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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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还趁一场骤雨逃脱。但第二天，米拉贝尔夫妇和米娜瓦就被逮捕，两周后，他们被释放，但这还没完，此后他们又几次入狱，这最终导致了米拉贝尔老先生的死亡。
三姐妹后来都陆续和反特鲁希略统治的青年结婚，并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人称“彩蝶姐妹”。他们的组织甚至在1960年策划了一次刺杀特鲁希略的行动，行动宣告失败，成员陆续入狱，特鲁希略迫于国际压力将女性成员释放。此时特鲁希略已经七十岁，身陷四面楚歌、风声鹤唳的局面。他理所当然地，将这一切都归罪于反对者，尤其是拒绝了他并且反对他的女人们。
1960年11月25日，三姐妹去监狱看望她们的丈夫，回家＇文＇路上遭到＇人＇劫持，死于＇书＇乱棒之＇屋＇下。凶手随后伪造了一个车祸现场，官方报纸也说，她们死于车祸后坠海。特鲁希略则在事后去了三姐妹丧生的悬崖上，得意地说了一句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话：“米拉贝尔姐妹们就死在这里。她们是多么好的女人啊，但她们却是如此不堪一击。”
但不堪一击的未必是这三个弱女子，半年之后，特鲁希略被暗杀，他的政权宣告瓦解，让多米尼加在地狱烈焰里炙烤了三十年的特鲁希略恐怖统治总算过去。虽然特鲁希略垮台更多是因为他的过分暴虐导致的内外交困（美国抽去了对他的扶持和支持），但人们更愿意理解为，是三姐妹之死，为他添上了最后一根稻草，并理直气壮地将三姐妹之死和他的垮台视为因与果。
三姐妹的生平在2001年被马里亚诺·巴罗索拍成了电影《蝴蝶飞舞时》（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又译作《蝴蝶女郎》，或《烈焰飞蝶》），由萨尔玛·海耶克主演。电影囊括了三姐妹生平大事，上述情节，在电影里都可以看到。最后一幕，是乱棒与三姐妹躲闪的身影，随即画面上就飞起一群蝴蝶，也许是比喻香魂化作了蝴蝶，给愤懑难平的观众一点安慰。2005年的电影《山羊的盛宴》则再一次提到了三姐妹的故事，而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却是一个足以与米拉贝尔姐妹的命运进行对照的女子，她耿耿于怀的，是父亲竟会把自己作为礼物献给特鲁希略政权的当权者。可见，世事艰难时，最艰难的还是女性，在暴虐和淫靡的气氛之中，女性的命运也常常趋同。
命运如此沉重，如此无可避免，但为什么我们乐于用轻盈的、美丽的、脆弱的蝴蝶作为一切坚韧的女性的象征？也许是因为我们能以蝴蝶之轻盈，比照出现实的污浊，以蝴蝶微弱的力量卷起的风暴，说明现实的沉重也并非难于撼动。
这风暴还在继续，但远远没有终止。从1981年起，妇女问题活动家就将米拉贝尔三姐妹遇害的11月25日定为反对暴力日。199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这个日子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
这是个蝴蝶的纪念日。
遥看《窗外》
在台湾地区禁映三十五年之久的1973版《窗外》，被林青霞以“意思意思而已”的价格买下版权，在2008年7月的“宋存寿电影文物暨作品回顾展”上重见天日，想要领略林青霞十九岁芳容的人立刻在电影院外排了长队。
1963年，二十五岁的琼瑶凭半自传体小说《窗外》一举成名。1964年，陆建业的中国育乐公司买下了《窗外》电影版权，拍成黑白电影，由崔子萍导演，吴海蒂和赵刚主演。电影上映后，琼瑶的母亲对自己被描绘成不近情理的母亲极为不满，绝食几天几夜。1972年，陆建业再组八十年代有限公司，又要重拍《窗外》，害怕家中再起波澜的琼瑶与陆建业打了一场一波三折的官司，最后双方各退一步：琼瑶同意继续拍摄《窗外》，但不同意在台湾公演。由宋存寿导演、林青霞和胡奇主演的《窗外》，最终只在香港及东南亚上映。所以，林青霞的处女作是《窗外》，台湾人第一次看见她却是在她的第二部电影《云飘飘》里。
