将地下室的门给堵死，以至于将孩子困在了里面。她如果能耐心地听他说话，甚至跟他去那个地下室看一看，后面的悲剧可能都不会发生。
我的朋友宋晖非常受小朋友欢迎，每次聚会，朋友的孩子都和他喁喁地说个没完。每到朋友家里，大家同样向孩子们张开怀抱，小孩子却总是率先扑向他，留下我们尴尬地收回手臂。他后来向我们介绍跟孩子相处的心得，其实并不神秘，他说：“小孩子其实都是很寂寞的，很想和大人说话，但大人总觉得孩子的话很傻，不愿意听他们说话，要想和他们相处得好，只要跟他们说话就够了。”
大部分父母和孩子的问题就在于不肯对他说，不肯听他说。儿童教育教程往往教导父母“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但不管采取什么姿态，和孩子说话才是核心，“叽叽咕”是什么东西？怎么说一句“啊乌子就要来了”，就像按到了某个按钮，会让他笑个不停？四年的本科教育，到头来，难道就是为了和小孩子讨论“啊乌子”到来的问题？人每天都难免有几个刹那会精神崩溃悲从中来，和孩子说话可能是其中之一。
但你不说，自然有人会跟他说。比如《孤儿院》里那种神秘的朋友，再比如《犯罪现场》第七季中的一集，社区里有两个孩子失踪了，最后找到的嫌疑人是潜伏在社区里的恋童癖。他的屋子里有饼干糖果，有漫画玩具，他总是耐心地听孩子说话。他比孩子的家长更知道孩子们喜欢什么。破案后的警察举出一项数据，调查显示，父母和孩子每天说话的时间，平均少于二十分钟。所以，每每看到广电总局一系列与电视动画片播出有关的新规定，特别是对境外动画片播出时间的限制的一再扩大，觉得这和跟孩子说话的道理相同。你不和孩子好好说话，自然有人跟他说，你不肯占领的地方，自然有人会去占领。
《孤儿院》二零零七年
俗世的网
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里，主人公九莉对邵之雍动了杀心：“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刀，太沉重了。还有一把切西瓜的长刀，比较伏手。对准了那狭窄的金色脊背一刀。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拖下楼梯往街上一丢。”
让弱女子敢于畅想谋杀的，不只有他不爱她对她所造成的伤害，还有他的“法外之人”身份。“法外之人”，是人际关系断裂的人，是没有过去的人，是挣脱了俗世之网的人。丢失了，没人过问；被害了，没人报官；进入法律程序了，没人打点和追问；无论如何敌不过有俗世之网在背后撑腰的人。“法外之人”的身份，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虚拟安全防护网上一个严重的裂缝，让最柔弱的人，也敢于畅想施加侵害的可能。
电影里的连环杀人狂，瞅准的都是这种没有防护网的“法外之人”。《X市民》里的前苏联杀人狂，瞄准的对象是游荡在火车站的孩子；《黑暗中的孩子》里跨国贩卖人口集团的罪犯，目标人群是流浪儿和贫民窟里的孩子；《美国精神病人》里的中产阶级杀人狂，也会瞄准街头的流浪汉。黑夜里，他走到那蜷缩在角落里的身体旁边，给上一刀。现实中更常见的，是贾樟柯电影中那些没了故乡的人。他们的故土沦陷，他们没了过去，被抛在世界上任由处置，尊严、生命安全，全都不获保障，要辱，随便就可辱得，要死，轻易便死了。所以，一个人，只要在“贫穷”和“流离”中占上任何一项，都会彻底成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赤裸的人”，以一种“赤身悬浮，身心无处安顿”的形式存在。他们想要这张网，却也无力经营。
即便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一张俗世的网，在那些内心挣扎的关头，对自己进行防护，保证自己不致脱轨。当年，海子去世，西川悼念海子的文章里，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海子的死使我对人的生活方式颇多感想，或许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被一张网罩住，而这张网就是社会关系之网。……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像一只只手紧紧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离开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些手会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杀时显然没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
那些在紧要关头阻止了当事人世外之念的，就是这张网。张柏芝前阵子上电视接受访谈，这样谈及艳照流出时她的反应：“我好惊好惊，立即进入宝宝房间，他当时只有七八个月大，我抱起他时真的惊到脚软，差一点摔倒。”“好像我婆婆，那么难堪的事很难去讲个究竟，她只是送了一个娃娃给我，是两个娃娃抬着一块荷叶，刻着‘风雨同路’四个字。”她被这张世俗之网拦住了，她还能继续生活。
使得人金贵起来的，就是这张网。人若有位置，也不过是人在网中的坐标。我们都得努力经营这张网，在一切外力和内力使自己动荡的时刻，将自己牢牢地网在原地。
愈救赎愈作恶
我常常给人留下阅历丰富的虚假印象，因此免不了被人请教该如何为人处世。前几天，有行将离开校园的小朋友诚恳地问我：“将来，最该提防的是哪种人？”我认真地想，艰难地措辞，然后告诉他：“得提防那种找到了持续的赎罪途径以及建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宽恕机制的人。”
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众人，他们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作恶，却也清醒地为自己找到了赎罪的途径，因此可以持续地坏下去。女骗子金永花的方法，是不断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自己是为生活所迫，一念至此，她顿时原谅了自己，下次照旧哼着小曲去碰瓷。老骗子潘知常的方法则是做痛苦的负荆请罪状，骗光了姨妈的钱，却还要以无辜的面貌找上门去，陪了发烧的她一个晚上，顿时就浑身轻松了。崔卫平先生谈起这个电影，认为这里面众多小人物的道德逻辑是“作恶——偿还——再作恶——再偿还”：“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是能够提供偿还的；而当他偿还时，他放松了对于进一步作恶的戒心，甚至同时正在准备着下一次作恶，如此往返，乃至无穷。”
再比如《沉默的羔羊》里，剥人皮的连环杀手，最怜惜小动物；《无路可退》里邪恶的法官，一边收黑钱、草菅人命，一边却在电影院里为伤感电影泪流满面；在路上大声斥责殴打妻子的男人，还助养了若干孤儿，时不时带着鲜花和糖果去看望他们，连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这些手段，是他的偿还，是他为自己的道德焦虑找到的释放之地，是他为自己捐的门槛，是他为自己购买的虚拟道德货币。
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也多得很。越是刮地三尺的贪官，越是要写异常恬静的田园诗；越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越要画毫无烟火气的山水画。一边作恶，一边抒怀，一边为非作歹，一边寻找救赎，一边做bitch，一边香烟缭绕地祭着一个人工处女膜。因为有了寄托，因为有了救赎的手段，因为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自己的人格镜像的塑造，作恶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近一点的例子……勉强可以算上倪震，他在信箱专栏里警告少女远离四十岁的已婚男人，离开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男友，但他所奉行的，绝不是他在专栏里所称道的人生观。文章是文章，人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