为什么是1973年呢？为什么要在1973年前后重拍《窗外》呢？1973年，在台湾电影史上，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台湾将胶片进口税率降低为13％，台湾影片娱乐税不得超过30％，在这样重大的利好消息刺激下，台湾当年的电影总产量第一次达到了世界第二。而琼瑶片的重要导演李行，在1965年拍过《婉君表妹》和《哑女情深》后，远离琼瑶片许久，却也在这一年心情复杂地回到了琼瑶电影流水线上，拍下了酿就票房奇观的《彩云飞》、《海鸥飞处》、《心有千千结》（这出戏的场记是刚得到李行提携而进入电影界的侯孝贤）。
1973版的《窗外》与同时期琼瑶片情调迥异，完全没有当时琼瑶片那股子四十年代电影的遗韵滥腔，全片仿似欧洲电影一般忧郁，顾嘉辉配的主题音乐竟是口琴曲，更为全片蒙上灰黄寂寥的情绪。扮演康南的胡奇，时常在武侠片中露面，在这里却有说不出的温柔贴切。［ＷＷＷ。ＷrsＨＵ。ＣＯＭ］
但又为什么，是三十五年后呢？为什么三十五年后才将它解禁？或许因为琼瑶的母亲已经去世，或许因为导演宋存寿也已去世，或许因为，三十年，是最标准的爱恨泯灭期，也是最适当的回顾期。十年二十年太短，而五十年太长，只有三十年刚好，有些人离去，可供欷殻Ц刑荆行┑背踝鞒龅木龆ǎ讶幌孕А�
改革开放三十年，恢复高考三十年，CCTV《新闻联播》开播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而立，三十年细说重头……十年，是时代的一小节，三十年，是时代的一段，藏着一个心理上的换气符，就连张爱玲也要说：“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就连耶稣，三十岁前也并不传道，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下一次回头，当是三十年后了吧，若有人提早要求，就答他：“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六张《画皮》
重温那部由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拍摄于1965年的《画皮》之后，只觉得怅然若失，总疑心这并不是我四岁时候看到的那部《画皮》。上网查询，方才发觉与我有着相同感受的人不在少数，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曾经看过一部无比恐怖的《画皮》，绝非朱虹主演的这部，那部电影已因过分恐怖被禁演，现如今已难觅其踪——那是一部失落的《画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蒲松龄当年写下这篇《画皮》的时候，大约不会想到，这千余字的短章，会成为《聊斋志异》里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并在多年后被改编成四部电影及两部电视剧。当然，这也是因为《画皮》具备最戏剧化的那些因素，恐怖、艳情、家庭伦理，应有尽有。
第一次将《画皮》影像化的是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影片拍摄于1965年，导演鲍方，主演是朱虹、高远和陈娟娟。朱虹演那个来历不明的女鬼，高远演英俊憨厚的书生，陈娟娟则演贤良的妻。这几乎是最忠于原著的一部《画皮》，1979年，这部最老实的《画皮》得以在内地上映，却有恐怖的传说流传下来。据说，当厉鬼在银幕上现身时，有人在电影院里被当场吓死。
接下来是邵氏公司1979年拍的《鬼叫春》，编导是李翰祥，由岳华、胡锦、余莎莉、焦娇主演。《鬼叫春》的故事从武则天时代跳跃到曹雪芹时代，前半段讲述王生与女鬼的前世恩怨，为故事添上宿命色彩，后半段则与原著出入不大。整部片子在艳情、恐怖之外，还有几分谐趣，开篇是一个老头在月下讲故事，开讲前，先把小孩子都赶回去，表示这个故事孩童不宜，故事每每发展至紧要关头，老头和村民还会再度出现，插科打诨兼评点。
我最喜欢的一部“画皮”电影，是1993年上映的《画皮之阴阳法王》，由胡金铨导演，王祖贤、郑少秋、午马、洪金宝、林正英主演。不论女鬼、书生，还是魔王、驱魔人，都是一时之选，胡金铨的作风则是他那种诗意的写实，驱魔的道长像个看守果园的老农，穿着厚墩墩的棉袍，为了拯救人间，砍了桃树，彻夜加班，赶制伏魔的法器——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有种原始的荒寒、年画般的温暖和诗意的拙朴。可惜那时，观众早已被《倩女幽魂》吊高了胃口，再也不会掉过头去体味所谓风骨，看见魔幻故事里的人，跑起路来竟气喘吁吁，确实不大耐烦。这部电影1993年9月在香港上映六天，收入三十一万多港币，票房排名是当年的第117位。不过，它还贡献了两首动人的电影歌曲，片首是郑少秋演唱的《摘下满天星》，片尾是他和陈松伶对唱的《只有梦里来去》。
第四部“画皮”电影，就是由陈嘉上导演，甄子丹、陈坤、周迅、赵薇、孙俪主演的大制作。
而那两部以《画皮》故事为蓝本的电视连续剧，一个是1988年亚洲电视台的连续剧《聊斋志异》中的若干段落，另一个则是2006年播出的《聊斋》系列剧的第一部，由江华与曾黎主演。
人们认为那部“失落的《画皮》”确实存在，大概都只因凤凰版《画皮》的重现。经过了三十年观影经验的洗礼，它在现今的我们看来，只有端庄典雅，而不显恐怖阴森。但在记忆里的1979年，在电影院的那个晚上，却的确有那么极度惊骇的一刹，也因此酝酿出电影吓死人的传说。携带着这样的都市传说以及三十年代的期待与记忆，再看凤凰版《画皮》，只觉得怅然与疑惑。记忆由此产生落差，这个落差需要填补，于是，另一部不存在的《画皮》悍然诞生。它一定存在过，一定不见了，一定藏在世上某个角落，在某个胶片库里，落满灰尘。尽管我们稍加思考就可以知道，即便真有那样一部《画皮》，也绝无可能在1979年的大陆上映。
但它真的存在，存在于我们记忆的夹缝和易受暗示的心神之中，就像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说的那样：“人总是乐于接受暗示和自我暗示，并将这种情绪传染，群众因此会看见他们没看见的，或者歪曲他们看见的。”所以，即便是集体记忆，也不一定真实，即便是大家以为一起看见的，也不一定靠得住，那部“失落的《画皮》”即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画皮》一九六六年
《彩霞满天》一九七九年
琼瑶的第五个主人公
琼瑶电影里，永远有五个主人公。
前四个主人公不难理解——她的电影里，通常纠缠着的两对情侣四个人，而第五个主人公是谁？那便是琼瑶片里必然会出现的主题歌和插曲。1965年，《婉君表妹》和《哑女情深》被李行拍成了电影，琼瑶片开始成为文艺电影的品牌，但此时，这第五个主人公的出现并不频繁。大概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的流行音乐界，还是闽南语歌曲的天下，国语电影和国语歌，地位还比较微妙。况且，那时候的琼瑶，并没有完全获得自己电影的掌控权，在由她早期作品改编的《春归何处》、《陌生人》、《婉君表妹》、《花落谁家》、《明月几时圆》中，很少有歌曲。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国语歌渐渐占了上风，琼瑶电影也渐渐显示出商业价值。琼瑶和皇冠公司，在1968年组成“火鸟”电影公司，开始拍摄琼瑶电影，首部作品《月满西楼》中那首由刘家昌作曲的《月满西楼》就迅速流传开来。“火鸟”只拍摄了两部片子，但琼瑶电影里要有歌，却成了此后琼瑶电影的传统，也成为此后台湾电影的传统——隔着三十年的时空，台湾电影接上了四十年代文艺的脉搏，四十年代那些风行一时的“时代曲”，多半是电影歌曲。
为什么爱情文艺片里必须要有歌曲？因为“当故事的主角自家庭、社会、伦理的‘真实’状态中脱逃，音乐往往出现在这种伦理‘真空’的桃花源，帮助建构浪漫氛围。”更因为，当主人公漫步在海滩、草地、山冈的时候，必须要有一首歌，来将他们感情升温的过程一笔带过。多年后，关锦鹏在电影《愈快乐愈堕落》中，以刻意模仿的形式，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反讽。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琼瑶电影的黄金时代，也是琼瑶歌曲的黄金时代，电影盛世里，琼瑶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庭院深深》、《彩云飞》、《海鸥飞处》、《心有千千结》、《一帘幽梦》，但当我们听到这些名字，首先想到的却是同名的歌——电影已经被人遗忘了，歌却留了下来。琼瑶在1976年自组的巨星影业公司，更把这种模式推向极致。七十年代是民歌的年代，她影片中的主人公迅速披挂上了民歌手、吉他手的身份，出现一首歌甚至许多首歌也是理所应当。《彩霞满天》、《在水一方》、《我是一片云》、《金盏花》、《梦的衣裳》、《聚散两依依》、《月朦胧鸟朦胧》、《雁儿在林梢》�
